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论坛的形成[14]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有些评论家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日本的文坛乃至论坛的存在方式问题。如大宅壮一（1900—1970，评论家）在1926年发表过《文坛行帮的解体期》，并在其后的几年之内陆续发表了他的多篇文坛论，形成了“文坛”这一视角；中井正一（1900—1952，美学、哲学家）在1932年发表过《坛的解体》；等等。在这些文章当中，他们敏锐地抓住了一个为知识分子视而不见的潜在问题：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的文坛的“坛”，究竟意味着什么？

“坛”的形成，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大众传媒的产生和成型，因此，这只能是近代以后的事；在大宅壮一等提出文坛解体的问题时，正逢日本文学界在明治以来形成的以自然主义文学为主流的既成文学作家遇到无产阶级文学乃至新兴艺术派挑战，文坛面临着不得不开放、重新组合力量对比关系的时期；与此同时，也恰恰是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初具规模的时期。用丸山真男的话说，这时（亦即20年代初期）区别于“国家”的“社会”意识才得以成长。而日本知识分子的论坛意识，也只有在此时才能获得自觉。大宅壮一指出，日本的文坛一直保持着封建手工业者所特有的垄断市场、以“专业”和“业余”的区分来防止外来者入侵以及师徒制度等等要素，这种行业帮会式的文坛形态在文坛内部的堕落与来自外部的新兴作家和大众传媒的冲击下不得不面临解体。中井正一则指出，在各种“坛”的论争背后，潜藏着的是“经济的不安”，亦即对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依赖。无论是大宅还是中井，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日本的文坛与论坛与其说是个人自由的发言空间，毋宁说是一个个组织严整的社会集团。

文坛当然是比较独特的一个领域，但是日本的评论家在20世纪上半叶所进行的这种反省，却完全可以推及更广意义上的论坛。论坛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场域，它是那些敢于走出象牙塔以知性介入现实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批评精神和思考习惯得以生长的土壤，也是智慧不受现代学科分化限制而得以成熟的广域空间。我们常常说的“知识界”，其实就是以论坛作为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应该说，从论坛的形态便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以及那个时代的思想水准。尽管日本的报刊中不乏“论坛”栏目，但那不过是大众传媒的一个点缀而已，所以日本的知识分子至今仍对自己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论坛的公共领域深感遗憾（尽管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在共同的危机意识之下曾经拥有过类似的话语空间），在丸山真男出版文集的1995年，还有人慨叹像他这样有可能促使论坛形成的人实在太少。

在我的阅读当中，日本的论坛形态问题一直是观察日本知识分子的一个视角：而它同时又促使我以同样的视角来阅读中国的知识界。因此，当我刚刚接触到今年创刊的《学术思想评论》（半年刊[15]）的时候，论坛这一视角便立刻浮现出来。这恐怕首先与它的名字有关——学术、思想、评论——这三个在90年代被规范化的大趋势拆开来归入三个不同范畴的语词，在此堂而皇之地联袂登场；而按照中文的习惯，显然“学术”与“思想”同为限定“评论”之词，它们既是评论的对象，也是评论的根基。在众多的同人刊物与非同人刊物之中，这本杂志先以它的名称为自己确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论坛。

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论坛是一条绵延相续的线索，很难真正消失。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必像日本同行那样为没有真正的论坛而忧虑，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仍保有危机意识和知识上的紧张感。然而，在大众传媒盛况空前的时代里，论坛其实又是一种非常容易平庸化的空间，日本报刊上经常出现的平庸论坛之所以为一些知识分子视而不见，就是由于它们缺少必要的危机意识和思考张力。问题在我们也是一样，要使论坛真正具有思考的质量和影响力，对于论坛的设计至关重要。《学术思想评论》的《前言》写道：“我们希望通过《学术思想评论》实现一种关涉现实的思维方式，要求在思想学术讨论中能使人们看到一些试图解决问题的做法，而不仅仅是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或者说，要多一些思考，少一些表态。”“我们想展示的不是‘如此多’的意见，而是值得多方努力的问题”，从而为该杂志所试图塑造的论坛空间确立了一个明确的边界——它不是指向一次元的现实问题，而是指向思维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并由此而介入一次元的现实。在90年代以来中国学人对于“学术化”的追求之后，这种对于二次元乃至更高次元问题意识的探讨才有可能超越那种朴素直观的现实感觉，这种转变需要的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知识立场的改变。在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这种从朴素的一次元现实感觉向高次元现实感觉的转变即使没有完成，至少已初具规模，《学术思想评论》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而这样的杂志，也预示着中国知识界的论坛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第一期上开辟了众多的专栏：《学术现象论析》《学者访谈》《阐释与分析》《学科与学术史》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专题》栏内的两个专题讨论：一、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二、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前一个专题是由哲学、伦理学、法学和宗教研究者讨论的，后一个专题由当今活跃于诗坛的诗人和诗评家讨论。赵汀阳的《不含规范的伦理学》作为引起第一个专题讨论的中心论文，尖锐地对伦理学所依据的规范进行了质疑；从伦理学、法学的角度看，这篇论文本身固然存在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尤其是它对于建构一种不依赖规范的新伦理学的设想，尚且需要更充分的论证和修正。它实际上也因此而引起了这个专题其他讨论者的质疑与批评，例如梁治平的《〈不含规范的伦理学〉一文中的两个悖论》相当准确地抓住了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一方面拒斥规范一方面又采用普适主义的规范立场，将规范与法律绝对对立造成对法律和社会生活的简单化理解等要害问题——应该说，如果单纯作为一篇伦理学论文来看，这篇论文未必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样能够达到“思想不是为了说样样都不好，而是要说出好的，并且说出怎么去做它”（43页）的效果，反倒是它引起的争论与质疑加深了人们对伦理学现状的认识；然而，如果放弃从伦理学专业的角度对它进行讨论的想法，那么，这篇论文的另一种潜在的生产性便会浮现出来，那就是当它指出“规范主义的思想方式是坏的和浅薄的，它不能用来思考价值问题”（63页）的时候，它所隐含的批判精神已经远远超过了伦理学范畴，而对于当今知识界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意义。

不言而喻，无规范状态和对于规范的提倡基本发生在同一代人身上，但是这二者相继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因而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并存状态。对于中国当今最活跃的一代学人来说，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经历带来了一种特别的精神构造，它促成了在缺乏规范的知识与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学术训练与建立规范的努力之间的距离感。不仅是伦理学所依据的社会和道德规范，在几乎所有领域内，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距离的存在。急于消灭这种距离，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后果，最主要的一个后果便是赵汀阳所批评的“规范主义的思想方式”。对此，同一专题中所发表的周国平《伦理学和价值层次》一文有更深入的阐发：“否认规范的存在是无效的，反对规范主义则是很有意义的。规范主义的特点在于把规范本身奉为绝对价值，而拒绝追问它的价值根据。”（80页）环顾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伪学术和伪命题之所以能借着“规范”之名盛行，仰仗于对规范不加追问的习惯。在我看来，赵文最精彩的地方并不在于他试图建立一种不含规范的伦理学，而恰恰在于他出色地进行了他可能最不想进行的“批评家”的工作，尖锐地指出了“规范主义是一种隐蔽的专制主义，是民间的和文化的专制主义，它只容许特定的生活风格和文化观念，它试图剥夺特定规范之外的自由”。（55页）这种批评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与学界，绝不是学究式的“表态”，它在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对各个层面盲目追求“规范”而不问其价值根据这一时尚的冷静反省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打破这种“时尚”的方向。

其实，促使我注意到赵文这一建设性意义的并不是它本身，而是紧接其后的第二组笔谈：《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在这个专题里，主要发言者是一些最不规范的人——诗人。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的一向清高而不屑使用俗众思维的“缪斯”，在这本杂志里面向我们共同的生存处境开放了他们的世界，以真诚的合作精神面向诗界以外的读者。正像西川在《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中所说：“诗歌的问题已经不能仅仅以诗歌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诗歌是文化的一角，它牵扯到我们时代精神的方方面面。”（187页）而诗人进入《学术思想评论》这个论坛，在这个特定空间里发表他们对于时代精神的思考，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论坛具有一种向规范质疑的勇气和对“特定规范之外自由”的尊重。我这里所说的规范是被简化了的“学术规范”，是我们一谈到学术就必然会产生的那种“客观”“科学”“精确”等等联想；对这些抽象词汇的绝对化恰恰是规范主义所带来的盲点之一，它很容易导致学术灵魂的萎缩。

西川在他的文章中对当代诗人的使命进行了说明：“诗人与批评家至迟到90年代，实现了角色互换（注：西川的意思是，诗人曾被视为世界的立法者和时代的代言人，中国诗人在本世纪一段时期内也以此自居，而在80年代后期诗歌转向个人写作之后，立法者与代言人的角色主要由批评家扮演，哪怕大部分批评家都很浅薄）。诗人们并没有从此放弃社会批评，但他们走向更深层次，对于历史、现实、文化乃至经济作出内在的反应，试图从灵魂的角度来诠释时代生活与个人的存在、处境，而批评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人当成一种群体现象。”（194页）这种对诗人的定位引申为对于知识的界定：“知识是沉思的助手，如果它仅仅是它，它便是死的，但如果它进入生命，进入灵魂，那么它便能够结出硕果。”（188页）于是，在知识进入生命进入灵魂这一意义上，西川强调语言的有限性以及20世纪语言哲学拥有一些学术智慧却丧失了人的智慧，并进而批评中国的知识界正在丧失知识分子，丧失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

西川的论文也利用了为当今的学界所共有的西方思想资源，而不仅仅是文学资源。实际上，这一组文章中涉及不少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比如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福柯等等，但是他们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却显然与第一个专题不同，西川的一段话可谓道出其中奥秘：“人类精神正在被细致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某些区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成了禁区和废墟。这时，拔掉界牌，使禁区和废墟上焕发生命的工作就需要诗人的参与，因为诗歌，说到底，与人类幸福有关。”（190页）西川甚至因此断言诗人与文学家的“伪哲学”比黑格尔那样的“真正哲学”更真诚，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类自相矛盾的混沌尴尬的生存状态而不是逻辑上的首尾一致。

作为自己亦从事创作的诗人，西川提出的是构成现代学术核心的理性与逻辑方法的边界问题。他很清楚地表述了语言的有限性和语言的语言化过程。前者指的是语言无法陈述整个世界这一事实，后者指的是同一语言表达方式因使用者使用过程（亦即语言化）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宝贵的语言感受力同样表现在其他人的文章中，例如程光炜的《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讨论的是中国诗歌对于语言现实（而非观念现实）所包含的可能性的追求，并提示了不同语言现实意味着的不同作者—读者关系；肖开愚的《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对于中国诗人阅读和借鉴西方诗歌的“不及物”状态进行了精当的分析，而欧阳江河的《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更是一篇集中讨论语词的出色论文。在文中有这样一段分析：“我们往往是从反词去理解词，例如，从短暂去理解长久，从幽暗去理解光明，从邪恶去理解善，从灾难去理解幸福。词与反词在经验领域的对立并非绝对的，它们含有两相比较、量和程度的可变性、有可能调解和相互转换等等异质成分。但在一个将经验成分悉数过滤的类型化语境中，对立则是孤零零的、针锋相对的，我想这已经不是词与词或词与物的对立，而是意义、价值判断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种类型化的语境中从事写作，诗人完全可能以‘反对什么’来界定自我，而无须对‘反对’本身所包含的精神立场、经验成分、变异因素等作出批评性的深刻思考，因为‘类型化的语境’已经将这一切过滤掉了，只留下孤零零的反对。”（241页）

在欧阳江河的讨论中，类型化语境的弊端在于无须证伪地自动获得意义和价值而不必经由自我分析。他对于语词的讨论也正从这里展开。他指出：“关键在于诗人应该对写作过程中的反词立场是否类型化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反词立场往往是与写作中的身份确认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敏锐地指出身份确认类型化的要害在于无助于理解真正的个人写作：“比如说，一个具有本土派身份的中国诗人在确立反词立场时，似乎不得不以‘世界诗’为敌。但所谓的世界诗只是一个假想敌，从中发展出来的反词立场反过来证明了‘本土派诗人’身份的不纯。”“问题在于为词的意义公设（Meaning Postulates）寻找不可通约、不可公度的反词。”（248—249页）在欧阳江河对于反词的强调中，他注意到了诗歌作为一种个人行为与公共写作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他所强调的“文本内部的对应语境”，亦即消解了类型化语义对立之后的语词的意义公设与不可通约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诗人们把语言现实和观念现实加以区分的方法论是否能超出诗歌讨论、适用于其他领域又当别论，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西川和欧阳江河等诗人关注的问题不能仅仅看作诗歌界内部的事情，它甚至是对于西方20世纪语言学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这些90年代诗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同样的知识处境，也面对着同样的困境。事实上，类型化的反词立场普遍存在于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它不仅体现为空洞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更以隐蔽的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例如欧阳江河指出的“假想敌”问题，其实是当今学界对待西方资源时的一个通病，而西川所提出的“拔掉界牌”的问题，其实也正是当今跨学科研究以及对于现代知识制度进行反省的学者的课题。当我把这两个主题的论文连起来阅读的时候，我在完全不可通约的写作方式中读出了真正可以通约的问题，它存在于赵汀阳对于规范的质疑和诗人对于语词边界的探讨之中，存在于学者和诗人共同拥有的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切之中。而在这些可通约的前提之下，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针对各自的问题所回答的，其实又是一个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在现代分工日益精细、知识与理性日益暴露其局限性的今天，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为自己、为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的工作定位？

在该杂志中所载的美国学者伯恩斯坦的《实用主义的复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现代—后现代之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实用主义者把我们的集体看作这样一个场所：我们不得不在其中生活而又找不到绝对标准。或按H.艾伦特曾说的，不得不在其中‘思考而又找不到参照系’。”“我们必须学会在不仅不存在绝对标准，而且存在着不可消除的模糊性、偶然性和双重性的条件下生活，但我们又必须时刻采取负责任的立场，维护并坚持这些立场。尽管我们可以放弃对不可错的理性的要求，我们却不可以放弃对制定合理的区分的要求。”“由于我们的肯定不依赖于不变的基础，并且又不是没有理由的‘决定’，它们就必不可少地应该通过阐述、争辩和公开讨论来确定。”（403—404页）

这的确是一种为知识分子定位的方式。在没有绝对标准的状态下思考并且负责任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变动和不确定，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掉和破坏掉一切。正如同肖开愚在强调“中年写作”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226页）诗歌写作如此，整个知识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学术思想评论》的阐述、争辩和公开讨论中，我依稀看到一幅知识分子跨越专业藩篱而进行深层合作的动人图景：缺少这种合作，我们如何面对当今“思考而又找不到参照系”的复杂世界？我们又如何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迷惑？

于是，我不能不回到本文的开头，回到日本批评家对于“坛”的反省。在知识制度日益趋向专家式严密分工的日本，论坛的形成也日益困难，这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在一个更广阔的知识空间内面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从而进行不同专业甚至学院式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之间的对话，于是那些最重大的问题被专业化分割之后消解掉了。同时，封闭的行帮式组织形式也妨碍着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空间的形成。而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论坛的建设也日益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阐述、争辩和公开讨论”成为一种学术习惯，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方式讨论共同的问题，需要开放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封闭狭小的学术圈子为它提供条件。这个公共空间就是论坛，尤其是学术思想论坛。《读书》已经提供了这样的空间，而《学术思想评论》以它对于学术思想的关注和尖锐的批评意识，也正在形成这样的空间。作为一个读者，我并不认为这本杂志的创刊号十全十美，它所发的文章也有良莠不齐之嫌；但是它所显示的“思考实际存在的问题”的反省精神、可贵的跨领域知识纬度，以及公开讨论的气度，尤其是它揭示问题的实在状态而不是简单给出解决方案的知识立场，是一般同人杂志所难以具备的宝贵品质。我期待着继续阅读它今后的每一期，同时，我祝愿在我们的知识界形成成熟的论坛，形成以二次元的方式介入现实的学术思想，形成面对真正问题而不是空洞语词的知识氛围，也形成超越规范主义与类型化反词立场的真正个性化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