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章
一个惊人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进车站，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军大衣、扛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小城居民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于是几千人沿着一条条积雪的街道涌向广场。
大家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一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激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1]把持着的市政管理局大楼顶上的那面红旗表明这儿发生过变动。除此之外，一切照旧。
冬末，有个近卫骑兵团进驻小城。每天早晨，几个连的骑兵到车站上去抓那些来自西南前线的逃兵。
近卫骑兵们长得高大健壮，脸儿胖胖的。军官不是伯爵，就是公爵，肩章是金色的，马裤上的绦子是银色的，一切都和沙皇时代相同——好像没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过去了。在保夫卡、克利姆卡和谢廖日卡·布鲁扎克看来，没有任何变化。老板依然是原先的老板。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些异常。车站上活动着一群新人，其中大都是从前沿阵地回来的士兵，都带有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种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哪儿来的——谁也弄不清楚。
近卫骑兵们要抓来自前线的逃兵并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玻璃窗频频被击碎。士兵成群结队地从前线逃回来，遇到阻拦，便以刺刀相见。到了十二月初，他们竟一列车一列车地涌来。
近卫骑兵守住车站，试图拦截，却遭到机枪的猛烈扫射。那些习惯于出生入死的人从车厢里往外冲。
身穿灰军装、来自前线的那帮士兵把近卫骑兵逼回了城中。然后他们又回到车站，于是火车一列接着一列继续向前驶去。
一九一八年春天，三个朋友在谢廖扎·布鲁扎克家玩了一阵“六十六点”，然后跑了出来。他们顺路拐入柯察金家的园子，躺在草地上。无聊透了，常玩的游戏玩腻了。大家动起脑筋，怎样更好地消磨这大半天。背后响起马蹄的嘚嘚声，一人骑马从大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园子的矮栅栏之间有一条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招呼躺着的保夫卡和克利姆卡：
“喂，小家伙，你们过来！”
保夫卡和克利姆卡跃起身，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灰尘，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纳甘式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去弄点水来让我喝！”骑马的人请求道。保夫卡跑进屋去取水的时候，他转身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日卡：“小朋友，城里现在谁掌权？”
谢廖日卡急急忙忙地把城里的各种新闻告诉他。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掌权的了。有个自卫队管着。夜里，居民轮流守护城镇。您是什么人？”他反过来问。
“嗨，事情知道得太多，人很快就会变老的！”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夫卡从屋子里跑出来，端着一大杯水。
骑马的人咕嘟咕嘟一下子把水喝光，把杯子还给保夫卡。然后一勒缰绳，策马朝松林那边疾驰而去。
“这是谁呀？”保夫卡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
“八成又要换政府了。怪不得昨天列辛斯基一家都跑了。有钱人纷纷逃走，可见来的将是游击队。”谢廖日卡对这个政治问题作出了断然、彻底的解释。
他的理由十分令人信服，所以保夫卡和克利姆卡立即表示赞同。
三个孩子对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好好谈下去，公路上又响起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孩子依稀看见树林里、林务官家的屋子后面有人群和车辆在移动，而紧靠着公路，则有约摸十五个骑马的人，步枪搁在马鞍上。走在最前面的两人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腰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正是孩子们刚才见到的那个骑马的人。上了年纪的人军装上缀着一个红花结。
“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日卡用胳膊肘碰碰保夫卡的腰。“你瞧，红花结。是游击队呀。我绝对没看错——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大喊一声，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其后。现在三个人站在公路边，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两个骑马的人策马走到紧跟前。那个老相识朝孩子们点点头，用鞭子指指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问：
“谁住在这幢屋子里？”
保夫卡竭力紧跟在他马后，说：
“是列辛斯基律师。他昨天跑了。显然，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上了年纪的人微微一笑，问。
保夫卡指着花结回答：
“这是什么呀？一眼就看出……”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打量开进城镇的队伍。我们的三个朋友站在公路旁，也细瞧着浑身尘土、满脸倦容的红军战士。
这支部队仅有的一辆炮车沿着石铺路隆隆驶去，载着机枪的马车也辘辘驶过去了，三个孩子便尾随着游击队员们，直到队伍在城中心停下，战士们四下分散到各户去住宿，他们才各自回家。
晚上，充作游击队司令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在一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旁边，坐着四个人：已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和另外三个指挥部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摊开本省地图，一边用指甲在图上划着路线，一边跟坐在对面的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颧骨高耸的人说话。
“你说应该在这里打一仗，叶尔马钦科同志，我却认为，应该天亮就撤离。最好今夜就撤，但现在人困马乏。咱们的任务是赶在德国人之前撤至卡扎京。凭咱们目前的兵力去阻击敌人，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两百个步兵，六十个骑兵，——哪能顶得住呀……德国人如同一股铁水，滚滚而来。咱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会合，才能作战。同志，咱们必须估计到，除了德军，沿途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离，同时把车站后面的小桥炸毁。德国人修桥，得花上两三天。这样，他们沿铁路线推进的行动就将延迟。同志们，你们认为怎么样？咱们作出决定吧，”他向在座的人征求意见。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抿紧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瞧瞧布尔加科夫，终于费力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
“我……赞……赞成布尔加科夫的看法。”
最年轻的、穿工装的那个人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得在理。”
只有叶尔马钦科，就是白天跟三个小伙伴说过话的那个，摇头反对。
“那咱们何必建立这支队伍呢？为了碰上德国人就不战而退吗？依我看，我们应当在这里同他们拼一拼。老是往后跑，心里憋得慌……要是我说了算，那我就一定要在这里打一仗。”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身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瞧瞧他：
“叶尔马钦科同志，打要打得有道理。让战士去硬拼，去送死——这样做是不行的。这简直是开玩笑。咱们后面，敌人是整整一个师，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转而对另外两个同志说：“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早撤离……接下来谈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既然咱们是最后撤离的，那就理应担当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镇有两个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必须安排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决定一下，让谁留在这里开展工作。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钦科走到桌前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在车站找份工作容易。没有谁看见他和咱们的队伍待在一起——他要在深夜才赶来。这个小伙子善于开动脑筋，在这里能做好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
“对，叶尔马钦科，我赞同你的意见。同志们，有反对的吗？”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工作指令……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说。“就是处理本城存放着的武器问题。这里有一大批步枪——两万支之多，早在沙皇打仗时遗留下来的。这批步枪堆放在一户农民的板棚里，日子久了，人们都忘了。板棚的主人、一个农民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情。他希望能处理掉……这一大批步枪，当然不能留给德国人。我认为应该销毁。而且得马上动手，赶在天亮前处理掉。但是焚烧有危险：板棚就在城边上，周围全是穷苦人的住宅。做起来，可能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身子敦实，胡子粗硬，很久没刮了。他动了动身子，说：
“为……为什么要烧……烧掉？我认……认为应当把……把武器分发给老百姓。”
布尔加科夫倏地朝他转过脸去：
“你是说分发下去？”
“对。这样才对！”叶尔马钦科兴奋地扬声说。“把这些步枪分发给工人和其他愿意要的老百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些枪至少可以让德国人心惊肉跳。德国人肯定会来残酷地欺压老百姓。年轻的一代忍无可忍，准会拿起武器来。斯特鲁日科夫讲得对：把枪分发下去！最好是把枪运到乡下去。庄稼汉会把枪藏得更加严实，到了德国人横征暴敛、弄得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他们就十分需要这些步枪了！”
布尔加科夫笑了：
“是呀，不过德国人准会下令，让大家上交武器，这样一来，这些枪又交出去了。”
叶尔马钦科反驳道：
“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以征询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扫了一遍。
“分发下去，咱们把枪分发下去吧，”年轻的工人支持叶尔马钦科和斯特鲁日科夫。
“那就这样，咱们把枪分发下去，”布尔加科夫表示同意。“问题讨论完了，”他一边说，一边从桌旁站起身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天亮。朱赫来一到，就让他来见我。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钦科，你去查一下岗。”
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了。他走进客厅隔壁旧主人的卧室，把军大衣铺在褥垫上，躺了下去。早晨，保夫卡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小城里热闹得异乎寻常。这种热闹情景，立即映入了他的眼帘。一路上，他频频遇见扛着步枪的居民，有的扛着一支，也有的扛着两三支。保夫卡急匆匆回家，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附近，他昨天见过的那些人正纷纷跨上马背。
保夫卡跑到家里，匆忙洗了脸，从妈妈口中得知，阿尔乔姆还没回来，于是便飞也似的往外跑，直奔城镇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儿的谢廖日卡·布鲁扎克。
谢廖日卡是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有一所自己的小屋，还有一份微薄的家产。
谢廖日卡不在家。他的妈妈，一个脸儿白净的胖女人，不满地瞧了保夫卡一眼。
“鬼知道他在哪儿！天刚亮，就出去疯了。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多半他也去了那儿。你们这帮流鼻涕的野小子，就该挨树条抽。顽皮得出奇，真拿你们没办法。个儿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跑去领枪。你去告诉小调皮鬼：他哪怕带一颗子弹回家，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里拖，以后倒霉的是大人。你怎么，也要到那儿去？”
可这时保夫卡早已不听谢廖日卡妈妈的唠叨，一溜烟地跑了。
公路上走来一个男人，两肩各扛着一支步枪。
“叔叔，在哪儿领的枪？”保夫卡飞跑到他跟前问。
“在那儿，韦尔霍维纳街，正在分发呢。”
保夫卡按那人的指点飞奔而去。他跑过两条街，撞上一个拖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沉甸甸的步枪的男孩。
“哪儿领的枪？”保夫卡拦住他。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分发，不过已经发光了。全都领走了。发了一整夜，只剩下一些空箱子。我呀，拿的是第二支了，”男孩骄傲地说。
听到这样的消息，保夫卡不禁垂头丧气。
“唉，见鬼，早知这样，应该不回家，直接跑到那儿去！”他懊丧地想。“我怎么竟然错过了机会呢？”
蓦地，他灵机一动，来个急转身，三步并作两步跑去追赶已经走过去的男孩，使劲儿从他手里夺下步枪。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给我，”保夫卡说，口气是不容违抗的。
大白天遭到抢劫，男孩被激怒了。他朝保夫卡扑过去，但保夫卡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大喝一声：
“闪开，要不刺刀扎上去了！”
男孩伤心得哭了，转身跑去，一边无可奈何地咒骂着。保夫卡心满意足，飞快地往家里奔。他越过栅栏，跑进小板棚，把步枪藏在棚顶底下的横梁上，然后快活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子。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镇——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夏季的夜晚多么令人舒心。
在这样恬静的夏夜，年轻人都跑到室外。姑娘和小伙子们一对对、一群群，有的在自家的台阶上，有的在小花园或庭院里，有的索性来到街头巷尾，坐在盖房用的原木堆上，笑语不断，歌声阵阵。
花香浓郁，空气微微颤动。星星如同萤火虫，在深邃的天空闪烁，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夫卡有一架维也纳造的双排键的手风琴，音色悦耳动听。他非常喜欢，总是爱怜地搁在膝上。灵活的手指一触摸到键盘，便迅捷地自上而下滑过。低音一声鸣响，随即奏出欢快嘹亮的旋律……
手风琴拉了起来，琴声飞扬，此时此刻，你能不翩然起舞吗？你会忍不住的，双脚会自动跳起来。手风琴的琴声充满激情——生活在世界上有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