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祖国之泪(6)

1914年夏天，德国处于悖论中。德国的经济表现十分强劲，其贸易网络四通八达，文化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的，它和更广阔的欧洲创造潮流广泛联系在一起。德国的一切都是全新的，而且充满了自信，因为它拥有了一个新的国家身份。这是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一直追求的结果。但此时德国社会上也充斥着迅速变化导致的阵痛，很多人认为这种阵痛将会严重威胁这个新统一国家的凝聚力。互相竞争的阶级利益和四分五裂的宗教信仰似乎无法让它在任何政治问题上找到共同目标。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厄运即将到来。不可避免的是，一部分保守人士将这一切变化归咎于喧闹的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民主上。这些人看到伟大的德国社区或礼俗社会正在被现代交易型社会[或借用德国最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首先提出区分的“法理社会”这一概念]的庸俗的、自我追求的唯物主义所污染。有一部分人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武力攻击的风暴迟早会席卷他们——尤其是总参谋长赫尔·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他对俄罗斯上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十分担忧，相信双方之间的摊牌应该宜早不宜迟。

当暴风雨最终爆发时，德国出现一种奇怪的混合反应。一方面，人们感到欣慰，因为风暴过后的纯净即将涤荡沉重的气氛；另一方面，人们感到深深的恐惧，不知道这将给德国的新身份带来何种后果。7月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承诺，它将支持抵御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并且投下了著名的一票：支持战时信贷。甚至共产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也投票支持战时信贷（后来很多人对这种令人困扰的现象展开了大量辩论）。无论他们和法国[广受欢迎的法国神授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és）是国际上受人尊敬的和平典范]的冲突多么尖锐，他们始终将俄罗斯视为需要面对的中世纪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但这只是一部分因素，另外的原因是，虽然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教条，但他们是德国人。

他们持有这种观点，并非意味着他们是愚蠢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表明他们拥有新获得的身份感。这种身份感当时普遍存在于德国人的意识中。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讽刺它、蔑视它，甚至忽视它，但正是这种身份意识解开了第二帝国获得支持的谜题。1914年，随着第二帝国走向战争边缘，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甚至一些拥有巨大国际声望的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和托马斯·曼也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会认为他们似乎犯下了令人尴尬的失误。但从20世纪德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当代也有明显的相似情形）

1914年8月，德国军事规划基于这样的原则：“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尽管后来在西部战线上吸取的教训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防御比进攻更占优势。但突出重围的心理和率先发动攻击的本能已经在德国人的内心中深深扎根。德国开始侵犯中立的比利时（德军在当地犯下暴行），然后对法国东北部展开攻击，给法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是无限制的潜艇战——这一切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凡尔赛对德国施以屈辱性的严厉惩罚，这又成为德国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动的背景，最终导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悲剧。时至今日，你可以在特里亚农酒店的客厅内看到一张纪念牌匾。

这张牌匾展示的是胜利者向新德意志共和国代表们提出的条款。这些条款的措辞，加上长长的战胜国名单下方的德国名字，更加突出了德国遭受的屈辱。

许多人都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一战后和平协议导致的经济后果发动的著名攻击是错误的，而且认为这些条款不合理，德国也无法承受这些条款提出的要求[25]。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国内，政客们已经同意停战（不是投降），但在希特勒看来，主张停战是在背后对军队捅刀子。残存的新奥地利——或者正如新共和国自己标榜的，德国统治下的奥地利——并未被允许和新德国合并。

法国占领了莱茵兰，重新夺回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样一来，怨恨的恶魔再一次被唤醒了。再一次种下了恶的种子。受虐的儿童变成了施虐者，把他曾经遭受的惩罚视为迫害。这种模式再一次出现。但这一次的结果将会非常可怕。

魏玛时代给德国留下了疲惫的伤痛，几乎所有方面都遭遇了不顺。

新的共和国在帝国崩溃和内战中诞生。从其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右翼的军国主义者、贵族，还是左翼的共产党，都没有展示出对新共和国的任何忠诚。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中产阶级破产，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惧和不安的气氛。法国人在莱茵兰地区就像著名的波旁王朝，既没有吸取经验，也没有忘记仇恨。1924年，在美国支持下，德国签署了《道威斯计划》[26]，该计划旨在放松对德国的经济束缚。

在此后一段时期内，德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处于更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德国的复苏本来可以继续下去，很多人有可能找到工作，然后治愈心理上的创伤和不安，战争的威胁可能会慢慢退去。然而，自1930年起，大萧条的爆发沉重打击了德国的经济复苏。失业率快速飙升。1932年末，德国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失业。在此时期内，纳粹党一跃成为德国国会大厦中最大的党派。因为拒绝和社会党人联合，共产党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1933年1月，德国人签署了浮士德式的契约。

接下来，德国开启了走向“零时”[27]的倒计时——1945年5月。今天，德国的这段历史仍然让人感到迷惑和沮丧。最初，德国取得了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上的胜利，不仅恢复了部分经济，而且一再违反《凡尔赛条约》。在此之后，德国突然发动了战争。尽管战争并不受德国人欢迎，但战争却轻易带来一些胜利，其中包括战胜他们的宿敌法国。这让绝大多数德国人感到惊喜。德国制定了消灭不受欢迎者的计划，而且方式越来越令人发指——首当其冲的是所有犹太人。后来，德国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攻击苏联的战线拉得过长。最初的胜利很快被严寒和残酷的战斗所吞没。第三帝国的力量和士气最终被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遭到盟军轰炸。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德国人已经感受到了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恐惧。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失败开始，一切都走向了瓦格纳风格的献祭：灭绝犹太人的屠杀在继续，对城市的轰炸一直延续至战争结束（1945年3月，马格德堡再次被毁灭），残酷的巷战蔓延至一座又一座城市，这一切都标志着柏林的大溃败。

最后的尾声终于到来了。德国在军事、人力、道义上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很多德国人意识到这是真正的“零时”。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代表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停滞。因此，未来必须建立在全新的基础上。在德国之外的公众意识中，德国的历史似乎在1945年就结束了——德国人的道德和身体都变成了一堆瓦砾，这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德国文化被终结了。一切归于“零时”。无论未来如何，过去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剩下的只有崩溃和彻底迷失方向。

然而，并非一切都是“零时”。事实上，德国的历史并没有结束，也并非一切皆成废墟。实际上，德国的历史也正好吸引我们直接面对人性的复杂性——它有时会攀越高峰，有时会堕入深渊，但始终同时具有救赎与和解的神秘可能性，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失败时刻。

因为，现代德国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现在，德国注定要在新的千年成为不断演变着的欧洲领导者。德意志帝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终于在1945年5月谢幕了。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自省的德国诞生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首次学会与邻国和平相处，实现了民族和解——虽然姗姗来迟，但显然跨越了“零时”之后的两代人。现在，受害者变成了侵略者，施虐者实现了真正的救赎和赎罪，尽管他们曾经犯下过可怕的罪行。在新的时代，德国已经成为欧洲不情愿的领导者。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全球化世界里，我们有过很多教训——这些教训在这段历史的结尾将会变得十分清晰，但我们首先要回顾德国走过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