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我感觉不到我与社会或与他人之间存在热切的或本质的接触。这中间有隔阂。”有隔阂必先有对立的双方。在劳伦斯看来是社会或他人跟他对立。他认为“阶级是一道鸿沟，人与人最美好的交流全都被它吞没了。……是中产阶级属性的胜利使之夭折”。[1]他是20世纪初期最具独创性同时也最引起争议的作家之一。从作品引起的反对之剧烈来看，同他相比，恐怕只有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有过之而无不及。劳伦斯的观点独特，要揭示人性中最深邃的本能，而人性乃是人类的“一种保持原样的巨大能力”，所谓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不过是“每个文明末日的东西”。[2]他认为，金钱和机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大敌，“英国真正的悲剧在于其丑陋。……乡村是那么可爱，而人造的英国却是那么丑陋不堪。”[3]要摆脱所谓工业文明及其代表——中产阶级——强加于社会的种种禁锢与束缚，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男女间的关系。他期盼的是没有铜臭，崇尚爱，不受制于社会等级、家累以及种族至上、宗教至上等思想的崭新世界。
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他既是诗人又是预言者。作为诗人，他直接用感受去写花、鸟、兽，以无比的深沉与力度去写感情的冲突。作为愤怒的预言者，他告诫人们：他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毫无生气，极度贫乏；他鼓吹崭新的爱的方式与崭新的友情的方式。小说要有未来，就必须有“勇气”，“不用抽象概念解决新问题”，小说“必须向我们描写新的、真正新的感情和整个儿全新的情感轨道，从而使我们摆脱旧的感情套路”。[4]
《白孔雀》是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处女作，初显他观察大自然之敏锐和叙述故事之兴味。第二部小说《越雷池者》（The Trespasser，1912）里，景物变化衬托人物的心情变化，是极为精彩的再创作，主题是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缺乏温暖。他在后来写的一些小说中又进一步探索这一主题。一般认为劳伦斯早期的主要小说中，以第三部颇多自传成分的《儿子与情人》写得最好。表面上，它类似传统的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但“俄狄浦斯”这一“话题”使它摆脱了旧式小说的窠臼，扩展出了小说创作的新领域（或新天地）。
1912年到1913年是劳伦斯的极不平常的一年。在此期间，他与一德国贵族妇女弗雷达（Frieda von Richthofen，一教授之妻）相识，门不当户不对也阻拦不了二人相爱，且双双去了德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人如胶似漆的关系曾构成劳伦斯多部小说里的“隐含”主题。在此期间，他完成《儿子与情人》（1913），并开始构思、酝酿、动笔写他后期的优秀长篇《虹》（1915）。1913年，二人回到伦敦，弗雷达跟她丈夫离婚；1914年她与劳伦斯结为夫妻。
《儿子与情人》的许多内容均源于劳伦斯本人年轻时住在伊斯特伍德矿区小村的生活。小说里的莫雷尔夫妇其实就是劳伦斯本人的父母亲；男主人公保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劳伦斯本人。故事以莫雷尔和格特鲁德的婚姻开篇。父亲（既是劳伦斯的父亲也是保罗的父亲）总是犯傻，不说上司的好话。他把他们得罪遍了，可以说是有意的，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别人提携？人家不喜欢他，他又要抱怨。母亲（同样，既是劳伦斯的母亲也是保罗的母亲）强多了。她是城里人，的确算得上小中产阶级。她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一点土音也没有。她一辈子也不学一句我父亲讲的方言，我们这些孩子在家也不说这种土话，只在外头才说。……她写一手漂亮的标准字体，……可她只是个工人的妻子而已，……她生性敏感、聪明，可能真的高人一等。可她却沦落在工人阶级之中与比她穷困的矿工之妻为伍。[5]这显然是女方“低就”而男方“高攀”的婚姻。婚后倒也过得愉快，但好景不长，“低”、“高”之差导致二人关系紧张，纠葛与摩擦不断。丈夫使她的幻想破灭，她将爱一股脑儿转移到儿子们身上。保罗比哥哥威廉、姐姐、弟弟更重感情或者说感情更脆弱、更敏感，也比他们更亲近母亲。威廉夭亡，母亲悲痛欲绝；接着保罗病倒；母亲渐渐领悟，自己的责任应当是关爱活着的而非思念死去的。此后她便将她全部的爱倾注到保罗身上，要从保罗身上找寻她曾在威廉身上找到过的那种母子情。母亲去世，保罗孑然一身，无人爱他无人帮助他。绝望却也使他“绝路逢生”而改弦易辙，他毅然面对未可预知的未来。
《儿子与情人》有多层面的丰富内容，粗略归纳，大概有四个“话题”：一，工业化和机器文明剥夺或扭曲了人性；二，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夫妻间、母子间、男女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三，人对人的精神占有；四，主人公要有个性，要“有志竟成”（当艺术家）就必须获得精神解放。劳伦斯用的是传统技巧，小说的结构模式却取决于人际关系属于何种性质。涉及三种“爱”：保罗与母亲的“俄狄浦斯”之爱，保罗跟米丽亚姆的精神之恋（或心灵之恋），保罗跟克莱拉的占有之爱。这三种爱颇具破坏性，但其本身也“伤痕累累”，这大概跟保罗双亲的残缺婚姻不无关系，也跟双亲间的摩擦、斗争不无关系。生活中的这种斗争在“我们的曾祖母那里就开始了；到了祖母那一辈人斗争变激烈了；而到了我父母亲那一辈，这斗争成了生活中的主要因素。……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的父辈被我们的母亲们斗败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母亲真知道什么是‘好’，而是因为我们的父亲们失去了本能中对生命之流和生命实体的控制”。劳伦斯为父辈（同样，既是劳伦斯的父辈也是保罗的父辈）的遭遇和失败而愤愤不平：“男人算是被撂倒了。一时间出现了繁荣，但是以他们的失败为代价的，接踵而来的就是灾难。灾难之根就是颓丧。男人颓丧了，英国男人，特别是矿工们颓丧。他们被出卖了，被打趴下了。”[6]
研究者常以传统的“俄狄浦斯”学说解释《儿子与情人》里的母子之情，强调保罗“恋母”这一层面，却多少忽视了劳伦斯笔下一些人物的社会存在（或阶级属性）这另一层面。双亲间的冲突显然起因于“吞没了人与人最美的交流”的这条阶级“鸿沟”。保罗遇到感情困惑与难题（甚至包括他跟米丽亚姆和克莱拉的恋情纠葛），则起因于他归顺母亲的中产阶级道德价值和抱负而跟工人阶级分道扬镳。中产阶级（保罗的母亲在其中）“硬是让我（指劳伦斯，亦可转指保罗——引者）的某一部分停止转动”。而“我（指劳伦斯，亦可转指保罗——引者）无法从我自己的阶级摇身一变进入中产阶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中产阶级浅薄虚伪的精神自傲而抛弃我的激情、抛弃我与本阶级同胞之间、我与土地和生灵之间生就的血肉姻缘。……”[7]威廉和保罗“靠母子间的互爱的驱策过日子”，到他们“成年时就不知怎么爱了，因为母亲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强有力的力量，把他们压制住了”。[8]
不错，这位母亲爱子如命。儿子们似乎也成了她实现理想（如幸福、成功、社会的尊重……）的手段，长子威廉夭亡难道不是其苦果之一？保罗的命运丝毫也不比哥哥强。母亲的“爱”几乎成了他认识生活之意义何在的唯一依据，连恋爱都要受其左右。每当他对其他女人产生感情或动了春心，总会自责内疚，认为是自己对母亲大逆不道。儿子们的感情、志向乃至性格都渐渐沦为了这母子之“爱”的附属品。保罗在这条有“礁石”的“爱河”里扑腾，能不心劳日拙？
此序只是译者拉拉杂杂写一点所想到的，聊表一孔之见。就此打住。
译者
2006年9月下旬
于武昌沙湖边
注释：
[1]《劳伦斯随笔集》，黑马译，海天出版社，1993，第357—358页。以下简称《随》。
[2]《随》，第82页。
[3]《随》，第27页。
[4]《随》，第157页。
[5]《随》，第354页。
[6]《随》，第105页；第27页。
[7]《随》，第359页。
[8]劳伦斯的信，1912年11月14日，见James Vinson编：《小说家和散文作者》，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9，第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