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代简史
一 建国后的社会变迁
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国防体制和文化均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在政治上，它实行议会制，国家元首总统仅有象征性权力，由执政联盟产生的总理掌握行政权力，而1977年以前一直由工党主导以色列政坛。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由临时政府管理国家，1949年魏茨曼总统授权工党领袖本-古里安组阁。随后，工党与宗教联合阵线、进步党等达成联合组阁的协议。3月10日，以色列第一届政府宣布建立，本-古里安为首任总理。建国后的头十年，以本-古里安为首的马帕伊（巴勒斯坦工人党，即工党前身）联合政府一直执政，它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如军队国家化、加强国防建设、统一教育制度、国家干预经济等措施，规范了以色列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同时号召世界各地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并力促其向沙漠地带定居。本-古里安对早期以色列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尊称为“现代以色列之父”。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执政联盟中分为少壮派和元老派，前者支持国家主义和快速工业化以及强硬的外交政策，后者主张温和的内外政策。本-古里安归隐后，摩西·夏里特被任命为代总理，平哈斯·拉冯接任国防部部长。摩西·夏里特的任职并不顺利，拉冯事件
爆发后，本-古里安再次出山任总理，但与党内元老派的矛盾日益尖锐。1963年7月，本-古里安辞去总理职务。随后列维·艾希科尔担任总理，他延续了本-古里安的内外政策。
1950年7月，以色列政府颁布了《回归法》，要求居住在境外的犹太人“回归祖国”。1952年4月，议会通过了《国籍法》，规定年满18岁的犹太人只要一踏上以色列国土，就自动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该法于同年7月14日正式施行。在《回归法》和《国籍法》的鼓励下，以色列的入境移民飞速增加，到1966年，其人数已超过100万，以色列具有了移民国家的典型特征。移民对以色列国家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为以色列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腰缠万贯的犹太富翁带来的雄厚资金，成为以色列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的基本来源。移民还扩大了国内需求，促进了住房、教育、卫生等各领域的需求，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色列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建国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有30%归功于移民。移民潮所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是：以色列社会分裂为西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阿拉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这造成了社会的鸿沟和矛盾，甚至在语言上，西方犹太人说希伯来语、英语和俄语等，东方犹太人讲阿拉伯语。
二战后初期，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关系十分微妙。波恩方面首先打破双方的尴尬，于1951年提出对以色列和来自欧洲的犹太人个人进行经济赔偿。以色列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联邦德国赔偿15亿美元的要求。1952年9月，两国签署《德国赔款协定》，规定大多数赔款用于以色列从德国进口货物。到1967年，联邦德国完成了全部的赔款承诺。联邦德国的赔款安抚了犹太人受伤的心灵，缓解了以色列建国初期经济拮据的局面，有助于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的成长。
二 战争岁月
1948年5月15日，即以色列建国的次日，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五个阿拉伯国家派兵进入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国开战。这次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或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称之为独立战争。阿拉伯人在战争初期取得了主动权，但由于联合国的干预，双方从6月11日起开始停火。1948年5月26日，以色列临时政府颁布建立国防军的命令，将哈加纳、伊尔贡等武装力量整合为统一的军队。8月底以前，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是7.8万人，12月达到9.6万人，而阿拉伯方的参战力量为4万人左右。7月9日，阿以重开战事，以军占据优势。此时，联合国再次干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从7月18日开始进入第二次停火期。其间，以色列从国外获得大量物资和人员援助，而阿拉伯阵营却发生分裂。随后，双方战端再起，以色列军队先后实施了“约夫战役”“希拉姆行动”“霍雷夫行动”，埃及被迫求和。在联合国的施压下，以色列接受调停，巴勒斯坦战争结束，除伊拉克以外的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争造成72.5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他们流落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阿拉伯各国。战争结束之时，以色列占领了原属阿拉伯国家的加利利地区和原定联合国托管的耶路撒冷西区，领土面积达到2.11万平方公里，比分治决议规定的1.49万增加了6200平方公里，占整个巴勒斯坦面积的80%，停火线成为双方的边界，并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另外，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并控制了耶路撒冷东区（老城），加沙地带由埃及控制，拟建立的“阿拉伯国”完全化为泡影。
以色列虽赢得了巴勒斯坦战争，但阿拉伯各国对以色列的敌意不减，它们对其实行贸易禁运，并且没有一个国家与其建交。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伴随着1952年埃及革命开始的阿拉伯世界的共和制浪潮，以色列面临的环境更趋严峻。由于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得到英法支持的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对埃及发动进攻，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在美国施压和苏联下达最后通牒，以及亚非许多国家谴责的情况下，英、法、以决定停火，以色列被迫从西奈撤军。对以色列来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确立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联合国设置的缓冲区使埃以之间出现10年的和平，战争还促使以色列社会整合力增强；另一方面，以色列参与英法对埃及的战争，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其敌人纳赛尔却在战争中声名鹊起。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巴勒斯坦出现了不同的政治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法塔赫，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1957年10月，法塔赫在科威特开始秘密活动。1963年，它的10名成员秘密组成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为亚西尔·阿拉法特。1964年5月，阿拉伯联盟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它受到埃及的控制，其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抵制以色列的“国家引水工程”。1964年9月，阿拉伯国家在亚历山大举行会议，制订了约旦河截流的具体计划。随后，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截流工程发动空袭。1967年5月13日，苏联给叙利亚和埃及发送了假情报，宣称以色列准备进攻阿拉伯国家。同月，埃及宣布关闭蒂朗海峡，对以色列实行封锁。以色列最高指挥部立即制订了占领加沙地带的军事计划，其总体计划有三个方向，即埃及、约旦和叙利亚。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代号为“穆克德”计划的军事行动。因此这次战争又称“六五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或“六日战争”。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取得了理想的结果，埃及空军遭受毁灭性打击。随后以色列地面部队出动，实施代号为“萨迪姆-阿多姆”的作战计划，占领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与此同时，在约旦战线，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与叙利亚的战斗始于6月9日，以军占领具有重要意义的戈兰高地。在联合国的呼吁下，6月11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停火，“六五战争”结束。阿以双方在战争中损失都很惨重，阿拉伯国家死亡人数为2万～3万，以色列有777名士兵阵亡。
拉宾在此次战争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战争对以色列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以色列的安全感增强，自信心增强，优越感明显；二是东方犹太人因在战争中屡立奇功而得到其他犹太人的重视，以色列社会融合加速；三是国防需求促进了经济复苏，推进了以色列经济的发展；四是对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占领，不但使以色列的战略腹地大大扩展，安全环境改善，而且使其控制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圣地（约旦河西岸）和石油资源（西奈），推动了以色列社会宗教情绪和宗教政党势力的增长；五是世界各地的散居犹太人积极援助以色列，到以色列定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联合国安理会于1967年6月22日一致通过了美国提议的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在“六五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该决议为解决阿以冲突奠定了基础。同时，阿盟也在此后的喀土穆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三不”原则（不谈判、不缔和、不承认）。中东局势进入了“不战不和”的阶段，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空前加强，前者成为后者对抗亲苏的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有力工具。
1969年3月7日，果尔达·梅厄接替突然病逝的艾希科尔，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总理。梅厄夫人果断刚强，经常把部长们召集到家中商议国家大事，这一届内阁被称为“厨房内阁”。从1967年开始，以色列与埃及陷入低烈度冲突不断的“消耗战”，后在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积极调停下，双方于1970年8月实现了最后停火。
巴解组织在“六五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1968年，巴勒斯坦各派在开罗开会，修改了《巴勒斯坦民族章程》，认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就是武装斗争。这次会议选举阿拉法特为执委会主席。同年，法塔赫在卡马拉战役中重挫以色列，尽管自身也损失惨重，但阿拉法特却威名远播。20世纪70年代，一些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对以色列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尤其是1972年奥运会期间对以色列运动员实施绑架的事件。
1970年9月，纳赛尔病逝，萨达特出任总统。萨达特决定对以色列发动一场有限战争，以战促和。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历史上称此次战争为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十月战争或斋月战争），以色列称之为赎罪日战争。在战争后期，以色列扭转了战局，尤其是沙龙在战争中表现突出。22日、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双方停火、执行242号决议的338号决议和339号决议，埃及、叙利亚于22日和24日宣布接受停火协议，以色列于25日接受停火。十月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现代化战争，人员与兵器都损失惨重。埃及以此洗刷了在1967年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民族自信心得以恢复。以色列经济受到重大影响，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严重，公共消费扩大，贸易逆差严重。更严重的后果是，战争从心理上撼动了犹太人的自信心。
在国际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与以色列断交。在阿拉伯国家石油武器的压力下，欧共体和日本先后发表声明，宣称242号决议是中东和平的基础，尊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进一步孤立了以色列。美国也意识到解决阿以冲突的迫切性，开始参与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十月战争标志着中东和平曙光的到来。1973年12月，美、苏、埃、约、以五国参加了日内瓦国际和平会议。会后，美国的基辛格在埃以之间进行穿梭外交，促使双方于1974年1月和8月签署了两项埃以军事脱离接触协议，这是阿以之间第一次通过直接谈判签订的协议，它使埃及收回了西奈的部分领土，埃以承诺互不使用武力，苏伊士运河对以色列民用船只开放。5月，叙利亚和以色列也签署了军事脱离接触协议。
1974年，梅厄夫人辞职，拉宾担任总理。拉宾上台后，重整国防军，打击恐怖主义。拉宾政府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如与联合国关系紧张、经济滑坡、财政赤字严重、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1977年4月，拉宾被迫辞职，两周后，工党的佩雷斯出任看守内阁总理，他面临着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挑战，后者得到东方犹太人的大力支持。1977年5月，以色列举行第九届议会选举，利库德集团赢得43个议席，而工党联盟仅获得32席。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三 利库德集团上台
1977年6月20日，贝京组成了以利库德集团为核心的新一届联合政府，强硬派人物阿里尔·沙龙和工党要员摩西·达扬均进入内阁。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主要体现在《利库德集团关于和平和建立一个正常的以色列的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增强以色列人的民族与宗教意识；消灭巴解组织；经济自由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缩小社会差距。
贝京当政时期，极端正统派势力迅速崛起，享有扩展宗教教育、信教妇女免服兵役、禁止堕胎、反对尸检等特权，而许多宗教思想浓厚的犹太人纷纷到西岸定居。同时，利库德集团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即出售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尝试对税收与退休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外汇管制和进口补贴，实现从混合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利库德集团所推行的政策并未取得实际效果，1973年，国内通货膨胀率达20%，1979年高达80%，到了80年代则达到100%。恶性通货膨胀与军费开支过大、个人消费超支以及利库德集团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此时，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得以加强。1977年7月，贝京抵达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举行会谈，承诺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同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18亿美元的援助，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与贝京总理握手言和，标志着阿拉伯世界打破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孤立政策。随后，萨达特和贝京在以色列议会分别发表演讲，两人表达了实现两国和平的基本看法，但分歧也很明显：萨达特想实现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而贝京只想解决埃以之间的问题。1978年9月，在卡特总统的积极斡旋下，萨达特与贝京在美国总统的休养胜地戴维营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埃及同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即通常所说的《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经过艰苦谈判，萨达特和贝京在白宫正式签署了《关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双方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等。协议签署后不久，贝京应邀访问埃及，受到欢迎。1979～1980年，埃及从以色列基本收回了西奈半岛。1980年2月，埃及同以色列建交。《戴维营协议》与埃以关系正常化打破了阿以冲突的僵局，但萨达特也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指责，并因此遭暗杀。
1983年，贝京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统治危机，被迫辞职，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接任以色列总理。沙米尔政府面临黎巴嫩战争，经济持续衰退，内阁出现危机，不久内阁宣告解体。1984年7月，工党在议会大选中胜出。9月，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签署了组建联合政府、轮流担任总理的协议，佩雷斯首先出任为期2年的总理。新政府采取措施稳定经济，如冻结物价与工资，压缩政府开支，减少税收、教育经费、卫生保健经费及老年补助金，整顿货币等，取得了明显成效。美国随后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佩雷斯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但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仍在黎巴嫩撤军问题、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上存在矛盾。
1986年10月，沙米尔总理上任后，决心阻止佩雷斯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而以色列长期的占领终于导致被占领土民众的不满。1987年11月，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起义，遭到沙米尔政府的镇压。这次起义被称为“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驱逐”“摆脱”，其后果有三：一是导致了以色列社会中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分裂，以色列阿拉伯人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二是推进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兴起，哈马斯在起义中异军突起，而巴解组织的威信也得到提高；三是催生了巴勒斯坦国，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第19次特别会议，宣布建国。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决心推动和平进程。1991年10月，举世瞩目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与会的有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的代表团和约旦-巴勒斯坦代表团，以及美国、苏联、海湾合作委员会、联合国和欧盟的代表。会议由布什总统主持。它的召开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即美国在中东的力量增强，希望推动阿以冲突的和平解决，而阿拉伯激进势力受到削弱，苏联则愿意配合美国的努力。会议的核心议题涉及阿以冲突的所有方面，包括被占领土、水资源、安全、难民和多边合作等问题。由此，阿以对抗在43年之后，冲突各方第一次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展开会谈。但由于沙米尔政府的强硬立场，会谈未能取得明显进展。1992年1月，沙米尔政府倒台。
四 和平进程的希望与失望
1992年，以色列举行第13届议会选举，工党获胜，拉宾组建新政府。拉宾政府的政策包括：提倡“以土地换和平”，冻结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加大基础设施、教育和工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就业机会。拉宾对巴解组织的态度也较为温和，明确表示要与其进行接触。它与美国的关系也明显改善，后者解冻了对以的100亿美元贷款，政府将其用于安置移民和发展经济。拉宾还亲自访问埃及。
阿以会谈也出现了新气象。1993年1月，巴解组织代表与以色列代表在挪威人的安排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了为期3天的密谈，议题涉及安全、水资源以及双方官员的接触等。此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会谈，谈判地点是森林地带，这些会晤被称为“挪威丛林中的密谈”。1993年8月20日，巴以双方达成了《关于加沙-杰里科首先自治协议》，即《奥斯陆协议》，并获得以色列内阁会议投票通过。同年9月13日，拉宾与阿拉法特作为巴以双方的代表，在美国白宫草坪上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并正式签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其内容包括17个条款。根据协议规定：巴勒斯坦立即在加沙-杰里科实行自治，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向巴勒斯坦人移交权力，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自治和选举巴勒斯坦委员会，并规定了5年过渡期内巴勒斯坦自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以色列从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地区撤军并重新部署；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并抑制暴力活动，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开展经济活动。《原则宣言》未对巴勒斯坦的永久地位做出决定，但是决定在不迟于过渡期第3年举行关于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以解决最终地位问题。根据《奥斯陆协议》的安排，巴以谈判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临时自治政府安排，解决巴勒斯坦自治过渡期问题；第二阶段为最终地位谈判，解决巴勒斯坦的最终地位、耶路撒冷、难民、边界、定居点和安全等问题。
《奥斯陆协议》是巴以和平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文件，它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避开了核心问题。例如，协议对巴勒斯坦地位、耶路撒冷问题、难民问题、边界问题都没有做出清晰的、具体的说明，只是确立了巴勒斯坦人的自治。随着其后谈判的深入，问题日益复杂，双方更难让步，必然导致巴以和平进程举步不前。
1994年5月4日，在埃及、美国与俄罗斯的调停下，阿拉法特与拉宾在开罗签署《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内容包括以军从加沙-杰里科撤军，成立巴勒斯坦自治机构等。同年7月，阿拉法特回到加沙，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机构开始运作。1995年9月28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下，阿拉法特与拉宾在白宫正式签署了关于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塔巴协议》。
与此同时，约以谈判也取得进展。1993年9月14日，约旦与以色列达成两国实现和平的框架协议。1994年7月25日，拉宾与侯赛因国王在白宫签署《华盛顿宣言》，规定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实现公正、持久与全面的和平。10月26日，《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正式签署。
然而，巴以双方的极端分子反对和平协议，暴力与恐怖的大戏开始上演。1994年，约旦河西岸的一名犹太定居者闯进清真寺，杀死多名祈祷者，制造了“希伯伦惨案”。哈马斯也发动了一系列绑架、袭击与自杀性爆炸活动。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一名犹太极端分子刺杀，佩雷斯接任总理。佩雷斯履行诺言，有条不紊地执行《塔巴协议》中规定的条款，与叙利亚的和平谈判也在进行之中。1996年5月，以色列举行大选，稳操胜券的佩雷斯下台，而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出乎意料地取胜。
内塔尼亚胡这位“政坛黑马”上台后建立的政府危机四伏。他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反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色列，反对归还戈兰高地，阻止以土地换和平。1997年1月，经过双方的四轮谈判，内塔尼亚胡与阿拉法特签署了《希伯伦协议》，规定将希伯伦的大部分交还巴勒斯坦，但随后的哈尔霍马事件导致谈判中断。1998年，双方恢复和谈，并于10月在美国马里兰州签署《怀伊备忘录》，其内容包括撤军、释放战俘、逮捕恐怖分子等。但《怀伊备忘录》遭到巴以内部强硬派的反对，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和平局面。
1999年，工党的巴拉克在大选中获胜，并重启和平进程。1999年9月5日，巴以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承诺履行1993年以来双方达成的所有协议，在2000年1月20日完成《怀伊备忘录》规定的撤军目标。2000年3月，叙以恢复和谈，但由于分歧较大，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7月，在克林顿总统的再次主持下，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以色列做出重大让步，同意撤出80%的西岸领土，还流露出完全放弃加沙的打算。但由于耶路撒冷的主权归属、犹太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等问题导致谈判破裂，戴维营会谈仍然无果而终。尽管如此，巴以双方仍未放弃和平的努力。9月，以巴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会谈，巴拉克承认“一城（耶路撒冷）两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首都）”。
戴维营谈判失败后，巴拉克政府出现危机，国内政局不稳。2000年9月28日，利库德集团主席沙龙强行“参观”耶路撒冷有争议的圣殿山，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抗议。事实上，《奥斯陆协议》实施以来，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并未得到实惠，和平进程进展迟缓，不断扩展的犹太人定居点把巴勒斯坦领土分割得四分五裂，居民出行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点。因此，沙龙进入圣殿山之后，哈马斯号召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清真寺举行示威活动，随后演变为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阿克萨起义”。阿克萨起义标志着和平进程的重大停滞，以色列民众对以土地换和平的空前失望。同年12月，总理巴拉克辞职。
2001年2月，沙龙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理大选。沙龙上台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陷入相互暴力袭击的恶性循环之中。5月，以美国前参议员米切尔为首的巴以冲突国际调查委员会经过数月调查，公布了“米切尔报告”，指出结束暴力袭击，实现内部和解是以巴的主要任务。由于沙龙的强硬反对，该报告成为一纸空文。
2002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允许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国，前提是阿拉法特必须下台，巴勒斯坦必须无条件制止和打击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这是美国首次公开认可未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之后，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伯恩斯草拟了中东和平“路线图”。12月，中东问题国际四方委员会（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了该计划，而此前该计划也吸收了沙龙政府提出的许多意见。2003年4月，“路线图”正式公布。这一计划的实现预计分三个阶段：2002年12月至2003年5月为第一阶段，巴以相互承认与支持，以色列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2003年6～12月为第二阶段，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巴勒斯坦建立民主制度并象征性地建国；2004～2005年为第三阶段，为巴以最终地位谈判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为巴以谈判提供了一次机会。
2003年11月，沙龙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单边脱离计划，即以色列单边撤离加沙。单边脱离计划也叫单边行动计划，即以色列主动与巴勒斯坦相脱离。其背景之一是加沙地带人口众多，贫困率高，是哈马斯的大本营，而对以色列没有像西岸那样的宗教意义，战略价值不大。“脱离计划”提出后，沙龙政府对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实行“重点清除”，对加沙展开了清剿行动。哈马斯领袖亚辛被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炸死，哈马斯随即进行报复。“脱离计划”并没有得到很多以色列人的拥护，但沙龙却竭尽全力地予以推进。2005年9月，以军完成了从加沙地区的撤离行动，在当地和西岸4个定居点的8000多名犹太定居者同时撤出。
沙龙的单边“脱离计划”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招致了强硬派的批评，进而推动了以色列政治格局的变动。2005年11月9日，摩洛哥移民阿米尔·佩雷茨当选新一任工党主席，带领工党退出沙龙领导的联合政府。21日，面对利库德集团内部难以弥合的分歧，加上工党退出联合政府，沙龙正式决定退出利库德集团，并另组建新党“前进党”。30日，以色列政坛泰斗、工党前主席西蒙·佩雷斯正式宣布退出工党，并决定在次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沙龙。但不幸的是，2006年1月4日，沙龙中风陷入深度昏迷，其政治生涯结束。4月11日，以色列内阁召开特别会议，宣布因沙龙永久失去履行其职权的能力，任命代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为临时总理。奥尔默特总理宣布，他要把以色列建设成为一个“公正、强大、和平与繁荣的国家”，并强调以色列准备为和平而让步。前进党在2006年3月的大选中胜出，奥尔默特担任总理。
2006年1月，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首次历史性地胜出，并于3月组建巴自治政府，从而在巴领导层中形成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哈马斯拒不接受中东问题有关四方提出的承认以色列、放弃武装斗争和承认业已达成的巴以协议的三项要求，因此以色列立即对哈马斯进行抵制，还逮捕哈马斯内阁成员，加强对自治区的封锁。巴以关系日趋紧张。
2007年11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主持下，新一轮中东和会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开幕。布什宣布了巴以达成的一项联合声明，声明内容为双方同意立即进行双边谈判，争取在2008年年底前达成一项解决所有问题的和平条约。此次中东和会的主要议题为国际社会支持巴以和平进程、建设巴勒斯坦机制、寻求解决阿以问题的方法。巴勒斯坦、以色列、中东问题有关四方、安理会五常、八国集团成员、“阿拉伯和平倡议”后续委员会成员国等4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但是，由于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和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后巴以的和谈很快陷入僵局，直到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仍旧没有真正的进展。但是，这一时期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却相当顺利。
2009年2月，以色列举行第18届大选，尽管前进党获28席，多出利库德集团1席，但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阵营赢得65席，因此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成功组阁，出任总理。鉴于奥尔默特“铸铅行动”对加沙地区的持续军事打击和伊朗核威胁，以色列的外交重心转向伊朗核问题，内塔尼亚胡总理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硬态度有所缓和。美国方面，刚上任的奥巴马总统决意重启巴以和平进程。为了回应美国政府的战略调整，2009年6月，内塔尼亚胡表示愿意在不设置任何前提条件下重启巴以和谈，并首次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承认巴勒斯坦国。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夕，美以巴三方领导人举行峰会，但未取得成果。
2010年1月，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马巴胡赫遭暗杀事件被疑摩萨德所为，加之以色列持续在东耶路撒冷地区建设定居点，巴以和谈陷入停滞，美以关系降至冰点。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海军袭击了开往加沙的国际人道救援船队，使巴勒斯坦问题再度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8月31日和9月1日，约旦河西岸发生两起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枪击案。在此背景下，经过奥巴马、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等的极力斡旋，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于9月2日在华盛顿举行和平谈判。尽管双方都采取克制态度，但仍未取得进展。9月14～15日，双方又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和耶路撒冷举行第二次谈判，因以色列拒绝犹太人定居点限建令，谈判依旧未果。此后，巴以和谈在短暂重启后陷入近3年的僵局。
2011年1月，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的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和莫尔霍一起造访华盛顿，就如何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分别同美国官员举行磋商，但之后巴以和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之后，中东地区陷入“阿拉伯之春”之中，巴以双方内部局势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2013年1月，以色列举行第19届大选，内塔尼亚胡总理成功连任，自称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1967年中东战争期间占领领土的问题。7月29日，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斡旋下，中断了近3年的巴以和谈以开斋节晚餐的形式重启。为期两天的初始会谈确定了本轮谈判的框架和日程，在之后长达9个月的秘密谈判中，双方就巴勒斯坦军事问题、释放巴勒斯坦战俘等达成一些谅解，但在犹太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国家等核心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2014年4月23日，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加沙宣布达成“和解协议”。随后，巴勒斯坦申请加入15个国际组织。消息传出后，以色列迅速中断所有谈判，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也先后表示暂停巴以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