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清末“新政”的夭折与辛亥革命的爆发

一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广州起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任庶务总干事。除制定《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外，还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使之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世人尊称“中山先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早在1894年，他即在檀香山联络爱国华侨，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各种革命组织纷纷成立。同盟会正是孙中山在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基础上成立的。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指满洲贵族统治者，并非指满族人民），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此作为同盟会的宗旨。1905年11月，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用革命的武装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国”则是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即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给国民以充分的“民权”。而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则是“平均地权”，即通过多种手段，逐步解决土地问题。

在组织上，同盟会成立后，总部暂设日本东京，国内则分别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以下按省设立分会；在海外，则设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并在各国设有分会。同盟会的成员，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成立仅一年，盟员即达万余人。

在活动上，同盟会则做了两件大事，即分别从思想、军事方面，为武装起义作准备。1906年至1907年间，同盟会以《民报》为阵地，康梁保皇派则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双方就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要不要变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这次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为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与舆论上的准备。第二件大事，是在各地举行反清的革命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前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同盟会先后发动过十次起义：其中有1895年至1900年间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的其他起义，如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1900年至1907年间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和其他起义，如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马炮营起义、庚戌新军起义等。它们虽都以失败告终，却在军事上为武昌起义的成功，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在这些起义中，“庚戌新军起义”是同盟会在广州依靠新军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起义的组织者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的朱执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表明清王朝的统治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可以转化为革命力量。

孙中山与黄兴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1911年（宣统三年）1月，黄兴、赵声在香港建立统筹部，并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8处。黄兴还组织了一支800人的敢死队，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同时联络了新军与会党。同年4月27日下午，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毅然起义。革命党人虽重创敌人，但自己也伤亡惨重。黄兴多处受伤，化装后突围，返抵香港，起义失败。此次起义同盟会牺牲会员100多名，其中72人的遗骸被收葬于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此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影响巨大，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有力地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二 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夭折

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虽规模不大，且均以失败告终，但充分表明民族危机与国内政治危机的空前严重。险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迫使清政府在20世纪初的10年间不得不进行以“新政”与“立宪”为内容的改革。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利用光绪帝的名义，颁布改弦更法诏，启动涉及政治、法制、财经、文教及军事诸方面的“新政”。

“新政”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1901年4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就改革作整体规划。二是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西洋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咨询，并成立“考察政治馆”。三是决定立宪。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仿行立宪。四是中央行政改革。清廷订立新的中央官制，改六部为十一部，保留内阁及军机处，改大理寺为大理院，设立资政院及审计院。五是地方行政改革。规定县级以下行政官制与民政部统领全国巡警道。六是地方自治措施。1908年清政府开始筹备，设立城镇乡以至厅州县各级自治研究所，拟定《各省谘议局章程》。

法制方面。一是修定刑律。1906年编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翌年编成《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5月颁行《大清现行刑律》，附有《禁烟条例》、《秋审条例》等。二是制定商法。1904年1月，颁行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的《钦定大清商律》。1905年5月，颁行《破产律》。1911年1月，农工商部又拟订《改订商律草案》，包括总则、公司二编。此外，还制定《保险规则草案》等。三是改革司法制度。1906年10月，清政府改刑部为法部，主管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主管审判。公布《大理院审判编制法》。1907年又颁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对各级审判厅的管辖、回避、预审、公判、执行、诉讼程序作出规定。1910年1月颁布《法院编制法》。

财经方面。一是进行财政整顿。1906年清政府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中央与地方衙门收支、债务、银号等财政事务。二是进行税制改革。1910年清政府首次编制出全国预算。三是进行币制改革。1910年清政府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统一银币及铜币的重量和成色。四是设立商部，奖励发展实业，振兴商务。五是发展铁路。

文教方面。一是废除科举。1905年9月，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考试，罢黜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二是兴办现代学校。在全国兴办并推行五年制的蒙养院、八年制的小学堂、五年制的中学堂、三年制的高等学堂以及大学教育，规定必修的课程。三是实施留学生计划。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大批学子出国留学，尤以留日学生为多。

军事方面。一是设立新型的全国军事领导机构。1906年改设“陆军部”。1909年宣布由皇帝新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二是培训新式军官。1904年至1905年，清政府颁布《新军官制》、《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陆军人员补官体制》等规则。到1910年时，由陆军学堂毕业生及军事留学生补官者已达2000余人。三是改革陆军建制，编练新军。1904年设“中央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定新军区为36镇作为国家常备军，巡防队为地方治安部队。新军实行多兵种合成编组，兵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等。在兵员补充上，实行征兵制，规定年龄20至25岁的青年须服正规役3年及预备役2年，优先招募有文化者入伍。至1911年时，清政府编成正规军14镇及20旅约19万人。四是重建海军。1908年陆军部提出《筹海军刍议》，拟建巡洋及巡江舰队，并建造船坞、军港及培训人才。1910年设立海军部，专管海军重建事务。五是改革训练制度。新军聘请德日教习，进行新式操练；制定训练规章，统一新军的操练，重视实地演习，并在外省进行野外对抗演习。六是改革后勤制度。新建陆军总营务处，下设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1906年陆军部对全国新军后勤编制作出具体规定，统一实施。颁行《改定枪弹进口新章》，对外购枪支弹药的批准、购买、使用，作出统一规定。

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仿行立宪”。1907年，清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以及“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三个附录，计划用9年时间筹备宪法。同时，清政府也放宽了对报刊、政党的限制。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相继去世。溥仪（1909—1911年在位）即皇位后，其父摄政王载沣遵循皇兄光绪帝的遗嘱，加快立宪的进程。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进行谘议局选举。1910年10月，已设立多年的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1911年5月，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筹组新内阁，共13名成员，其中满人9名、汉人4名。9名满人中有7名为皇族，被当时的舆论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清代晚期的政治、法律、财经与军事制度，从鸦片战争后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至清末实行“新政”与“立宪”改革，这是由清政府主导的一个难产、扭曲、失败的“近代化”进程。这种变革既是局部的与浅层次的，并未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又是被迫、被动的，具有不彻底性。“新政”的有些举措，如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以及改革税制、币制和制定新法律、改革司法制度等，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根本目的在于挽救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巩固封建统治，维护既得利益，这就注定了“新政”与“预备立宪”是不彻底的并必然夭折的结局。而“皇族内阁”的出笼，最终不打自招地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实行“新政”与“立宪”改革的真实意图。其结果既让革命党人更加看清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也让一些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挽救中国的道路看来只有一条：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暴力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

 

三 辛亥革命爆发与清帝退位

1911年（宣统三年），同盟会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久，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四省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铁路国有”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源于1911年1月，清政府在盛宣怀“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鼓动下，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合称湖广铁路）的修路权出卖给借款给清政府的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原先批准的商办办法全部收回。根据借款合同，列强不但掌握了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抵押。所以，这一政策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且将湖广铁路的路权也出卖给了列强。因此，遭到社会各界民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

在保路运动中，四川民众的反抗风潮尤为激烈，在革命派的推动与引导下，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联合哥老会，不仅组织了保路同志军，而且发动了武装起义，控制了川中、川东不少州县，围攻成都。1911年9月25日，回到四川工作的同盟会会员吴永珊（玉章）在荣县组织起义，且一度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急忙调动湖北的新军入川，致使湖北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湖北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向有九省通衢之称。由于同盟会会员的努力，此地建立了不少革命团体，主要有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组织，而湖北的新军中也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因此，革命的基础较好。1911年10月，当清政府急调湖北的清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时，武汉的革命派就决定发动起义。在此之前，文学社与共进会曾举行会议，商定起义事项：一是确定10月6日为首义日期，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二是选定军政府组织人员。三是制订总动员计划。后因消息外泄、革命党人被捕牺牲等原因，起义日期推迟。10月10日晚8时许，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当晚11时许，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在其他各路起义军的配合下，向总督署发起三次进攻，与守卫的清军展开激战。11日清晨，革命军光复武昌全城。当天上午，武昌光复的消息，很快传到一江之隔的汉口、汉阳，汉阳的革命军宣布起义。10月12日凌晨，汉阳光复。12日，在汉阳革命军配合下，汉口起义军控制了除刘家庙地区以外的汉口全城，至此，武汉三镇光复。各地革命党人受到极大鼓舞，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

武昌起义成功后，10月11日，建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即按照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通电各省响应。10月17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同时，湖北军政府还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颁布政策、法令，以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见彩图三十八）。

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和14个省区的相继响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尽快建立统一的中央革命政权。11月9日，湖北军政府通电各省都督，派代表来武昌，组织临时政府。11月1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1月30日，独立各省军政府代表在汉口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5日，暂定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黄兴、黎元洪分任大元帅及副元帅。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到达上海。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孙中山以压倒性多数票（参加选举的有17省代表，每省一票，孙中山获16张有效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接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提出的优待条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268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正式终结。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但革命果实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仍然任重道远。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继续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摸索着民族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