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洋务运动求强求富的尝试

一“同光新政”与洋务运动的兴起

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又称“同（治）光（绪）新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将领在同太平军作战和同外国势力的接触中，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也感受到列强的威胁，产生了危机意识和仿效思想。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恭亲王奕訢上奏的《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提出要“自图振兴”，并在另一奏折中，提出要通过兴办洋务以求“自强”。命曾国藩在上海雇用外国人任教习，制造洋枪洋炮，先后建成“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洋炮局”。洋务运动由此肇始。为与反对者“顽固派”官僚相区别，洋务派之名亦由此产生。

洋务派官僚集团内部，分为中枢系、湘系、淮系三个派系。中枢系由执掌洋务新政的中枢部门官员构成，掌握洋务运动的决策与指导权。除兴办近代教育、处理外交事务外，也负责批准并采纳下属部门、地方官员兴办洋务的事宜。其核心人物，前期为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官员，后期为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大臣。

湘系由曾国藩及湘军将帅、官员组成。主要人物除曾国藩外，还有左宗棠、刘坤一、沈葆桢、曾国荃等人。湘系洋务派多为将领出身，主要在军事方面采用新法。

淮系洋务派，由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文武官员组成。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成为洋务派首领，使淮系成为最具实力和影响的洋务派集团。其主要人物有张树声、丁日昌、刘铭传、盛宣怀等。淮系洋务派虽多自行伍出身，但起家于江浙、上海等地，与洋人有较多的交往合作，观念上较湘系洋务派更开放、务实，加之李鸿章长期担任朝廷要职，位高权重，使得淮系洋务派实力长盛不衰，取得实绩也更多。

洋务派张之洞所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后来被视为洋务运动的宗旨。

在具体运作上，洋务派一是主张学习西方军事制度与技术，制造新式武器，训练新式军队，开办兵工厂，提升军队战斗力；二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管理方法，开办工矿交通实业，振兴国内工商业；三是培育新式人才，提倡废除八股，修改教学科目章程，举办新式学校，并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求强、求富、培养人才是洋务派的具体目标。

 

二 编练海陆军与兴办工矿、交通、新式学堂

1. 编练新式海陆军

镇压太平军与捻军以及应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廷认识到，抵御外敌和彻底镇压太平军、捻军，必须自谋强大，即自强；自强之策在于编练新式军队，即练兵；练兵之法在于添置洋枪洋炮。

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开始聘请英法军官代练新式军队。从绿营中抽调精壮，装备洋枪洋炮并施以相应的军事训练，是为“练军”。最早出现于天津和直隶，后逐步推广至大多数省。

在编练新式军队上，淮军实施程度较为彻底，一是装备逐步西化，采用单一的洋枪洋炮；二是改组编制，建新兵种，自1893年始，淮军组建炮兵、开花炮兵等新兵种；三是更新训练，习用洋操，将新兵入伍训练时间延长，聘请洋教官教练洋操，习用洋枪、洋炮、队列、战术等，并颁发了全军统一的操练规章。

陆军的新式化建设，使中国军队从传统旧式军队进入近代新式军队时代，但成效并不理想，在对外战争中依旧是一触即溃。

清朝现代海军的诞生，也是在外国影响下开始的。从1861年始，购买外国轮船建立海军，成为洋务派官僚的一个重要议题。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出轮船，使清廷海军建设有了可能。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促使清廷决定大办海防、筹建海军。自1875年开始，清政府决定每年从海关税收与江南厘金项下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发展海军之用。这些专款由南、北洋大臣掌握，致力于发展福建海军、南洋海军、广东海军、北洋海军及浙江海军等。

从1875年至1884年的十年间，清军海军建设虽未取得理想结果，但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浙江五支海军舰队，合计共有船舶64艘，排水量47620吨，各式大炮322尊，官兵约5000人。

2. 兴办工矿交通实业

洋务派兴办的工矿交通实业，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商办等方式，以官办的军工实业为多，分布地区较广。其中有安庆内军械所（1861）、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汉阳铁厂（1893）、轮船招商局（1873）、上海洋炮局（1862）、苏州洋炮局（1863）、金陵机器局（1865）（见彩图三十七）等。至1884年（光绪十年），所建厂局遍及18个省份，数量共计32家。主要生产枪炮、火药、子弹、水雷、轮船、炮弹等。

官办的军工企业，从管理和经营形式上看，与传统的封建官府工业类似，但由于采用了机器工业生产方式，采用雇佣劳动，部分实行了成本核算等生产和经营内容，已与传统的封建官府工业有了重大差别，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属性，是中国现代工业诞生的标志。

此外，还有商办的云南铜矿（1865）、上海源昌号（1872）、直隶通兴煤矿（1879）等。至1894年，中国商人创办的工矿实业，已达七八十家之多，产业种类涉及轮船航运、煤矿、金属矿、通信、纺织等诸业。从统计数字上看，中法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民用工业已成为洋务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发展势头明显加快，新办企业的规模也明显增大，轻纺工业开始推广，铁路交通业建设开始出现，反映出清廷和洋务派更进一步认识到“求强”和“求富”的关系。

3. 兴办新式学堂

洋务运动中的新式教育活动，包括官办洋务学堂与官派留学生出洋留学两个部分，以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各种人才。

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是官办洋务学堂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外国语学校。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除学习汉语外，主要学习外文。开馆后，聘有外籍教师，招收满汉学员，学习外文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全馆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后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同文馆内设有印刷所，翻译印刷《万国公法》及数理化、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

其他官办洋务学堂还有：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船政学堂，是国内最早的海军学校；1876年丁日昌在福州开办电气学塾；1876年，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设电气水雷局；1877年，南京设立水雷电学馆。此外，还有传授外语、自然科学、军事知识的新式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天津医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

1872年，清廷委派陈兰彬、容闳率詹天佑等三十余名精心挑选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中国人留学欧美的开始。1872年至1875年先后由官派四批共120名幼童留学美国，1876年李鸿章又选派天津人卞长胜等7人到德国留学，学习军事。1877年，李鸿章与沈葆桢又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30人到欧洲留学。此后，又于1881年、1886年，分别派出第二批10名和第三批34名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福州船政局与海军的技术骨干力量。

 

三 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北洋舰队覆灭，《马关条约》签订，标志着洋务派求强、求富的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以破产而告终。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官僚，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为挽救清王朝统治以及增强国家实力以化解民族危机而发动的一场统治阶级自救运动。他们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本质在于维护现有的封建专制统治。治标不治本，必然导致求强求富的近代化尝试目标难以实现。

洋务运动的破产，有其主观和客观原因。客观上，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富强之路，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如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牟取暴利，使实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活动，百般阻挠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主观上，整个洋务运动没有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加之洋务派官员自身近代化素养不够，尚未认识到列强的国家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试图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做容器，去盛装西方的先进技术，必然导致失败破产的命运。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方式和设备，兴办了一批军工、机器制造、轨道交通实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同时，通过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强化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新式学校的举办，以及派遣包括留美幼童在内的多批出国留学生，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为中国培养、储备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推动此后改良派、革命派成长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