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再生于现在的历史[12]

1995年，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观看了由法国电影导演克罗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拍摄于1985年的纪实影片SHOAH（《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在这部长达9个多小时的纪录影片中，没有一个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资料镜头，全部场景取自当年有关现场的遗迹，而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当年的风景在这里早已荡然无存：这部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的场景之下进入了历史。而在影片中出场的被采访对象，绝大部分是当年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和目击者，他们在兰兹曼的诱导下，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肉体上也处于某种特定状态，在今天的场景之下“演出了”历史。利用电影这一特殊的表现手段，兰兹曼出色地表达了他对于历史记忆的认识：“回忆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东西。回忆是虚幻的。电影废除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所有距离。我使那个故事重新生存于现在。”（兰兹曼：《场所与语言》，日译载《现代思想》1995年7月号，青土社。）

为了使“那个故事重新生存于现在”，兰兹曼使用了大量违反纪实电影拍摄规则的手段。比如，为了采访一位隐居于中东的幸存者，他把这位已经停业的理发师带到一个理发店，请他在为顾客理发的同时接受采访。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这位理发师当年被迫为大批即将被赶进瓦斯炉的犹太妇女儿童剪掉头发，其中包括他的乡亲。这些受害者在被哄骗说需要消毒而把全身脱光之后，在犹太人理发师快速剪掉她们的头发时充满疑虑，而知道内情的理发师却不敢回答她们的追问。其中一位理发师在人群中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妹妹，他却不能告诉她们即将到来的命运，因为身后就是纳粹士兵。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于每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来说，都是不能言说也不愿回忆的。然而兰兹曼所要做的，正是把这些难以形诸语言的经验公之于众，因而他长时间地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这位理发师，一再追问道：“当你最初看到那些赤裸着的女性和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位理发师拒绝回答这种情感性的问题，以知识性的态度讲述着纳粹剪掉受害者的头发运往德国的奇怪行径和为此而挑选犹太人理发师的经过；于是兰兹曼诱使他再次重复当年在集中营内所做过的理发动作：“你做了什么？请再重复一次你所做的事情。”当那位理发师重复了当年他在犹太妇女头上剪发的动作时，这动作唤起了他的肉体记忆，在兰兹曼的诱导之下，感情的闸门在瞬间打开，把他带回当年。叙述不再是当事人冷静的回忆，而变成了历史的重演。在这样的场景中，动作与话语自然涌现，当事人从历史的证人变成了演员。理发师的叙述从前半部的冷静到后半部的激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恰恰暗喻着从“证人”向“演员”的转化。在该影片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兰兹曼说，他不喜欢“对于影像和照片使用画外音加以解说”，正如他“不喜欢被制度化了的知识一样”，“离开画面的声音所强加给人的知识，并非是从画面中直接涌现出来的。我们没有权力对观众说明那些应由他们自己加以理解的东西”。（同上）在这部影片里，他反复使用了这种利用身体记忆使声音从画面中直接和自然涌现的手段，使历史走出遥远的回忆，来到我们身边。

在这部由采访镜头连缀而成的影片中，表层结构是循环和扩散的：它不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统计、一条连续性的线索，每一个被采访者的证词都仅仅是一个个案，它们相对自足，与其他证词不构成直接的关联；历史叙事在每一个叙述者那里几乎都是从同一个起点开始的，集中营内的生活真相构成这部电影的主要话题，而每一个叙述者都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因此，起点与终点没有任何区别，影片结束时把人们又带回到了它的起点处。但是，围绕着纳粹的灭绝政策和犹太人的悲惨境遇，问题却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扩散而去：由于采访对象不仅是犹太人，还包括前纳粹军官、波兰当地居民、历史学家以及其他旁观者，他们对于同样的历史事件当然会提供不同的感受和信息，这使得历史真实显示了它的复数性和多层次性。这部纪实片能够提供丰富的有关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宝贵材料，完全归功于这种循环性扩散式结构。比如，犹太人提供了生命在死亡面前感到无助和恐惧时的具体样态，前纳粹士兵则提供了纳粹一整套杀人体系的“现代化特征”，波兰居民提供了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同情和复杂的反犹太情结，而历史学家则指出：德国在迫害犹太人方面全部有历史上的先例可以依据，唯一的新创造是在“最终解决”这一名词之下所实行的灭绝政策……然而，提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不是这部影片的真正目的，在这种表面松散的结构之下，隐藏着兰兹曼始终一贯的问题意识，那就是表达人类对于寒冷和死亡的恐惧。他在对所有人的采访中围绕着这一“恐惧”反复追问同样的问题，以此形成了整个电影的内在统一。由于兰兹曼追问的是一种感觉而并非是抽象概念，他就必须能够启发对方肉体性的前语言状态。他几乎对每一个人都这样提问：“那一天的天气怎样？”“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地上有泥水么？”“脱光了衣服是不是很冷？”当被采访者想把问题引向抽象层面的时候，兰兹曼总是使用这样的提问把他们拉回到特定情境中来。兰兹曼力图通过这样的追问来展现一种历史的事实：欺骗、暴力、抵抗和死亡。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本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涵盖的不仅仅是如此“感觉性”的部分。例如反犹的历史情结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力性质，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困扰着人们的现实问题。当兰兹曼面对屠杀犹太人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也就不能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历史事实和它们所可能引发的一系列质问。因而，兰兹曼设计了影片在表层结构上的扩散和循环的特征，同时又为他所要表现的主题确定了明确统一的内在线索，作为电影艺术家，他通过电影手段表现了震撼人心的历史感觉。这部电影能够散而不乱，没有他的这种历史感觉是无法做到的。更重要的是，法国导演兰兹曼通过这部电影向整个人类呼唤着道德责任：那一段历史中发生了什么？揭示它的真相并不仅仅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使命！

用纪实方式拍摄历史并不是新尝试，然而它潜在的可能性却远未被开掘。电影特定的表现手段最利于表现人类在前语言状态下对于世界的感知，它意味着什么呢？在文字记录下来的史料里，这种非语言的部分被过滤掉了，这不但使得后来者与历史资料之间有了距离，而且使得历史本身变得透明了。当历史变成了一种知识的时候，来自外部的评价便具有了相当的随意性，在此意义上，来自历史事件内部的当事人的叙述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种叙述更新了我们有关“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的观念，使历史与现实发生了联系，它不再是知识，而是依然活着的事态：事实上，当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经历者讲述他的经验的时候，正如兰兹曼的影片副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他并非只是在陈述一件事，而是表演他的证词，并通过这证词来打动他的听众。影片中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在极其困难的状态下心甘情愿地配合了兰兹曼的“暴力式”诱导，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意识到兰兹曼的诱导和自己的陈述都并非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面向世界的证词，它能防止这一段历史消失。因此，来自历史内部的证词变成了一种现实世界的道德责任，它抹掉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也因而使历史变得不再透明，不再能随意加入“画外音”。

在SHOAH中，有一位反复出现的历史学家：美国佛蒙特大学教授拉乌尔·比尔巴格。他在影片中对于这一段历史材料进行了多方面解说。在阐明自己的立场时，他说：“我不能从大的问题设定开始我的工作。因为我害怕会做出内容贫乏的回答。我宁可选择拘泥于正确的事实和细节的道路。我整理事实，试图把它们归纳为一种形式、一种图像。即使不能用因果关系进行说明，至少也想要完美地把它记述下来。”这种历史研究的立场，与兰兹曼有相当一致之处，这就是，他们都从个案出发，追索某种特殊事件在历史中的意义，概括普遍性并不是他们的工作目标。据说金斯伯格当年也从一位电影理论家那里受到启发，承认微观视点的集合并不直接把人们导向宏观的问题，而是说这是两个在存在论上具有差异的层面。而另一方面，正如兰兹曼的电影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对于个案的追索只有在富有深度的历史感的基础上才是开放的。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们借助于他们特有的表现手段，为历史学提供了富有刺激性的启示，使我们得以在更广阔的视域内考虑历史学与口述史学的关系。

在我几乎淡忘了这部影片的时候，一本偶然得到的小书又一次勾起了我在观看电影时纷纭的思绪，即钟少华先生在他所采访的18位当年留日者中整理出14位的谈话记录，出版的《早年留日者谈日本[13]》。

与兰兹曼影片中的出场人物一样，书中出场的人物也是来自“历史事件内部”的当事者，甚至时代也基本相同。“二战”这一世界性的共同经验，使我们有可能把兰兹曼的影片和这部口述历史著作放在一起考察。与前者不同的是，《早》书中的人物没有可能在摄影机前进入前语言状态从而“演出”历史，他们所使用的唯一工具仅仅是语词，而他们所谈及的问题也不是种族灭绝而是自己当年赴日的经历，所以，就问题的内在紧张度而言，书不能与电影相比。另一方面，在14位口述者中，有13位是早年留学赴日的专家学者，只有邓友梅一个是被骗去日本的童工。但就今天的社会位置来看，14位口述者均属于知识分子，尽管其中部分人也曾有过从政经历。不言而喻，这种相对统一的视角极大地局限了本书的视野，口述者所涉及的留日经验也因而有着相当的重复。同时，这些学术界老前辈的学术训练也难免使他们在自身的经验中掺杂进许多概念的成分，这就极大地排斥了口述者自身可能表达的某种前语言感觉。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部“口述历史”仍然给我们提供了相对于历史文献的独特信息，那是一种来自“早年留日”这一历史事件内部的“证词”。

口述者中的大部分人出生于20世纪初，除了汤佩松于1914年赴日，其余的人均在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赴日。其中1931至1935年赴日者9人，1938至1944年赴日者4人。如果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界，那么，大部分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在日本了。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中多数人在日本度过了两国关系和两国知识分子关系最微妙的时期；在20岁上下这一对于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阶段，这批志在报国的热血青年的留学经历无疑对于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在我们能够读到的文字限度之内，并不能明确地说出战前赴日者与其后赴日者在对于日本的感觉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尽管在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里，时间段的差异本应具有极为强烈的影响，但除掉个人素质和所学专业的限制，可以说，留日的时间长度的确影响着这些早年留日者的日本观：长期的生活毕竟给了他们更多的现实感受。

书中除掉至今仍在日的李迺扬，有较长留日历史的共4位：柳步青（医学，留学时间1931至1946年）、朱绍文（经济，1934至1945年）、米国均（化工，1935至1942年）、贾克明（医学，1939至1945年），前3人跨越了战前与战后两个时代；这4位中只有朱绍文一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在战争时期坐过宪兵的牢房，在书中他的采访录也最为丰富。关于“为什么去日本”，他说原因有二：“日本回来的老师对我们说，‘中日问题，早晚要爆发，你们要长久打算，百年大计。你们要卧薪尝胆，到日本去’。”另一个原因则是日本的学费比国内的便宜。但是，当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初次跨入校园，看到“朱舜水先生之墓”的墓碑时，却“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并不见外，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这个印象一辈子都很强烈，有一种崇敬的东方人的精神感觉。当时在上海读书学习，眼睛全盯着西方，崇洋媚外。毕业就只想进银行、海关、邮局这三个地方。现在我到了日本读书，金饭碗置之度外，只有追求真理”。像朱绍文这样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志向的留学生，在战前从一高到东大的环境中，很容易把救国的决心转化为“追求人类学问”的动力。他说：“我们在日本学到做学问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吸收全人类文化的精华。在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誓言里有一条是‘广求知识于世界’。”“那五条对中国现在还是有借鉴作用。这是一个民族富强壮大的根源之一。”

与郭沫若等人在东京结成创造社的大正末期相比，这批留日者所面对的社会氛围有所不同，这就是他们赶上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退潮。就明治以来的日本而言，这个产生于20年代前期的广泛的思想运动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第一次使日本知识分子产生了国际主义的世界感觉，因而郁达夫就曾在《文艺战线》（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刊物）1927年6月号上发表《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希望彼此间有“密切的提携，强烈的互助”。然而在本书的口述者们30年代赴日之时，适逢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各种原因“转向”，作为一个运动，它正在销声匿迹——1933年，日本共产党两巨头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告共同被告同志书》表明了他们的转向；1934年，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纳普）发表《纳普解体声明》；在日本法西斯主义逐步升级的30年代，具有国际主义立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社会文化运动被镇压是一个客观上的原因，而他们激进的立场不见容于30年代日本知识界也是一个潜在的转向缘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在30年代中期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主力。在朱绍文的回忆中提及的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河合荣治郎，就曾在他赴日留学的1934年发表《混沌的思想界》（《中央公论》昭和九年二月号），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提出了警告。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抱着“卧薪尝胆”的动机赴日的这一代人不可能得到20年代那样与日本知识分子广泛和深切交往的动力，尽管他们对日本产生了“亲近感”，但是却不曾与日本知识阶层共有过那个时代的课题——战争的全球化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两难之境。

在书中唯一专攻历史的学者是在1940至1942年留日的汪向荣。他先后在东京学习和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正好赶上了日本知识界讨论战争与近代性关系的时期。文中提到的竹内好所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曾于1942年1月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而汪就读的京都帝大所造就的京都学派，于1942年至1943年分三次在《中央公论》发表《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记录；1942年九、十月号的《文学界》杂志也连载了该杂志主持召开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的全文。后两个座谈会的内容均于1943年出版了单行本，《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发行量为一万五千部，影响范围极其可观。在战后日本知识界反省战争立场的时候，这两个座谈会甚至被认为是煽动一代青年走向战场的罪魁祸首。但是，在汪向荣的回忆里，对于这些重大的事件只字未提，只是提到了战争时期斯文会成员以考证语词的方式反战，并且提到竹内好等人虽参加了战争却是反战的等极其表面的现象。至于朱绍文这位几乎完整地经历了战争全过程中日本生活的见证人，在他的回忆中，也只有关于战争背景下日本知识分子艰难处境的描述，而没有触及日本知识分子在这次战争中独特的精神状态。

本书名为《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而作者在《后记》中又明确地表示了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主题访问”。在1934至1945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对日本社会来说，最重大最根本的事件就是战争，谈日本的口述历史不正面涉及战争，换言之，叙述者眼中最重要的主题并不是日本社会和日本知识界在战争中的状况——这意味着什么？

在被采访的十四人中，几乎大部分人都谈到了“到书店看书”和东京的神田、神保町书店街。朱绍文说他“利用神保町这个天然大书库来学习”；钟敬文说他中饭只吃一碗荞麦面，为的是“在旧书店里能够多买一本书”；米国均“常去高原寺一带旧书店”；贾克明“常在星期天逛神田街的书店”；汪向荣则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他和实藤惠秀在旧书店搜寻旧书……而与此相关，几乎所有人都谈到了他们在学校的苦读，以及中国留学生在那个艰苦年代中优异的学习成绩。“求学”是本书明确的主题，所有的回忆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尽管是在中日交恶的特定时期，叙述者仍然很少涉及日本知识界的特定反应，而是异口同声地强调日本人的学习精神、认真精神值得中国人学习，并认为这是日本民族能够强盛起来的原因。

不能不说，早年留日的前辈并非在谈日本，他们是在谈自己，谈那一代中国人。

在书中肖向前的谈话里，有这样的话：“中日之间有恩怨情绪，这是难以简单摘开的。”就赴日求学的动机看，像朱绍文那样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卧薪尝胆”的人其实是少数，书中大部分人是因各种原因“不得不走”；但是，当他们一旦进入了日本社会，他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正像朱绍文说的那样：“你们日本人教我们爱国，我不能爱你们的国，我当然要爱中国。”在长短不一的留学经历中，爱国意识成为求知的动力，也同时成为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阻碍。在这些进入日本最高学府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学子的话语中，我们几乎看不清楚在那个时代里日本知识分子的痛苦、迷茫与挫折；而从他们强烈表现出的作为日本社会“局外人”特有的冷漠中，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代中国青年“抱了要救中国的念头才去日本学习”的动因。汪向荣叹道“我们对日本太不了解”，可谓一语破的。而“太不了解”并非始自今日，实在源自当初。

我于是联想到了兰兹曼的影片。作为一个法国知识分子，他跑遍世界各地寻找二战中幸存的犹太人和其他证人，却不是为了法国。影片的开头，引用了《圣经·旧约全书》中《以赛亚书》第56章中的一句话：“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兰兹曼所表现的对于历史的道德勇气是值得深思的。

1995年兰兹曼访问日本，与著名的学者和文化人加藤周一在电视节目中对谈。当他强调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并追问日本人的态度的时候，加藤回答说，中国人记住南京大屠杀，日本人记住广岛，这不就行了么？《早》书在这一点上绝妙地回答了加藤的想法。从批评今天的留日者一心打工或抄来抄去一本本出书，到反思七八十年代极左思想干扰正常学术交流；从感叹中国“真正日本学问没有学到手”，到警惕“今后中日关系不容乐观”，本书作者与被采访者关心的是今天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只有沿着书中的这种忧患意识才能进入那段历史。这同时意味着，哪怕到了今天，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仍然不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二战这一历史中最沉重的部分，并给它以“永远的名”。于是，有一些历史真实会悄然逝去，而我们将永远失掉可能认识那真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