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起点与终点(3)
早年的火车站是这样的：由耸立的钟楼和大坡面的两层车站大厅组成，车站候车室居中，两侧为票房与值班室，右侧延续有低矮的钢架玻璃天棚站台长廊。高35米的车站钟塔下部与地面垂直开有三排两组细窗。车站主入口有十几级石砌台阶，通向三个拱券门。车站前有一花园广场，使建筑物处于视野开阔的空间中。1914年日占青岛后，火车站前新建了千叶公园。后来，这里被称为第五公园。在就火车站区域的变化所进行的采访中，受访者除了反复提到火车站钟楼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公园了。公园的绿化和温煦，公园和周边街道所形成的和谐，给好多人留下了异常深刻的记忆。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1960年代的中期，一位生长在外地的电台播音员奉命从北京调到青岛，一下火车，她就被这里陌生的风景征服了，站在火车站钟楼下面东张西望了好一会儿，才禁不住和旁边来接站的青岛电台的人说，这不是外国吗？这样典型的戏剧性场景，在青岛人的记忆中间，从不缺乏细节生动的例子。
由此可见，当年火车站和周边街道的魅力之非常。
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要拍海港的码头，不知怎么就看上了火车站，把车站公园旁边的白色木头栅栏当成了码头，一阵猛拍。结果，当电影放映时，青岛人去看，居然没人识破。直到有细心人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才知道火车站竟然被导演搬到了码头里面，于是大呼上当。可这样一来，去看电影的人反而多了。好在当时不是市场经济，否则火车站说不定还真会去法院告导演“损害了火车站名誉权”。
关于火车站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权威论述是梁思成领导的一个47人研究小组在1958年做出的。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梁思成和中国建筑学会的专家们还是对“青岛建筑中极为强烈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和特征”，进行了尽可能公正的评价，肯定了这里的早期建设“相当美丽”。专题研究小组在最后完成的报告中指出，青岛在“道路尽头和转折点上都有良好的对景”，“火车站是广西路、兰山路尽端的对景”。站在一个建筑学家的角度，火车站显然是城市景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对景，被梁思成认为是“山、海、建筑物相配合”的典范。梁先生和他的合作者对包括火车站在内的青岛建筑所进行的研究，几十年后看基本上是客观的，奠定了后来理性建设的基础，无疑也影响了后人的观点。这中间，就包括了本地专家宋连威。这位对城市规划有着良好职业素养的专业人士相信：以钟楼和候车厅两大部分组成的火车站建筑，“从规划布局上看是考虑作为太平路海滨大道东端的道路对景而设置的”。这样的观点，后来就有了好多的附会，比如2003年7月25日《青岛晚报》就曾这样表述：“每当我们正视广西路西端和中山路北端的时候，就会看到两座风格迥异的塔楼建筑，一座是青岛火车站的尖尖楼，一座是原胶澳电气公司的尖尖楼。”两座塔楼的尖顶均呈锥形，一红一绿，是广西路和中山路建筑长廊的延伸，形成了迷人的“城市对景”。
但是，火车站塔楼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始终是个起点，是整个火车站地区的中心和灵魂。在以后的很多年中间，它与周围街道和建筑所形成的完美平衡，是其最富有魅力的精神所在。
叙述到这里，人们就可以去尝试阅读钟楼上的时间了，因为，给了钟楼上的时间以可能性的锡乐巴、魏勒尔和格德尔茨，现在已经成了所有内容更丰富的故事的背景。
孙中山│一个表情
◎记忆地标：海滨旅馆/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迎宾馆
毫无疑问，德国钟楼行走了90年的时间，见证了匆匆行走在这里的所有过客。这中间，有如同我们自己一样的平凡者，也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时间的意义，在德国钟楼上被具体化了，它不代表命运，也没有预示未来，仅仅就是积累。
于是，时间在火车站这个纯粹的物理空间上，行走得很清白。
走过锡乐巴物理空间的大人物中间，广东人孙中山是个代表。
然而，孙中山的青岛故事，却是一个意外，一个和铁路有关的政治副产品。流传广泛的说法是，1912年9月，受青岛商界、学界和同乡会馆的公开邀请，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在北京和袁世凯会谈之后，产生到青岛考察德国铁路建设和运营情况的计划。实质上，这是一个依据并不充分的记录，在这个不平静的秋天，失意的孙中山到青岛的真实动机，也许没有这么简单。尽管，从表面上看，当时孙中山的注意力已经从政治权力的争夺，转移到了国家落后的铁路建设上。有意味的是，在对待先进的德国铁路这一点上，孙中山似乎和他的既是合作者又是敌人的袁世凯没有矛盾。不同的是，袁世凯是这条铁路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则是这条铁路的使用者。
有关孙中山到达青岛前的情形，一些历史记录的表述是富有戏剧性的。据说，孙中山欲到访的消息，在青岛民间引发了许多被压抑的期待。但是，包括谨慎的青岛总督在内的德国海军行政当局，却似乎依然没有从瞬息万变的南北权力格局中间找到立足点，不愿意搅入复杂的政治旋涡里。德国人似乎同样不相信孙中山的注意力仅仅在一条铁路上。依照上面这个表述的简单逻辑是：即便孙中山的目的果然就是这条铁路，但到达了目的地之后，铁路的作用也就不大了。对政治家，铁路仅仅是个工具。这是常识。但是，这个工具现在却很烫手。
无疑，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德国人不想冒险。于是，当局表示了独立于中国政党纠纷之外的态度。然而，德国人似乎很快就明白了，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匆忙的抵制动作，显然刺激了孙中山在青岛的一些拥护者，被扩大了的事态最后导致当局开始趋向妥协。
但是，随着一些历史文献的陆续被发现，今天看来，德国人当时对孙中山的认识，可能并不是像先前已有的记录那么简单。芬兰土尔库大学德国教授余凯思相信，1911年以后，德国方面其实已经成功地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部分中国的共和主义政治家，建立起了一种良好关系。在孙中山方面，非对抗的信号也是明显的。9月28日到达青岛之前，孙中山就在济南发表了效仿德国的谈话。根据《东亚劳伊报》1912年10月18日的报道，孙在济南说，最近不少人宣传说，中国应当全面效仿法国和美国。他的意思是如果以德国为榜样会更好。孙评论说，德意志人民的崛起最终是以其方法的优越为基础的，是循序渐进的。成功来得缓慢，但是国家未受到激烈的冲击和震动。孙中山的这些谈话，后来也被马维立博士的研究证实。余凯思认为，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决不只具日常政治的投机主义性质”。
9月28日晚，当火车站钟楼上的时针指向10点时，孙中山乘坐的德国蒸汽火车终于抵达。当火车喷发出的白色烟雾还在车站上空环绕时，孙中山已在车站管理人员的引导下走出大厅。这时，在不大的站前花园，聚集着2000人的欢迎人群，其中许多是年轻学生。大部分关于这一时刻的记录文字中，欢乐的场面都被渲染成了一个节日，一个关于共和与英雄传奇的盛典。实质上，这个场面的规模和热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孙中山跨越锡乐巴设计的火车站物理空间的时间很短暂，甚至，他都没有机会和这里的任何一个普通的本地民众有过哪怕是象征性的接触。
在火车站钟楼下面，孙中山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在看见欢迎人群的同时，他突然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
人们发现，孙中山的神态，竟然和袁世凯12年前在济南流露出来的一样。
在火车站钟楼的上空，有两只海鸥在飞翔。但是，孙中山没有看见。
从青岛离去的孙中山，沿着海边进入了城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却看不清楚孙先生的表情。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始终不敢肯定先生此行的真实动机。研究者的众说纷纭，似乎也并没有让这个历史性的画面清晰起来。作为一个“革命尚未成功”的共和政治家，孙中山睿智的精神世界，在这里被时间屏蔽了，成了一个迷津。
9月30日，孙中山来到火车站南面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他参观了这个现代化的大学，并在礼堂向学生做了讲演。孙中山说：中国的政权形式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但年轻的共和国正面临发展的开端，现在该集中全力，使之完全成型。
孙中山表示，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以其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其法律的完美，成为最文明的国家。学生们应以德国作为新中国的楷模。他说，在此停留的两天看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文化，却没有作出可与德国在青岛十几年中所做之事相媲美的业绩，道路、房屋、港口设施、卫生设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学生的目标，应激励自己努力赶上，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并且使自己的祖国同样完美”。
1912年的这次青岛之行，是孙中山唯一的一次青岛行程。人们不知道，他在青岛喝下的德国咖啡，是什么味道。
在孙中山来去匆忙的青岛之行的前后，一大批孙中山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和孙中山不同，这些已经失去权力的前帝国官员，在或者同样乘坐德国火车，或者从天津乘船到达这里之后，选择了更长久的居住方式。在那个混乱的时刻，这里就像是方舟的彼岸，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流亡者和财富的大量涌入。希望彼岸的陆地标志，就是火车站上面的德国钟楼。火车站的广场花园，则成了庇护所的大门。
现在，庇护所的大门敞开了。
实质上，依据德国胶州政府最先的规定，是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青岛的欧人区之内的。但是，正如《远东评论》所看到的那样，“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宣怀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行政当局向他们提供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简言之，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向中国难民们敞开门户，不计他们属于哪一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根据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的统计，在当年的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中国要人就有：恭亲王、徐世昌、徐世光（徐世昌的弟弟，前芝罘海关道）、李经羲、李经迈（李鸿章的子嗣）、杨度（汉口重建委员会监督）、陈夔龙（前两广总督）、周学熙（周馥之子，前财政总长）、赵尔巽（前东三省总督）、张人骏（前两江总督）、吕海寰（中国红十字会主席）、陆润庠（前皇帝的师傅）、于式枚（前礼部侍郎）、李家驹（前资政院副总裁）、吴郁生（前大议员）、余则达（前山东都督）、邹嘉来（前外务部大臣）、洪述祖（据说为刺杀宋教仁的主使）、升允（前陕甘总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山东巡抚和外交总长）、锡良（前东三省总督）。这显然并不是当时居住在青岛的前清官员的全部，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官员，并没有进入统计。
在这些重要官员里面，周馥、徐世光、杨度、于式枚、赵尔巽、吴郁生和刘廷琛（学部副大臣）等人最后都选择住在了火车站东面离车站广场不超过100米的地方。这使得这个南从湖南路、湖北路，北到肥城路，东从河南路，西到泰安路的市街，在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风景最为独特的流亡政治避难所。在当时当地非常活跃的传教士卫礼贤看来，发生在这里的“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小团体”的交流，作为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典型机会，“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