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闪光

——宋淇早期佚文小议

宋淇先生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在香港病逝的噩耗，我是迟至读到董桥先生的《悼“文学良心”之逝》才得知的。我与宋先生通过信，得到过他的指点，惜终未谋面。对这位“集翻译家、批评家、诗人、编辑于一身”的香港文坛前辈的悄然离去，我深感悲痛。

宋先生的书我本本爱读。他在台湾以“林以亮”之名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昨日今日》（一九八一年五月皇冠出版社初版），是我案头必备书之一。书中“昨日”部分收录了一组总题为《细沙》的小品，据宋夫人邝文美女士在《序》中说明，《细沙》是“作者年轻时心智成长的真实纪录，为了情感上的理由，借以志念他迂回曲折的写作生涯才收在集中”。

我知道宋先生早年以宋悌芬、欧阳竟、唐文冰等笔名写新诗，写散文，还搞文学翻译，揭载于京沪两地文学刊物者甚为可观，可惜许多未曾结集。经我查考，《细沙》中的十二则小品就有八则最初发表于上海《新语》半月刊。创刊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新语》是“综合性学术文艺半月刊”，由周煦良、傅雷主编，作者有马叙伦、郭绍虞、夏丏尊、许杰、钱锺书、杨绛、辛笛、吴兴华等位，均为一时之选。宋先生当时在文坛上已鹊誉四起，钱锺书七绝《答悌芬》说得好：“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他成为《新语》的撰稿人，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新语》创刊号上有宋先生的小品《枕上偶得》七则，其中第一、三、四则已编入《昨日今日》中的《细沙》，分别题为《光与暗》《批评与打靶》和《批评与瞥伯》。第三期上又有宋先生的总题《细沙》的小品五则，即《题目》《现在》《孤儿院》《为什么》和《属于》，也均编入《昨日今日》中的《细沙》。但《枕上偶得》中的另外四则无标题的小品，却未编入《细沙》，无疑属于宋先生的早期佚文之列。对这个小小的发现，我感到意外和欣喜。现把这四则小品转录如下，供宋先生作品爱好者共赏：

我们应该爱——爱人和爱国家，但不是为了道德上的原因；因为我想我们必得接受一些狭窄的生命给予我们的限制。例如我们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但如嫌太狭，为什么不爱整个世界、宇宙、天王星、海王星？

理想大学和理想教育都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能领略教育真正意义，和领略人生意义一样，非自己经过这一关不可。每个人都应该是过来人。我们老听见人说，他们走了多少冤枉路，浪费了多少时间。假如他们能回头重新生活就好了，可是不能，所以愿意告诉别的青年人，别走错路。这其实是错误的看法：路得自己走出来，不然就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你可以告诉他，鼓励他，可是你不能让他走你的路。历史上有多少人主张，理想教育方法应该怎么样，但实行时并不理想。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米尔顿，写了长篇大论攻击现行教育制度，并说他的方法才是唯一的理想；结果，他的子侄受他的教育，非但学问上没成就，而且品格似乎比常人更坏。

我们为什么把drama称为“话剧”？很有理由。在我看来，话剧这字的中心，在“话”而不在“剧”。现在话剧都太注重“演”，而忽略了说话的艺术。仔细想想，话剧和文明戏究竟有什么不同，应该有什么不同？文明戏完全讲“演”，过火的“演”；所以有时候我们非但不被感动，而且觉得可笑。假如话剧也要注重演的话，就如文明戏一样。注重演技（acting）的普通是哑剧（mime），原因是不能说话，只能由动作表达，是ballet，因为一部分就是哑剧；是无声电影。Opera就忽略演技，因为可由音乐歌唱中表现；中国旧剧不注重演，因为也有音乐，有说白，唱，同时有传统的格式（convention）。话剧也应如此，用说话传达情感和意义，不应该受电影的影响。我没有看过大演员演的莎士比亚，可是我想他们演技固然到家，说话还是重要因素。听莎士比亚时，我们不听学者而听演员，是这道理。“To be or not to be”不在怎么演它，而在表达（interpret）它。中国话剧一直停顿在文明戏水准上，就是这原故，我这话也许太偏，但要提高中国话剧标准不得不如此。

《昨日今日》，林以亮（宋淇）著，台北皇冠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初版

翻“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和现在的比一下，我们不由得不感到，虽然在技巧上见解上我们有超过他们的地方，但同时在精神上反而没有那么生气，那么鲜，那么年青和勇往直前。这些可宝贵的性质到哪里去了呢？文学的发展也许像个人，也有少年，壮年，老年，可是现在看起来，近代白话文学运动未免老得太快，简直有点未老先衰。

宋先生一贯坚持对人生和文学的品味，他在这四则小品中对“爱”、“理想大学和理想教育”、话剧的“话”和“演”以及“五四时代的文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只是三言两语，未能充分展开，但不乏独家之言，的确是作者“心智成长的真实纪录”。也许你未必赞同，也许宋先生自己后来也改变了看法，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见解直至今天仍具有启发性。

札记絮语式的小品，侧重抒情的有外国古代纪伯伦的《先知》，侧重叙事的有中国现代章衣萍的《枕上随笔》，侧重思辨的有中国当代王元化的《思辨短简》，都不同程度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当年的宋先生显然也对这种文学形式情有独钟，题为《细沙》也是意味深长。这四则佚文大概因为凸现了理性思考的一面，才未编入抒情色彩较为浓厚的《昨日今日》中的《细沙》。其实，他晚年所作，“熔知识、见解、机智、幽默于一炉”而广获好评的《文思录》《再思录》《三思录》（均收入台湾九歌出版社《更上一层楼》）从内容到形式，与《细沙》和这四则佚文都是一脉相承的。

宋先生这样学贯中西、成就卓著的作家、学者，在人才辈出的香港文坛上也是凤毛麟角。他的文集的编订，有没有可能在近日提上议事日程呢？但愿有人来做这项有意义的文化积累工作，也但愿届时不要遗漏了这四则佚文。

（原载一九九八年一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三五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