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研究家陈无言
一九九〇年，早春二月，我赴香港参加香港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这是我首次到香港，诗人、文史专家方宽烈先生担心我人生地不熟，亲自到深圳接我。那天中午我俩过关渡海，赶到北角的敦煌酒楼，无言先生早已等候在那里为我接风，三人一起“饮茶”畅叙。这也是我首次与香港文坛前辈“饮茶”，以后虽然有过无数次，这第一次印象最为深刻，因为我与通信多年的无言先生见面了。
三天以后，港大的研讨会顺利结束。香港文友又为我举行过一次难得的午宴，与会者有高伯雨、方宽烈、黄俊东、苏赓哲和卢玮銮（也就是我在《香港文学守护使》一文中介绍的小思老师）诸位先生，无言先生当然也在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想到我那么年轻，其实那时我已经四十出头了。整整十五年过去了，伯雨先生和无言先生已经谢世，俊东先生远在澳洲，宽烈先生也已垂垂老矣。今年春节刚过，赓哲先生自加拿大飞来上海，我们阔别十二年之后再度重逢，都特别谈起十五年前的那次欢聚。
这些香港文坛前辈中，伯雨先生、俊东先生和小思老师都已有著作在大陆出版，关心的读者应该都能读到，宽烈先生的新旧体诗集《涟漪诗词》早已在海外诗坛大获好评，赓哲先生的《郁达夫研究》也是出色的博士学位论文，唯独无言先生的文字至今尚未结集，每念及此，我就不胜感慨。
无言先生与我同姓。他的生平，我是直到他一九九六年仙去，才从宽烈先生处得知一二的。他本名庄生，笔名陈野火、书丁，福建漳州人，生于一九一三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报纸副刊编辑，后来进入商界。抗战爆发，无言先生辗转浙闽粤港，尝尽颠沛之苦，但仍坚持自学，一九四五年获武汉大学文史毕业证书。一九四六年以后定居香港，长期在正大参茸行服务，商行易主后才离开。这样一份履历，充其量不过是当年不少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所亲身经历过的。但无言先生有一份对新文学的热爱，有一份对新文学的执着。早在四十年代初旅居香港期间，他就与杨骚、杨刚、吴天等新文学名家颇多交往，以搜集早期新文学书刊为己任。退出商界以后，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孜孜搜求整理新文学史料，乐此不疲，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我是一九八四年由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介绍，才与无言先生开始通信的。他们是老同学，友情甚笃。子瑜先生特别告诉我，你们都痴迷新文学，所以介绍你们相识交流。事实证明，子瑜先生此举多么英明，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我得到了一位好老师，好向导。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我与无言先生鱼雁不断，他所关注的中国现代作家，大都是我不熟悉，甚至是闻所未闻的，从无言先生那里，我发现了自己的狭隘和肤浅。下面这份名单就是无言先生来信中嘱托我搜寻资料的一部分现代作家：
刘延陵、高语罕、彭家煌、彭芳草、敬隐渔、白薇、常风、何家槐、傅彦长、张若谷、顾仲彝、伍蠡甫、周楞伽、卢梦殊、李白凤、李白英、林憾庐、孙席珍、齐同。
其中有几位近年已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如刘延陵，如彭家煌，如常风，但绝大多数直到今天仍鲜有人研究。是无言先生，首次指出林徽因和林微音是两个人，不能混为一谈；是无言先生发掘了艾青四十年代的新诗集《土地集》，艾青老人见到此书影印本仿佛像找回了多年失散的子女那么高兴；是无言先生，首次较为全面地评述了吴天的戏剧成就；又是无言先生，首次介绍了梁宗岱四十年代的旧体情诗集《芦笛风》……
无言先生不善言谈，不擅交际，也不求闻达，为人淡泊低调。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大卷对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影响不小，但有几个人知道，这部文学史的写作在资料方面得到了无言先生的有力支援！他对我这个后辈也是勖勉有加，无私相助。我的许多藏书都是他的馈赠。当他知道我正在研究张爱玲，立即就寄来了《赤地之恋》初版本，叶灵凤到香港后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忘忧草》也是他提供给我的，而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我初次见无言先生时，他已轻微中风，双腿不良于行，仍坚持要引领我去旧书肆淘书。以后每次到港，都是如此，中环的“神州”、湾仔的“三益”、弥敦道的“实用”等，都曾留下我们同游的足迹。
最后一次拜访无言先生，是在他普通的并不宽敞的寓所里。他已坐在轮椅上，精神还不错，指着好几大柜的新文学孤本和绝版书对我说，这是他多年辛勤搜罗的成果，凝聚着他大半生的心血，我可随意翻看，如果需要，尽可拿走。整整一个下午，我翻阅着这些书页泛黄发脆，纸屑随时都会飘落的珍贵书刊，好像在真切地触摸这位新文学迷恋者的心路历程，彼时彼景，至今记忆犹新。无言先生走后，他的藏书终于散出。前年冬天在香港北角的一家小旧书店里，我偶然检出一册白薇的长篇《悲剧生涯》精装本，打开一看，无言先生的藏书印赫然在矣，尽管只有下册，是个残本，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作为一个纪念。
无言先生不是学院中人，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纯属个人爱好，没有“学院体制”的束缚，没有现实的考虑，没有功利的色彩，所以自由自在，率性而为。他比学院中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可爱得多，有意思得多，从某种意义讲，也有学问得多了。无言先生，我深深怀念你！
（原载二〇〇五年九月《美文》第二一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