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今天晚上特别快活。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保夫卡家旁边的原木堆上，说笑逗乐，而保夫卡的女邻居加洛奇卡嗓门最高。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她是女中音，嗓音嘹亮而圆润。
加洛奇卡伶牙俐齿的，保夫卡有点怕她。这会儿加洛奇卡挨着保夫卡坐在原木堆上，紧紧搂住他，纵声笑着说：
“哟，你这个手风琴手真行！可惜，年龄小了点儿，要不然倒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就爱手风琴手，听到手风琴声，我的心都陶醉了。”
保夫卡脸涨得通红——幸亏是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调皮的姑娘，可她紧搂着他不放。
“哦，亲爱的，你往哪儿躲？你真是我的好未婚夫，”她打趣地说。
保夫卡感觉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着自己的肩膀，不由得惶惶然，坐立不安，而笑声散播到周围的街道上，打破了平时的宁静。
保夫卡伸手抵住加洛奇卡的肩膀，说：
“你妨碍我拉琴，身子移过去点儿。”
于是又引起一阵哄笑、戏谑和逗趣。
玛鲁霞插嘴了：
“保夫卡，拉一个深沉些的曲子，要扣人心弦。”
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手指轻柔地来回移动。响起一首大家熟知的家乡小调。加林娜[2]头一个随着琴声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也附和着唱道：
所有的纤夫，
都回到故乡的小屋，
这里多么亲切，
这里多么可爱，
我们深情地歌唱。
年轻人响亮的歌声传向遥远的树林。
“保夫卡！”阿尔乔姆喊道。
保夫卡合起手风琴的风箱，扣好皮带。
“在叫我，我得走了。”
玛鲁霞恳求他：
“再坐坐，再拉一会儿吧。回家来得及。”
可是，保夫卡急着要走。
“不，明天再玩，现在该回家了。阿尔乔姆在叫我。”说着，他穿过大街，朝家跑去。
他推门进屋，看到阿尔乔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吗？”保夫卡问。
阿尔乔姆冲着保夫卡点点头，转而对陌生人说：
“瞧，这就是我弟弟。”
那人向保夫卡伸出一只青筋毕露的手。
“保夫卡，是这样，”阿尔乔姆对弟弟说。“你说过你们发电厂的一个电工病了。明天你打听一下，厂里要不要雇个在行的来替代他。如果要，就来告诉我。”
陌生人接过话茬：
“不，我跟他一块儿去吧。我自己同厂主谈。”
“当然要雇人的。今天发电机都停了，因为斯坦科维奇病倒了。厂主跑来两趟，急着要找个替换的，可就是找不到。叫锅炉工来照管发电机组，他又不敢。那电工害的是伤寒。”
“这样的话，事情准能办成，”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儿去，”他转身对保夫卡说。
“好的。”
保夫卡的两眼与陌生人安详的灰色眼睛相遇了，后者正在审视他。那执拗而凝神的目光使保夫卡有点局促不安。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地裹住宽阔厚实的脊背，显然嫌小了。脖颈粗壮得像牛脖子，整个身躯宛如一棵矮墩墩的老橡树，充满着力量。
分手的时候，阿尔乔姆说：
“朱赫来，祝你一切顺利。明天跟我弟弟一块儿去，把事情办妥。”
游击队撤走以后过了三天，德国兵进城了。几天来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火车头的汽笛声，预示着他们就要抵达。消息在城里迅速传开：
“德国人来了。”
全城顿时骚动起来，犹如捅开的蚂蚁窝，尽管大家早就知道德国兵一定会来。不过人们总有些将信将疑。瞧，这些可怕的德国兵果然已经不是在别处，而是到了这儿的城里。
居民们都凑近栅栏和篱笆门朝外张望。大家不敢上街。
德国兵让开公路中央，成单行沿公路两侧走着。他们身穿墨绿色军装，平端着步枪，枪上都上了宽阔的刺刀，头戴沉重的钢盔，背着大背包。从车站到市区，他们的行军队伍连绵不断，宛如一条带子。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说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抵抗。
两名军官手握毛瑟枪，走在前头。一名黑特曼[3]小头目兼翻译官，身穿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头戴羊皮高帽，走在公路中间。
德国兵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他们擂起军鼓。一些大胆的居民围拢来，聚成一小堆。身穿乌克兰短上衣的黑特曼小头目，登上一家药房的台阶，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本司令宣布：
一、本城全体公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的火器及冷兵器。违令者枪决。
二、全城实行戒严，晚上八时后实行宵禁。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德军城防司令部安顿在从前是市政管理局所在地、革命后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用的那幢楼房里。楼房的台阶旁，站着一名哨兵。哨兵头上戴的已不是钢盔，而是大檐帽，上面缀着一个大大的鹰形帝国徽章。就在那儿的院子里，辟出一块场地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居民被要枪毙吓坏了，整天都有人来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送武器的都是小青年和孩子。德军没有扣押一个人。
有些不愿意送来的人，在夜里干脆把武器抛在马路上。第二天早晨，德军巡逻队捡起这些武器，堆放到军用马车上，运回司令部。
中午十二点后，规定的期限一过，德国兵清点缴获品。交来的步枪共有一千四百支。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收缴上来。他们挨家挨户搜查，但是几乎毫无结果。
次日拂晓，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杀，因为搜出了他们藏匿的步枪。
阿尔乔姆听到那个命令，就急匆匆赶回家来。在院子里他遇到保夫卡，他抓住弟弟的肩膀，悄声地、但坚决地问：
“你有没有带什么回来藏着？”
保夫卡本想闭口不说步枪的事，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结果就全说了。
弟兄俩一同走进小板棚。阿尔乔姆取下搁在横梁上的步枪，卸掉枪栓和刺刀，抓住枪筒，竭尽全力往栅栏的柱子上猛砸。枪托四分五裂了。砸下的碎块被远远地扔到小花园外面的荒地里。阿尔乔姆又把刺刀和枪栓丢进粪坑。
做完这一切，阿尔乔姆告诫弟弟：
“保夫卡，你已经不小了，该懂得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警告你：什么也不准往家里拿。你要知道，现在为了这种事会断送性命的。记住，别瞒着我，不然的话，你拖回家来，他们发现了，头一个被抓去枪毙的准是我。你这个小东西他们倒不会碰的。眼下正是狗杂种们横行霸道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夫卡答应以后不把任何东西往家里拿了。
他俩穿过院子，正要进屋，这当儿只见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律师和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涅莉、儿子维克托从车上下来。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乔姆气咻咻地说。“嚄，又要抛头露面了，真令人恶心！”说着，他走进屋子。
保夫卡为砸了枪，难过了一整天。就在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日卡在一个废弃的破棚子里的墙脚挥动铁锹，拼命挖土。他终于挖了一个大坑。谢廖日卡把三支领来的步枪用破布包好，放了进去。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他可不甘心——翻来覆去苦思冥想了一整夜，他实在舍不得扔掉自己心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