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莫雷尔夫妇的早年婚姻生活(1)
第一卷
“河洼地”随后取“地狱街”而代之了。地狱街这一带全是些茅草屋顶、鼓鼓凸凸的村舍，坐落在青山小巷的小河边。住在那里的矿工都在两块庄稼地以外的一些矿坑里干活。这条从赤杨树下流过的小河还没怎么被这些小矿井弄污；一头头驴子疲惫不堪地拼命拖着绞车转动，把煤拉到地面上。这乡下遍地都是这种小矿坑，有的于查尔斯二世[1]时代就已开采，当时矿工和驴子都为数甚少，像蚂蚁似地往地里打穴挖坑，致使麦田间和草地间的奇怪土墩子和黑黢黢的小块地比比皆是。有了这些或成排或成对、零零落落的村舍，加上散布在教区的零星农场和几户织袜工人家，便形成了贝斯特伍德[2]村。
大约在六十年前，情况骤变。小矿井纷纷被金融家们的大矿山挤垮。在诺丁汉郡和德比郡都发现了煤田和铁矿。卡斯顿威特公司开张。帕默斯顿勋爵兴高采烈地在舍伍德森林边的斯宾尼园，正式宣布该公司的第一个矿场开工。
在此前后，这条名声不好、因其年久过时早已臭名远扬的地狱街，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污物沉渣也多被清除。
卡斯顿威特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乎，在源自赛尔比河与纳塔尔河的河谷里开采新矿多处，不久便有六个矿井营运了。铁路从在森林中的矿岩高地的纳塔尔起，修到卡特尔教团小修道院遗址和罗宾汉泉，通到斯宾尼园，再通到位于麦田环绕的敏顿大矿；从敏顿横跨谷岸之一侧的农田通到本克山，在此岔开，北上则通到贝加里和地势高过克利奇和德比郡群山的赛尔比：六个煤矿散布乡间，像一个个黑色螺栓，由一条精制的链环——铁路——连贯起来。
应大群矿工住宿之需，卡斯顿威特公司在贝斯特伍德山坡上修建了几个四方块，亦即正正方方的住房；继而，他们又在地狱街原址的河谷里建起了河洼地。
河洼地的矿工住房分六个街区，成双排，一排有三个街区，活像六点骨牌上的点点，一个街区里住十二户。这成双排的住房盖在贝斯特伍德的山脚，山坡颇陡，向外望去，至少是从顶楼的窗口向外望去，向赛尔比延伸的地势渐高的河谷便出现在眼前。
房子本身倒很坚固，也看得过去。在周围遛遛看看，便看见在底下那个街区的阴凉下的屋前小园子，园子里种着报春花和虎耳草；在上面的那个向阳的街区里则种有美国石竹和石竹花；还看见洁净的前窗、小小的门廊、矮矮的树篱以及顶楼的天窗。但这只是外表；从所有矿工妻子的不住人的客厅看去所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象。卧室在屋子的后部，厨房在屋子的后部，迎面就是另一个街区，正对着难看的屋后小园子，也正对着垃圾坑。在一排排屋子间，在一长溜一长溜的垃圾坑间，便是小巷，孩子们在此玩耍，女人们在此聊天，男人们在此抽烟。所以，河洼地的房子虽说盖得相当好，看上去也很漂亮，但是那里的生活条件其实是非常之差的，因为人们过日子少不了厨房，而厨房却通到那条满是垃圾坑的脏得怕人的小巷子。
河洼地建成已有十二个年头而且在走下坡路；当初莫雷尔太太并不想搬离贝斯特伍德住到这里来。不过，也只能勉为其难。况且，她家的房子是在上面那个街区的顶头，故而只有一家邻居；在其另一侧有一小块额外的园地。她住的房子是在顶头，每周付房租五先令六便士而不是五先令，所以她在别的那些住“两头夹”房子的女人中自当显得有几分贵族气派。然而这胜人一筹的位置对莫雷尔太太而言也算不上什么安慰。
她现年三十一岁，结婚已有八年。她小小的个子，十分贤淑，然而做事很有主见，第一次跟河洼地的女人们接触却有些畏首畏尾。她搬来此地是在七月，九月里该生第三个孩子了。
她的丈夫是矿工。他们在新居刚住了三个星期，适逢一年一度的假日，或者说庙会。她知道，莫雷尔准会好好过这个假期的。庙会那天是星期一，他一大早就出了门。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威廉，男孩，七岁，他吃完早饭就溜出去逛集市，撇下五岁的安妮，她也要去，又哭又叫闹腾了一上午。莫雷尔太太在干自己的活。她跟左邻右舍还不很熟，不知道该把小姑娘托付给谁，于是答应吃过午饭带她去集市玩。
十二点半钟，威廉回来了。这小家伙很活泼，金发，一脸雀斑，略带丹麦人或挪威人的气质特点。
“我可以吃饭了吗，妈妈？”他嚷着冲进屋来，帽子也没脱。“因为，人家说，庙会在一点半钟开始。”
“饭一做好，你就能吃，”母亲回答说。
“还没做好？”他大声地说，那一对愤怒的蓝眼睛直瞪着她。“那我就赶不上了。”
“你不会赶不上的。五分钟，饭就好。现在才十二点半呢。”
“快开始啦，”这孩子哭哭嚷嚷地说。
“开始了，也死不了人，”母亲说。“再说，现在才十二点半，还有整整一个钟头。”
小家伙赶紧摆好食具，母子三人立即坐下。他们吃的是奶油面糊布丁和果酱，这时小家伙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愣挺挺地站着。原来是旋转木马刚刚开动的细微的嘎吱声和吹号角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他看着他母亲时，脸都有点发颤。
“我早就对你说了！”他说着跑向橱桌拿帽子。
“你把布丁带上——才一点过五分，是你弄错了——你的两个便士还没拿呢，”母亲一口气地大声说。
孩子只好转身拿那两便士，大为扫兴，然后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要去，我要去，”安妮说着就哭了起来。“哎呀，要去就去吧，我的小傻瓜，哭啊，哭啊，真拿你没办法！”母亲说。午后稍晚时分，她带着孩子在围着高篱笆墙的小山上一路跋涉。田野里的干草已经收割，牛群已转而吃二茬草了。好不温暖宁静啊。
莫雷尔太太不喜欢庙会。那里有两台旋转木马，一台靠蒸汽压力转动，另一台由一匹小马拉着转；三架手摇风琴摇得正欢；时而传来零星的噼啪射击声；卖椰子的小贩的刺耳的吆喝声；摆“打彩”[3]摊的人的吆喝声；做西洋镜生意的女人的吆喝声。母亲看见儿子在华莱士狮棚外面瞪着眼睛瞧这只著名狮子的图片，高兴得不亦乐乎，它曾咬死一个黑人并使两个白人终身成为残废。她没管他，去给安妮买了一块奶糖。不多一会儿，儿子站在她面前，激动得不得了。
“你没说要来呀——玩意儿多不多？——那只狮子咬死过三个人——我的两便士都花了——瞧这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蛋杯[4]，上面还画着粉红色毛萼洋蔷薇。
“是我从那个摊子上赢的，把弹子打进洞里就赢。我打进了两次就得到这两个蛋杯——一便士打一次——上面画着毛萼洋蔷薇呢，瞧。这东西我早就想要了。”
她知道，他要这东西，是为了她。
“嗬！”她兴高采烈地说。“真漂亮啊！”
“你拿着，好吗？我怕弄破了。”
她来了这儿，他兴奋得不得了，带她东看看西逛逛，不管看见什么都要指给她看。看西洋镜的时候，她给他讲解画片的内容，就像讲故事，他听得简直着了迷。他不愿离开她一步，始终寸步不离，心中充满小男孩对母亲的自豪。她头戴有带子的黑色小软帽，身穿外套，嫣然一淑女，哪个女人也比不了。她遇见认识的女人时总是微微一笑。她感到累了，对儿子说：
“行了，你是现在回去还是待会儿再回去呢？”
“你这就要回去啊？”他大声地说，一脸不高兴。
“还这就呢？四点钟都过了，我知道。”
“你这就要走，为什么呀？”他说，惋惜不已。
“你不想走，可以不走啊，”她说。
她带着小女儿慢慢往回走，儿子站在那儿看着她离开；让母亲走，他心中好不难受，却又舍不得离开庙会。当她经过星月酒馆前面的空旷地时，她听到男人们的呼喊声，闻到啤酒的味道，她加快了步伐，觉得她丈夫可能也在里面。
六点半钟左右她的儿子回来，疲惫，脸色不好，有点垂头丧气。他让母亲自个儿回家，心里不是滋味，尽管他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走后，他就无心逛庙会了。
“我爸回来了吗？”他问道。
“没有，”母亲说。
“他在星月酒馆里打下手，我从窗户黑色马口铁上的窟窿里看见的，还卷起了袖子呢。”
“唉！”母亲顿时大声说。“他没钱了。管人家给多给少，他能挣点钱补贴补贴也就满足了。”
天色渐晚，光线已暗，莫雷尔太太做针线活已看不清了，于是起身走到大门口。欢腾之声不绝于耳，节日气氛无休无止，这终于对她产生了影响。她走到屋边的园子里。女人们纷纷从庙会回来，孩子们抱在手里的玩具有绿腿小白羊也有木马。偶尔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走过，手里能拿多少东西就拿多少东西，几乎是满载而归。偶尔个别好丈夫跟全家一起和和美美地走过。但通常是只见女人带着孩子。黄昏时分，那些留在家里的妈妈们，腰上系着围裙，两臂抱拢，站在小巷的几个角落里聊天。
莫雷尔太太独自一人，不过她对此早已习惯。她的儿子和小女儿上楼去睡了；因此，她这个家就是她的寄托，日子过得倒也安稳。即将出世的孩子却使她感到怅然。这悲凉世界似乎使她没有什么盼头——至少是在威廉长大成人之前。但是对她自己本人而言，只有凄凉的忍耐——忍耐到孩子们长大。孩子们！这第三个孩子，她是无力抚养的。她没想要这个孩子。孩子他爸在酒馆打下手，常常贪杯而醉。她看不起他，但又离开不了他。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使她犯难不已。她苦于对付贫困、丑恶和卑贱，若不是因为有威廉和安妮，她对此真是厌恶不已。
她走进屋前的园子，想出去，可就是迈不动脚，但又不愿待在屋里。天很热，憋得她透不过气。想想未来，她的生活前景使她觉得仿佛被活埋在了地里。
前院是一小方块园地，四周围着水蜡树篱。她就站在那里，想在花香和渐暗而美丽的黄昏中得到一丝安慰。小园子门的对面，在高高的篱笆下面是一溜梯磴通往山上，其两旁已收割过的草地红似火。天空霞光万道。晚霞瞬间消失于田野边；暮色降临，大地和篱笆墙都笼罩在一片缥缈之中。天色渐暗，山顶一片红光，庙会的喧腾之声已随之渐渐减小。
时不时，一些人从树篱下的小路那片黢黑的凹地一路蹒跚而归。一个年轻人在山末端的陡坡上乱跑，啪的一声摔在梯磴上。莫雷尔太太打了个寒战。他爬起来，虽口出恶言，但也怪可怜，他似乎觉得是这梯磴故意加害于他。
她进屋，心里想，天下的事怎么就不能变一变。现在总算明白，是变啦。她跟自己的少女时代相隔如此之遥，如今走进河洼地后院都步子沉重的女人，还是不是十年前轻捷自如地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的那个女人，她真说不上来。
“这跟我有何相干呢？”她自言自语道。“这一切跟我又有何相干呢？就连我快要有的这个孩子也在内！我好像就无足轻重啊。”
生活常常摆布人，支配其肉身，填满其历程，但并不真实，任其为之仿佛生活是可有可无的。
“我等，”莫雷尔太太自言自语地说——“我等，我等的决不会来。”
她收拾厨房，点灯，加火，把第二天要洗的衣服找出来泡在水里，然后坐下来做针线活，在布料上飞针走线，井井有条，一干就好几个钟头。偶尔她也叹叹气，活动活动，解手。她无时无刻不在想，为了孩子们，应如何尽量利用好已有的条件。
十一点半钟，丈夫回来，那黑胡子上端的脸红通通亮光光的，他点了点头。他扬扬自得。
“哦，哦，在等我吧，老婆？我帮安东尼打工来着，猜他给了我多少钱？两个半先令，不少啊，每一个便士都——”
“他还不是想，余下的钱，都让你喝酒给扣了呗，”她干脆说出来。
“我没有——我没有。你相信我，我今天没多喝，就一点儿，”他的声音软了下来。“瞧，我给你带回来点儿白兰地姜饼，还有一个椰子是给孩子们的。”他把姜饼和椰子——毛乎乎的东西——放在桌上。“喂，我说，你一辈子难道就不兴说声谢谢？”
她拿起椰子摇一摇，看里面有没有椰汁。算是和解了。
“这东西可好了，我敢打赌。我从比尔·赫金森那儿要来的。‘比尔，’我说，‘你总要不了三个吧？就不能给我家儿子、女儿一个？’‘行啊，瓦尔特老弟，’他说，‘你想拿哪个都行。’我就拿了一个，谢了他。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摇摇试试，可他说，‘哪个好，你自己得看准啦，瓦尔特。’所以你瞧，我知道这个准好。他够朋友，这个比尔·赫金森，他真够朋友啊！”
“他这个人只要有黄汤下肚，什么都可以卖掉，你却跟他一起灌黄汤。”
“嗯，你这个贱女人真讨厌，谁喝醉啦，我倒要知道知道？”莫雷尔说。他扬扬自得，就是因为他在星月酒馆帮了一天工。他唠叨个没完。
莫雷尔太太累得很，对他唠唠叨叨早已烦透了，趁他用火钩压灭火的时候，她赶紧去睡。
莫雷尔太太出身于有教养的老式市民家庭，祖辈是著名的独立派教徒，跟赫琴森上校打过仗，始终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徒。诺丁汉的许多花边厂商纷纷倒闭时，她的祖父在花边市场也破了产。她的父亲乔治·科帕德是位工程师——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性情高傲，以他的白皮肤和蓝眼睛自豪，更以他的正直自豪。格特鲁德像她的母亲，身材娇小。她那傲慢、坚强的性情都是从科帕德家族继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