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该死的责任(1)

随着第三帝国走向深渊，它对许多人的束缚日益明显。因此，是的，这是德国的特殊旅程。在这趟旅程上，这种普遍的责任感提供了一种毅力，使它能够沿着一条路一直走下去，直至终结。这该死的义务和责任……

1945年，对于德国来说，未来似乎遥不可及。

从阿米尼乌斯时代起，德国似乎只有发动侵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身份。当然，通过侵略寻求安全在本质上是不安全的。侵略距自我怀疑只有一步之遥——它是啃噬自我的自卑带来的一种情感或恐惧。

最后，德国人的侵略达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度，其残忍程度，以及全面性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是在大众层面还是在学术界——在德国和战胜国盟友之间——人们都在强烈反思一个问题：为何会导致这样可怕的结果？在德国的政治发展中，或者在德国文化中，或者在德国人民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第三帝国上台并领导这个民族走向深渊？

例如，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曾在他的经典论著《德国历史进程》中表达出具有争议性的判断：“德国人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极端。德国人什么都不缺，唯一缺乏的是谦卑。在长达一千年的历史中，德国人历经各种辉煌，但从未进入正常状态。”他还认为：

……德国曾经出现过最多的先验哲学家、最震撼心灵的音乐家和最冷酷、最厚颜无耻的政客。一方面，“德国民族”多愁善感、值得信赖、十分虔诚，几乎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但另一方面又残酷冷血、缺乏原则、野蛮低级，甚至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两种描述都属实。德国人的这种双重性格不仅存在于同一时代，而且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只有正常的人——既不是特别善良的人，但也不是十恶不赦，或者理智健全、性格温和的人——从未在德国历史上留下印记。

泰勒认为，在西欧，德国人将自己视为法国侵略的受害者，但在东欧，“一千年来，从没有其他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寻求将种族灭绝作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永久政策”，如果认为这种做法并没有给其民族传统添加任何元素，显然是一种愚蠢的看法。

70年后，当历史迈入新的千年，我们似乎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苛责，显得片面和偏激，似乎只是一幅漫画，但它提醒了我们整个欧洲当时对德国仇恨的深度。然而，在战争结束几十年之后，比泰勒更清醒的许多法官重点关注的是所谓的“特殊道路”——德国在寻求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中，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这条道路始于19世纪开始的错误的政治转向。1848年爆发的德国革命和俾斯麦的解决方案导致了两个后果：1.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仍然保留了太多的社会和政治权力；2.在皇帝随心所欲的支配下，总理和政府过度依赖自己的合法性。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特殊道路”曾经是第二帝国引以为傲的诉求。

新德国未来将追求自己的强大道路，它不会是类似英国和法国那样的颓废的民主国家，也不会采用俄罗斯落后的专制制度；它曾经富有远见地提供了覆盖广泛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并且发展成为欧洲最成功的经济体。

然而，1945年之后，有一种假说认为，“特殊道路”正是导致这场灾难而不是使国家走向成功的原因。这条“特殊道路”影响十分深远，远远超过了第二帝国的宪法。因此，例如泰勒曾经得出结论认为，纳粹政权代表德国人民的深切愿望——或者就像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Shirer）在其1960年首次出版后引起轰动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观点，认为从路德至希特勒一直存在一种清晰的延续性，“对当时统治者的盲从是德国人的最高美德，而且还鼓励奴性”。他和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士争辩说，从路德时期起，根深蒂固的侵略意识，加上责任感、纪律和服从意识奠定了德国文化之旅的核心，最终导致纳粹党人的残暴计划轻易俘获民心。

当泰勒撰写《德国历史进程》一书时，他完全不顾盟友（西方和苏联）的“官方观点”——认为第三帝国是纳粹强加给德国人民的灾难性畸形道路。但事实上，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德国民意调查表明，很大一部分德国人认为即使第三帝国因为过度扩张而失败，但它带来了其他有益的方面，而且并不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或邪恶的——这暗示了泰勒和其他人毕竟切中了要害。众所周知，1946年，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将第三帝国描述为历史的“工业事故”。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德国知识界不断寻求以更诚实的方式看待过去，泰勒的论文逐渐在德国及其他地方产生更大的反响。一大批作家开始更深入地探讨为何如此多的德国机构和普通民众参与纳粹暴行：这并非只是一群狂热分子和恶棍受到邪恶精灵的怂恿。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人们从未详细探究德国优秀士兵及其指挥官按照最高军事标准履行职责的形象，也没有仔细探讨那种认为普通德国市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观点。不仅德国国防军是纳粹党卫军在东部战争罪行中的共谋者，而且普通市民被动地参与驱逐中部犹太人的行为和共谋现在也被无情地揭露了。

在纳粹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尤其在19世纪和更早时期——是的——一直追溯至路德时期，人们已经探讨过所有似乎可以预示或解释战争的征兆。为什么德国会走上特殊道路？也许的确存在更深层次的理由——这样做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吗？在战后充满情绪化思想的几十年里，德国人开始认识“反省”（美妙的德国复合词之一）——面对历史或者接受历史——这样的看法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安慰方式，因为它为德国人被自己的历史遗产压垮的感受提供了基础。对于其他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或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希望有一种“这一切永远不会在英国发生”的感受。因此，他们大声质疑：德国身份中是否有某种导致邪恶发生的天性？

不久前，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德国的特殊道路概念对于理解发生了什么并没有帮助。[28]一方面，令人震惊的是，在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中，欧洲伟大文化中的四种文化——德国文化、俄国文化、西班牙文化和意大利文化——已经被反民主主义或极权主义所颠覆，这两种力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残暴性。德国的罪恶历史显然罄竹难书，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但斯大林的恐怖大清洗的面纱仍未被完全揭开。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尽管它们的法西斯暴行无法和第三帝国或苏联的残暴相提并论，但它们也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事实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曾经有自己的特殊道路。意大利在发现和创立自己的身份时经历了自己的独特历程，西班牙从昔日强权地位跌落为欧洲弱国之后，一直在努力应对20世纪的科技和意识形态挑战。再来看苏联，毋庸讳言的是，它选择了一条从愚昧的沙皇专制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世界的独特道路。

在此情况下，德国的特殊道路概念还有多少意义？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发明印刷术的时代，所有社会不都是在随着社会变化的不断加速和发展而走向各种特色道路吗？19世纪，德国在长期寻求自己身份的斗争中选择了特殊方向。但同样肯定的是，这种斗争身份并不能必然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若如此，几乎在同时期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日本为什么也变得极其恐怖？日本从来没有争取身份或统一的问题。相反，几个世纪以来，它已经确定了明确的地理和政治身份，直至今天仍然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社会之一——拥有最强烈的社团性社会心理。

不管怎么样，某种德国特殊道路的整体观点很容易变成一种宿命论。它仿佛是源于悠久历史的一种动力，最终会造成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一场海啸，其根源来自海洋深部，需要克服漫长的距离才能传递至海滩。但这回避了第二帝国时期迅速变化的德国社会内部各阶层正在发生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产阶级、官员、容克贵族、军队分别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在这个至少存在着部分民主和充斥着媒体喧嚣的时代，发出更加一致声音的非精英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扮演何种角色。

但我们也会忽略偶然性在人类事物中制造麻烦的风险。这就是历史中的“假如”。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追问这些问题可以提醒我们关注偶发事件，而且让我们提防任何剥夺我们当代开放性和对其承担责任的宿命论。若如此，例如，假如《萨利克法典》在汉诺威王国没有通过怎么办？这项法律的根源深藏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中，曾经阻止过一位女性登上王位。

自1714年乔治一世成为选帝侯之后，汉诺威王国就已经落入英国国王之手。但根据这项法律，当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继承英国王位时，虽然她是一位选帝侯，但也不得不把汉诺威王位传给其叔父坎伯兰公爵——乔治三世的儿子。

事情竟会变得如此不同？假如维多利亚女王登上汉诺威王位，很难想象汉诺威会和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共同抗击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即使有这种可能，肯定也难以想象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会将汉诺威无情地吞并，因为这将挑起和英国的战争。不管怎么样，这将影响德国走向统一的道路？至少，俾斯麦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将不得不采用引诱和恳求的方式，而不是欺凌和贿赂。他有可能会达到同样的目的。但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肯定会有不同的秉性、不同的民族精神，以及不同的心境。

或者，假如德皇威廉一世早去世十多年，比如在令人尊敬的80岁去世，而不是在90岁高龄去世，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假如德皇腓特烈三世能活得更久一些，而不是在登基后99天就以57岁的年纪死于癌症，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若如此，这个睿智而自由的君主将获得20年时间来改变德国的历史。（他也许会像他的儿子那样罢免俾斯麦，但结果可能会不同。）我们可以继续假设下去：假如共产党在1932年或1933年加入社会党，纳粹党还会掌权吗？假如社会党在国会获得更多选票，它就可能组成一个政府。但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性永远不存在，因为二者之间只有无止境的相互猜疑和怨恨。一直以来，共产主义者总是追随斯大林的曲调起舞，而且在苏联可感知的利益主导下，上演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危险游戏，这在当时就会涉及和社会党的非合作性。

或者，再后来，假如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获得成功——假如施陶芬贝格使用两个皮包炸弹，或在会议桌的不同点安放他的公文包，希特勒真的会被炸死吗？

这样的假如还有无数个。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人类做出可怕的事情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问，他们是否背负着历史带来的心理包袱？有时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或者表明他们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会做出什么事情。但通常情况下，肯定可以找出很多原因。我们可以向各个民族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德国案例中，在这个孩子（是的，它绝对是一个好斗的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哪些是形成性影响？例如，19世纪后期的流行文化中的哪些方面迎合了德国逞勇好斗的英雄主义？第二帝国的好战、尚武精神从何而来？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又是源自何处？

但在问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需要避免透过20世纪的棱镜去观察19世纪——更不用说更早的几个世纪。例如，威廉时期的德国反犹太主义。但在第二帝国时期不会发生和法国“德雷福斯事件”[29]类似的情况——或者就像俄罗斯政府在1882年的法律中对普遍的反犹太主义做出的决定性表述。如果像瓦格纳这样的天才是反犹太主义者，杜斯妥也夫斯基也绝不会例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威廉时期的德国文化中，的确流行一股反犹太主义的暗流，它当然为纳粹的石磨提供了谷物。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曾经攻击法兰西第三帝国是“犹太共和国”，爱德华·德尔蒙特（Edouard Drumont）也曾写过名为《犹太人的法国》的两卷本畅销书。而德国也有类似于他们的作家。然而，如果你对20世纪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很难认为德国在19世纪的所作所为过于出格。

那么，这难道意味着德国自我意识的演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未受任何特殊情况的影响吗？当然不是。在那段时期，德国思想界的确有一些具体特点导致了悲剧性高潮，这些特点显然与众不同。那么，是这些特点导致了这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吗？并非如此。但它们促使悲剧更有可能发生。不仅如此，当悲剧发生时，一切将变得更加彻底，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