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导言(4)
三是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政治性色彩浓厚。尽管国外意识形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中时刻标榜自己的中间化特征、淡化阶级属性，但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直析本质。可以说，对于执政党来说，任何认同的核心指向都是意识形态认同。近些年国外关注较多的热点研究如价值观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背后都隐藏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政治色彩浓厚。其中，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意识形态认同，但其论述的国家认同危机特别是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等，都充分说明了其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指向。而为我们所熟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也属于西方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成果之一。通过对其标榜的普世价值普适性、无界限性的宣传，达到以推进意识形态认同来统治世界、领导世界的政治目的。
（2）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呈现出的特点有：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成型，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话语体系不断改进，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维度紧贴现实需求一是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成型。国外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依托于认同理论，其理论观点、理论模型构建的比较早，探讨较为充分、较为成型。特别是基于认同研究的实践性、综合性、关联性的特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等三大领域，国外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均有所涉及，且均有建树。以认同理论为依托，以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等为途径，理论体系逐渐布局。较为成型的认同理论有以下两种：
自我认同理论。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1990）梳理了自我认同的发展脉络，“认同这幅肖像注定要用做现代性新理解的出发点”，【14】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探讨了自我与道德之间关系、自我对善的追问与认同。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8）在勾勒了现代性的大致框架后，分析了现代性和自我认同关联的原因，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构是“在现代性的情境下，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15】而不再是像在传统社会中一样，经由仪式代代相传。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和Turner的《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1986）从专业心理学的视角对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作了区分，进行了社会认同的概念界定、内涵阐释，还指出社会认同由三个过程组成，它包括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迈克尔·A·豪格和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的《社会认同过程》（2011）特别指出意识形态设定了问题域，其所提供的一套参照术语限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为人们设置了既定的思考框架，阻碍了认知替代物存在的可能。【16】从陈述中可以看出，由执政党主导的意识形态认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和路径依赖效果。
二是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话语体系不断改进。国外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中，较值得我们借鉴的成果之一即话语体系的构建。国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贴合时代特征，考虑受众心理，有效地激发和推进了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葛兰西最早提出了意识形态认同过程中的传播载体如党派、学校、教会、公会等组织和团体的媒介效应，并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
阿尔都塞认为教育、家庭、法律、电视、电台、出版和宗教、文化等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们从事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向人们灌输意识形态、推进人们认同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通过普及化、大众化的符号媒介，人们产生意识形态认同，进而树立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三是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维度紧贴现实需求。认同在与其他客体的关系中体现，“时刻关注变化的客体”成为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现代性、全球化、信息化等当今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新条件和意识形态研究常常关联起来。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8）中指出：“因为现代性是反思性地动员起来的，而其动力则是内在无规律的，所以现代生活活动本质上具有反事实的品质。”【17】卡斯特的《认同的力量》（2003）是其力作《信息时代三部曲》之一，该书重点阐述了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信息时代面临的国家、民族、社区、个人身份认同建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马尔库塞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批判出发，指出科技的发展使那些可能会反抗的人的需要被满足，进而为现代社会所驯服、所驾驭，失去反抗的动机和个性，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这展现了意识形态认同的一种存在状态。
总的来说，国外的意识形态认同理论在多学科交叉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资源借鉴、话语体系构建、贴合实践创新等方面均对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大有裨益。但同时，其本身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专项研究较少，大多隐性、零散地存在于其他的关联性研究之中；二是国外的意识形态研究带有鲜明的维护和扩张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如关于文化霸权的发展策略等等。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在意识形态认同的借鉴研究中尤其要慎之又慎；三是国外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多是从美国等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其执政党状况与中国共产党存在诸多差异，所处阶段也迥异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期，面临的社会生态迥然不同。因此，本书要在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致力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认同理论研究。
2.国内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意识形态领域也涌现出诸多深刻的变化。在认同概念及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被逐步介绍到国内后，随着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认同研究的展开，意识形态认同成为近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并日益为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驱动下，国内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些成果。
搜索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库和1997—2015年CNKI全文数据库，截至2016年1月1日下午2点，题目包含“意识形态认同”字段的图书1本，期刊101篇（其中核心期刊43篇），硕博士论文17篇。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相对于意识形态论著逐年增多的发表数量，意识形态认同理论的研究尚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其中，聂立清博士的《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2010）一书是国内首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专门论述意识形态认同的著作。他在概述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基础、特点和实质、条件和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国内与国外、古代（主要是先秦儒学）与现代意识形态认同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新课题和应对策略。他关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为本书研究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对已有的研究意识形态认同的图书、期刊、学位论文综合分析，并结合其他的关联性研究诸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等研究成果中涉及到的探讨意识形态如何为大众接受、认可的内容，总的来说，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侧重于下述几个角度：
（1）对意识形态认同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
学者们通过调查与分析，认为当前公众对于执政党意识形态总体认同度尚可，但有弱化和淡化现象，甚至局部出现了认同危机。如聂立清（2009）通过对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状况调查，认为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中存在概念化认同、教条化认同、书本化认同、反向认同、边缘化认同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宣兆凯教授在《“与公众对话”：公众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调查研究》一文中，介绍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调查研究”项目组于2008年1—2月份，在全国范围内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0个市（区）的3000例个案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并总结了公众对于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文化价值观、生态价值观、社会道德价值观等方面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认同情况。其他如吴春梅、郝苏君（2012），卢守亭（2014），黄聚云（2014），付立侠（2013），王娟（2015）分别就农民工意识形态认同、大学生国家认同、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党组织认同、民粹主义对大学生认同的影响等认同状况进行了调查，这些针对某一群体、某一地区、某一主题的认同调查，为意识形态认同研究提供了定量参考。
（2）对意识形态认同的背景与环境进行判断与分析
当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切入，其一是全面分析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社会环境特点。如王苣（2009）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市场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和文化多元化、科技发展和社会信息化、价值多元和个体特色化。这些时代特征对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了并存的机遇和挑战。李笃武（2006）在《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与对策》中指出，在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意识多样化、社会文化多元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其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受到了挑战，出现了认同危机。其二是从某个社会背景切入分析意识形态认同。当前的切入点突出体现为信息化、网络化视角。如揭晓（2014）认为，网络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延伸了交互空间、实现了交往的平等性和交互性、使大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类文化信息资源，同时也使大学生的网络认同面临多重挑战：网络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冲击、部分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迷失和行为失范、网络话语霸权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等。郭志钦（2013）认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在网络时代应遵循虚拟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内在性和外在性相结合的原则。余保刚（2010）、李炎芳等（2014）、蒋丽（2015）分别分析了网络论坛、微博以及网络言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
（3）对意识形态认同的“他山之石”进行了比较和借鉴
学界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其一是理论借鉴。莫凡（2010）探讨了借鉴公民社会理论来建构核心价值认同的“表达—导向”机制，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舒展、杨秋乐（2012）引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阶层分化的批判理论，分析了经济体制的财富分配不合理以及公民政治权利和身份认同的不对称而生成的主体感受，会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认同感低于事实上的经济收入和地位。其二是现实借鉴。有学者分别从儒学认同、资本主义认同、宗教认同等认同建构中比较异同，寻求经验。如孔德永（2012）认为要借鉴儒学认同的经验。儒学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选择了生活化的传播方式，其普及得益于众多儒生的不懈努力。聂立清（2010）总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被认同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经验并提出了其对我国的借鉴：不断扬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存的本能，利用传媒、宗教对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和控制，灌输与渗透相结合是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手段。揭晓、陈卓武（2012）比较研究和分析了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在价值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等方面的异同点。
（4）对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和解构
其一是对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整理和分析。顾晓英（2007）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固然与政府和政党的合法性认同有关，但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知识背景、道德水平等差异也使得不同人的认同程度有所差异。孔德永（2012）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原因从两个方面来看：主流意识形态缺乏现实的人文关怀和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民众的方式和方法存在缺陷以至于无法与民众心理需求相吻合。其二是对意识形态认同的某一影响因素进行具体阐述和探究。如于春江（2011）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会对我国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成影响：消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改变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以及扭曲公平正义观念等。焦玉玲（2013）从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分析了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的影响，并认为主体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沈建波（2014）认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过程中面临着社会心理的汇聚效应、从众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许佃兵（2015）认为，形成意识形态认同的外部机制无法满足内在机制的需求是导致当前意识形态认同状况不理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