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莫雷尔夫妇的早年婚姻生活(2)
乔治·科帕德为其贫困苦恼不已。他在希尔内斯造船厂当过技师领班。莫雷尔太太——格特鲁德——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她长得像母亲,也最爱母亲;她的眼睛清晰湛蓝而咄咄逼人;前额宽阔,这就像科帕德家的人了。她记得,她曾憎恨她的父亲对她那温柔、诙谐、心地善良的母亲专横无理。她记得,她曾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并且发现了小船。她记得,她去到造船厂,那里的人都宠爱她都夸奖她,因为这孩子乖巧伶俐又傲气十足。她记得,她的那位女教师已有一把年纪,十分有趣,她是女教师的帮手,在那家私立学校里她是很喜欢帮女教师的忙的。约翰·菲尔德送给她的《圣经》,她至今还留着。十九岁那年,她从教堂回家,常与约翰·菲尔德同行。他是一商人的儿子,在伦敦上过大学,有从商的打算。
她总铭记在心的是九月里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们二人坐在她父亲家后面的葡萄树下。阳光射过葡萄叶间,映出种种美丽的图案,好似一件有花边的披巾,罩在她和他的身上。有些葡萄叶是纯黄色,宛如扁平的黄花。
“坐着别动,”他大声说道。“你的头发,我真说不上像什么!像铜,像金一样闪亮,红得像烧透了的铜,阳光照在上面,金丝缕缕。都说是棕色。你母亲说是鼠灰色。奇怪。”
她看了看他闪烁的眼睛,但是她明净的脸上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情意。
“可你说你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她追问道。
“我不喜欢。我讨厌做生意!”他急躁地大声说。
“不妨就当牧师吧,”她半哀求似的说。
“我很想。我很想这样,如果我认为我能成为第一流的传教士。”
“那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她的声音充满不以为然的意味。“我如果是个男子汉,什么也阻止不了我。”
她扬着头。他在她面前显得有点羞怯。
“可我父亲倔得很。他的意思是要我经商,我知道他做得到的。”
“亏你是个男子汉呢?”她嚷道。
“是男子汉,也强不了多少,”他回答说,皱着眉,无可奈何。
如今她住在河洼地,里里外外忙得她团团转,何谓男人,她也渐渐随之体验到了几分;她明白了,是强不到哪儿去。
二十岁时,因健康之故,她离开了希尔内斯。她的父亲退休后回了诺丁汉老家。约翰·菲尔德的父亲破产;做儿子的去诺伍德当了教师。她一直没有他的音信,过了两年之后,她才毅然打听。他已娶他的女房东为妻,四十岁,是位有产业的遗孀。
莫雷尔太太至今仍保存着约翰·菲尔德的《圣经》。她不相信他会——不说也罢,他会怎么着或者不会怎么着,她心里都一清二楚。为了她自己,她保存着他的《圣经》,而且把他完整无损地记在她心里。三十五年来,直至她寿终正寝,她从未提过他。
二十三岁那年,在圣诞节聚会上,她认识埃雷瓦许谷的一个年轻人。莫雷尔当时二十七岁。他体格健壮,身体长得直溜儿,十分漂亮,卷卷的黑发照旧是亮光光的,浓密的黑胡子从来不刮。他的脸庞彤红,嘴巴红润,引人注目,因为他总是放声大笑。他那朗朗笑声实为希罕。格特鲁德·科帕德注视着他,着了迷。他有声有色、朝气蓬勃,一开口总是妙语解颐,与人相处甚为随和。她的父亲也妙趣横生,但往往带有讥讽。这个人却不一样:和蔼,不带书卷气,热情,爱嬉戏。
她本人则相反。她生性好奇,十分敏悟,对别人的谈说总听得津津有味。她善于诱导别人谈天说地。她对各种见解都感兴趣,大家都认为她聪颖过人。她最喜欢同有教养的人争论宗教、哲学或政治问题。这种乐趣,她并不常有。所以她总让别人对她谈谈他们自己,从中找乐趣。
她身材娇小,前额很高,一头卷曲的棕色秀发。蓝色的眼睛十分坦挚,目光锐利。她的两只手十分纤柔,像科帕德家的人的手。衣着素淡。她身穿深蓝绸衣,戴一串银亮亮的银白贝壳装饰物,十分别致。这件东西,还有一枚大大的螺形金胸针,装饰品也仅此而已了。她依旧心虔志诚,胸怀坦荡。
瓦尔特·莫雷尔在她面前可谓心醉神迷。在这个矿工眼里,这位小姐,她又神秘又迷人。她跟他讲话时说的英语非常纯正而带南方口音,他听了感到紧张。她看着他。他跳舞跳得好,天生是跳舞的材料,而且是他的一大乐事。他的祖父是法国难民,娶了个英国酒吧女侍——如果说得上是娶的话。这个年轻的矿工跳舞时,格特鲁德·科帕德在一旁看着他,那般欢跃,那舞姿都同样微妙之至、出神入化;他的脸——他身上的精华部分——容光焕发,黑发蓬乱;不论是请什么舞伴跳舞他都同样笑呵呵地鞠一躬。像他这样的人,她从未见过,她认为他不同一般。在她心目中,父亲就是男人的典范。乔治·科帕德为人傲慢,英俊,也相当尖刻,以读神学书籍为乐,只赞成一个人,那就是使徒保罗;他治家简直近乎严而不讲情面,对亲属冷嘲热讽;一切感官上的乐趣他都不予理会:……他跟这个矿工大不一样。格特鲁德本人根本瞧不起跳舞;她对此道毫无兴趣,连罗杰·德·柯弗利舞[5]都没学过。她像她父亲一样,是高风亮节的清教徒。因此,这个男人的引起美感的生命火焰之脉脉温情虚幻而珍奇——烛焰般地迸发出他的肉体,不像她的生命要激情奔放却受到思想和精神之阻挫——对她而言似乎有些奇妙也是她难以理解的。
他走上前向她鞠一躬,她顿时觉得浑身热乎乎的,像喝醉了一样。
“这支舞,请你一定跟我跳,”他亲切地说。“很容易的,你知道。我很想看你跳舞。”
她曾经告诉他,她是不会跳舞的。她见他这般谦恭,不由露出微笑。她的笑容甚美。它感动得这个男人把一切都忘了。
“不,我不跳舞,”她低声说。她的话直率而动听。
他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为——他做事做得对是常凭直觉的——便在她旁边坐下,毕恭毕敬地低着头。
“你可别错过这支舞啊,”她说,带有一点责怪的口气。
“不,这支我不跳——我不喜欢这支。”
“可你刚才还请我跳这支呢。”
他听了此话不禁大笑起来。
“这一着我可没防到。你总算没说我把身子撅起来。”
这次轮到她顿然大笑了。
“你那样子好像也没有不撅啊,”她说。
“我像猪尾巴。撅着,也是因为没法子,”他哄然大笑。
“这么说,你是矿工!”她惊异地大声说。
“是啊,十岁就下矿了。”
她看着他,惊愕不已。
“十岁!岂不很辛苦?”她问道。
“很快就习惯了。像老鼠一样过日子,在夜里才出来看看。”
“这话使我觉得难解,”她皱皱眉。
“像个地老鼠!”他笑道。“是啊,有些家伙到处乱窜,真像地老鼠。”他把头向前一伸,没头没脑地直抽动鼻子,似在东闻西嗅辨方向,活像只田鼠。“他们就是这样!”他天真地断言道。“你没见过他们在井下的样子。哪天我带你亲眼看看。”
她望着他,感到震惊不已。她眼前突然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她对矿工的生活有了点了解,好几百名矿工在地底下干苦活,到夜晚才出来。她觉得他好高尚啊。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却快快活活。她看着他,那纯朴的淑静之情充满魅力。
“侬不愿去吗?”他轻言细语地问。“大概是不想去,会把侬身上弄脏的。”[6]
以前从来没有谁这样侬来侬去地称呼她。
第二年圣诞节他们结了婚;婚后三个月里,她万分幸福;婚后六个月里,她十分幸福。
他在戒酒誓约上画押,带上绝对禁酒者的蓝徽章;他可会做做样子了。她以为,他们住的是他本人的房子。房子虽小倒也方便,布置得很好,家具坚固,是上等货色,跟她诚实善良的心灵甚为相配。她跟四邻的女人们不相往来,莫雷尔的母亲和姐姐对她那闺秀样子时常报以冷笑。不过,只要有丈夫亲近,她独来独往,也能过得十分自在。
有时,她自己对卿卿我我感到乏味,便恳切地向他倾吐衷情。她见他恭恭谨谨地听着,却不明其意,致使她要相亲相爱而更加亲昵无间的努力落空,不由心中有些不安。他有时在傍晚也不休息:她知道,他仅仅身边有她还嫌不够。当他找点零活干干时,她感到高兴。
他人很勤快手很巧——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修。于是她就会说:
“我真喜欢你母亲的那个拨火棍——又小又灵巧!”
“是吗,我的小妞儿?唔,是我做的,给你也做一个就是!”
“什么?那可是钢的啊!”
“那又怎么着!你也能有,不说是一模一样也差不离。”
到处弄得乱糟糟的她不在乎,锤声叮当她也不在乎。他忙啊,忙得心里高兴。
到第七个月,她给他刷节假日穿的外衣,摸到胸前口袋里有几张纸条,一时好奇便掏出来看了看。这件结婚时穿的长礼服,他是很少穿的:她根本就没想到会有纸条。是——家具账单,还没付钱。
“看这儿,”她说,这时已是晚上,他刚洗过澡也吃过晚饭,“我在你的结婚礼服口袋里找到的。还没有付钱吗?”
“没有。没机会。”
“可你对我说过,都付清了。到星期六,我还是到诺丁汉去把钱付了吧。我不愿坐别人的椅子,也不愿用没有付钱的桌子吃饭。”
他没有回答。
“把你的存折给我,可以吗?”
“可以,只要你用得着。”
“我本以为——”她说道。他曾对她说是攒了不少钱的。但她明白,问也是白问。她直挺挺地坐着,心里又烦又气。
第二天她去见他的母亲。
“家具,是你给瓦尔特买的吧?”她问道。
“对,是我买的,”老太太尖刻地回了一句。
“他给了你多少钱买家具?”
老太太怒气冲冲。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就告诉你,八十镑,”她回答说。
“八十镑!可还欠四十二镑呢!”
“我也没法子。”
“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账单都在,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除了他欠我的十镑,在这儿办婚宴花了六镑。”
“六镑!”莫雷尔太太应了一声。在她父亲为她的婚事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在瓦尔特父母家吃吃喝喝另外挥霍的六镑由他负担,她觉得这实在荒谬。
“他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她问道。
“他的房子——哪个房子?”
莫雷尔太太气得嘴唇发白。他曾对她说,他住的房子和隔壁的房子都是他的。
“我原以为我们住的房子——”她说。
“都是我的房子,两幢都是我的,”婆婆说。“钱还没付清呢。我能按时付抵押利息就算不错了。”
莫雷尔太太坐着,脸色苍白,一声不吭。如今,她成了她的父亲了。
“这么说,我们还得付你房租了,”她冷冷地说。
“瓦尔特在付,”婆婆回答道。
“多少?”莫雷尔太太问。
“一星期六先令六便士,”婆婆应道。
房子不值这个价。莫雷尔太太在婆婆面前把头一昂,直视前方。
“你有这样的丈夫算你有福了,”老太太讥讽地说,“钱的事全由他操心,你百事不愁。”
年轻的妻子沉默不语。
她没对丈夫说什么,但对他的态度却变了。她那心灵之高洁已经晶化,心如铁石。
十月到来时她只想到了圣诞节。两年前的圣诞节,她遇到他。一年前的圣诞节,她嫁给了他。这个圣诞节,她将给他生个孩子。
“你自己不跳舞吧,太太?”她最近的邻居问她。这是在十月里,大家都在大谈特谈在贝斯特伍德的砖瓦小旅馆开舞蹈班的事。
“不——我一点儿也不想,”莫雷尔太太说。
“怪啦!你居然嫁给你先生,真有意思。要说,他可是跳舞行家呀。”
“我还不知道他是行家呢,”莫雷尔太太大笑。
“没错,他是行家!唷,他在矿工纹章俱乐部开舞蹈班都有五年啦。”
“是吗?”
“那可不,”另一个女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每星期二都挤满了人,还有星期四、星期六——听大伙儿说,还出了好些丑事。”
这种事使莫雷尔太太生气也使她怨恨,而她对此也不无责任。那些人一开头就不想饶她;因为她高人一等,尽管她并不是有意的。
他开始很晚才回家。
“他们现在干活干得很晚,是不是?”她对洗衣女工说。
“不比平时晚,我看不比平时晚。可是他们下了工就去艾伦酒馆喝几杯,聊聊天,就是这么回事!饭都等凉了——也活该。”
“但是莫雷尔先生是不喝酒的。”
洗衣女工放下手里的衣服,看着莫雷尔太太,然后又继续干活,什么也不说了。
孩子出生时,格特鲁德·莫雷尔病得很厉害。莫雷尔对她非常好。但是她感到非常孤单,因为身边没有她家的人。如今跟他在一起,她感到孤单;他在,反倒使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起初,孩子又小又弱,不过长得很快。他是个漂亮的孩子,有金色的鬈发,有深蓝色的眼睛,后来渐渐变成了明净的灰色。他的母亲一往情深地爱他。他出世,正值她的幻想破灭、痛苦最难以忍受之时,正值她对生活的信念受到挫折、心如死灰之时。她对孩子悉心照顾,做父亲的妒忌了。
最终,莫雷尔太太鄙视她的丈夫了。她亲于孩子;她疏于孩子的父亲。他已经开始无视她;他家已无新颖可言。她痛苦地对自己说,他这个人没有胆气。他在此刻感觉到事情已成这样。他对什么都置若罔闻。他徒有其表。
夫妻间展开了一场斗争——可怕而残忍的斗争,二人中有一人死去方可结束。她奋力使他负起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他跟她相去甚远。他生来就是纯感官的天性,而她力求使他守德行信宗教。她力图迫使他面对现实。他对此不堪忍受——弄得他发狂。
孩子尚小,父亲的脾气却已狂暴得令人难以置信。孩子稍有吵闹父亲便发火。这还不算,这个矿工的有力的双手也不放过孩子。莫雷尔太太憎恶她的丈夫,一连憎恶好几天;于是他出去喝酒;他这行径,她倒不怎么在意。只不过,等他回来,她便狠狠地把他奚落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