三

在中共进入国际视野的同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正在整理他的延安采访经历。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位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外国记者，他的初衷就是想了解长期为媒体封锁且被妖魔化的“中共”“红军”“苏维埃”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的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这部著作，“对于树立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在西方的正面形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为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共及其领导的解放事业，刻画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动形象。

世界开始关注中国，目光开始聚焦延安。继埃德加·斯诺之后，延安几乎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山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记者、医生、学者、专家相继来到延安，或观察采访，或投身工作。诸如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德国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印度医生柯棣华（Kwarkanath S. Kotnis）、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英国学者林迈克（Mical Lindsay）、新西兰专家路易·艾黎（Alley Rewi）、美国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以及1946年来延安采访毛泽东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等。他们通过耳濡目染的观察、采访和交流互动，甚至投身中国革命的无私奉献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世界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录。

经历了两次大革命失败的挫折和艰难困苦的长征之后，延安时期的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事关国家危亡、民族生存的政治主题中，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展开了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在延安窑洞烛光下产生思想的时期。中共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系统总结，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凝聚、提炼和阐释全党的思想智慧方面居功至伟。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农民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斯诺认为，假如农民的这些诉求在中共的领导下成为“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事实证明了这一具有预见性的论断。

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也涉及了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虽然在中共早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纲领中，一直显现着苏联的联邦建国身影，但是少数民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成立自治区”同样是中共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选项。毛泽东对斯诺说明抗日战争的政策目标时，专门指出了内蒙古地区的前景：“至于内蒙古，这是蒙汉杂居的地区，我们要把日本赶出那里，并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这不仅是一个政策宣示，而且已经开始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付诸实践。

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包括了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辖20多个县，人口约150万，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斯诺在陕甘宁边区采访时，专门访问了回族聚居的豫旺镇，当时那里正在筹备建立回民自治政府。斯诺在与回族红军士兵交流中，十分惊奇这些农民子弟对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理解和信任，他认为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回、汉关系中的历史积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以致他对中共承诺的回民自治能否兑现有些将信将疑。

巧合的是，他正好赶上了来自各个乡村的300多名回族穷苦农民的代表（其中包括一些阿訇、教师、商人和几个地主）共商成立自治政府的大计这一事件。与他同行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应邀将体现会议宗旨的标语译写为阿拉伯文，这对信仰伊斯兰教、讲汉语方言的回族民众产生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积极影响，这一细节足见中共对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真诚和对宗教信仰的尊重。1936年10月20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宁夏同心县的清真大寺中宣告成立。这是中共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1936年5月中共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付诸实践的结果。这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