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与变法维新的失败

一 瓜分中国的狂潮与《时局图》

19世纪末叶，世界主要列强美、德、英、法、俄、日等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侵华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具体表现为抢占中国市场，强迫中国开商埠、把持中国海关、夺取中国内河航行权等，均是为了对中国输出商品的方便。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对华经济侵略的方式，则从商品输出为主改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为了输出资本，列强除在中国开设工厂，还要向清廷进行政治性贷款；抢夺铁路修筑权，控制中国交通动脉；垄断矿山的开采，掠夺矿藏；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

中日甲午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攫取在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1896年，沙皇俄国获取黑龙江、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1897年，英国在强迫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广东三水为商埠的同时，又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中国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了在广东西江的航行权。同年，法国又迫使清政府宣布海南岛不割让给他国，实际上是将海南岛划作法国的势力范围。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派军队强占了山东的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开采矿山的特权，进而，德国便将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7年12月，沙俄借口德国占据胶州湾，派军舰侵占旅顺。1898年8月，又迫使清政府把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哈尔滨至旅顺）的特权。从此，沙俄将中国东北的黑、吉、辽三省与内蒙古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4月，法国借口俄国占据旅顺、大连，强行“租借”广州湾，同时以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为由，迫使清政府宣布广东、广西、云南“不割让给他国”，从而将云南与两广的部分地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6月，英国以法国占据广州湾为借口，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及其附近港湾。7月，又以俄国占据旅顺、大连为借口，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峄县至浦口）的修筑权，同时还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不割让给他国”，将该地区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日本除已经侵占台湾以外，又强迫清政府允准将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9年，美国政府以外交照会的形式，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规定各国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租借地和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彼此不得干涉。在这些势力范围里，各国船只的入港费和铁路运费，都不得高于占有这些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入港费和铁路运费。这就是说，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应取得通商和航行的平等待遇，分享各种侵略利益，以弥补美国忙于与西班牙的殖民战争而失去的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机会。美国还通过清政府获得粤（广州）汉（汉口）铁路的修筑特权。

中日甲午战争后短短几年，中国沿海重要港湾——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上，都竖起了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修筑权，都被攫取；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列强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时局图》是清朝后期时事漫画的杰作。通过漫画，作者把19世纪末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局，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起着警世钟的作用。漫画中的黑熊代表沙皇俄国，虎代表英国，狼代表德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画的上方标明为“时局图”，两边分别为“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八个大字，极为醒目（图11—4）。

二 戊戌变法及其失败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运动开始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发生的“公车上书”。当年4月，清政府准备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参加全国会试的18省举人非常气愤。广东举人康有为与他的学生梁启超四处联络，并写成给光绪皇帝（载湉，1875—1908年在位）的万言书，提出“拒约”（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迁都”（迁都到长安）、“变法”（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主张，得到1300多名举人的签名。18省举人拟于5月4日齐集都察院门口，要求代奏给光绪帝。万言书辗转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北京。由于自汉代以来，地方举荐人才，都由公家用车接送到首都，故以“公车”专指进京考试的举人。此次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将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出版《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组织“强学会”、“南学会”，鼓吹变法。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2月，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五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并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两大政治主张。1898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连同《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光绪帝，获光绪帝赞赏。4月，康、梁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为维新变法作直接准备。

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危局，1898年（戊戌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同年9月初，光绪帝又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预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颁布几十道实行新政的诏令。这些新政变革的主要内容为：（1）政治方面，鼓励官绅市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员阻隔；要求各省官员推举保荐新政人才；精简机构，裁撤部分无用的衙门和官员；取消八旗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准许自谋生计。（2）经济方面，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提倡设农会、商会等民间团体，鼓励和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开办工厂，鼓励商办铁路、矿业；创办国家银行，鼓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训练新军，改用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鼓励民间创办报纸，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廷中的守旧派和维新派矛盾激化。9月中旬，宫廷内外传言将废光绪，另立皇帝，光绪皇帝几次秘密召见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帝寝宫，将他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接着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103天的变法维新，宣告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从维新运动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看，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戊戌变法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进步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它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登上政治舞台为特征，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

 

三 康有为《大同书》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进一步看到国家民族的深重苦难。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救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结合儒家思想，写成《大同书》（1919年出版），构建出一幅带有空想色彩的大同理想世界图景。

在书中，康有为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抨击。他激烈反对“独尊”，抨击并诅咒封建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即残害百姓的屠夫。只有在太平之世的大同世界里，才能人人平等，没有臣妾奴婢，也没有君主统领，更没有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

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他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的思想和佛家的“慈悲”观念，不仅将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而且，他还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所谓“仁”就是爱护百姓民众之意，这种把“人”摆在“天理”王法之上，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想，既是对视民为草芥、愚民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和否定，同时，也是对“仁”与“人”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