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导言(5)

（5）对意识形态认同的推进策略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学者们立足现实状况和实践需求提出了意识形态认同的推进策略。其一是意识形态认同的推进措施探讨。如张文彦、魏建国（2010）认为走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的路径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崇高性、理想性与社会实践的现实性相统一，以批判的精神和包容的态度不断创新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突显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揭晓（2012）认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内在机制（内在动力、选择机制、调节机制）和外在机制（教育机制、引导机制、规范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聂立清（2010）认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要实施适度性、世俗性、主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的策略定位。其二是意识形态认同的载体、渠道分析。如张润枝、陈艳飞（2014）认为，文本是主流意识形态借以存在并得以传播的载体，要将嵌入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领域、有效利用并不断完善网络文本、充分挖掘视觉文本的时代价值、与当代青年的话语体系相结合。郭志钦（2013）从理论层次、制度、主体、方法等多角度提出了网络作为意识形态认同载体的控制策略。李炎芳、郭明飞、杨磊（2014）提出了“微时代”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治理建议：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微思潮、推动互联网管理和微博治理法制化、推动微博传播自律机制和技术机制建设、建构体现时代性和国际化的文化话语和文化形象。刘胜良（2015）认为，追求民生史实、传播民生故事、关注民生公正是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有效路径。

上述论著以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为切入点，对意识形态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但总的来说，相对于本书的研究而言，存在以下不足和不完善之处：其一是研究成果过少，在深度、广度上均有待提高。目前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数量过少，研究水平不容乐观，多数的观点间接地、零散地存在于相关领域的文章中，要去搜集、整理、考证。在已有的101篇相关论文中，关于大学生意识形态认同的有31篇，关于青年教师、青年、青少年意识形态认同的有14篇，研究主题聚集在学校、青年人领域，缺乏全面性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社会转型期为视角，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文章少之又少。其二是理论挖掘不够，关联性不强。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中，最大的缺点与不足之一，即意识形态理论与认同理论的结合度不够。当前的论著中，更多的学者立足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论述，而仅将认同视为一个有“接受、认可”之意的词汇，而非理论。类似论述没有充分挖掘认同理论的要旨，按照认同理论阐释的认同特征、规律、进路、方法去研究意识形态认同。其三是学科交叉研究不多，研究基础单一化。在学科特色与话语体系特色上，呈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特征，与社会心理学学科结合不足。在将转型期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研究中，转型期多被视为类似于“当代”“现阶段”之类的限定词汇，而较少将转型期视为一个理论，深入研究转型期的特征与规律。

（三）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综述

1.社会转型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所谓转型（Transformation），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个运动型式转变的过程”【18】；所谓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19】。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现代工业社会雏形初现。在此基础上，关于社会转型理论的系统研究在多个学科领域开始涌现。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大体可以理顺为三个时期：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20】。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叶为第一阶段：经典理论时期。其核心观念是基于技术进步机制的经典进化主义，孔德和斯宾塞为经典进化主义转型论的杰出代表者和奠基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为第二阶段：实证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30年代兴起了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形态史学，其理论核心为多元文化史观。50年代以后分别兴起了以怀特和斯图尔特等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主义转型论，其理论核心是以文化多元性为前提探寻本质同一性；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新进化主义转型论，其理论核心是通过结构—功能主义阐释将社会转型理论从人类社会整体转型转向较为具体的社会实体转型研究。前两个时期，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转型标准即西方中心主义，其理论基础从根本上说是以西方社会转型为标准模式的趋同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理论转向时期。面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出现的停滞和衰退、东亚新兴国家的迅猛崛起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在世界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转为对既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含义和标准，贝尔等人分析了工业化时代暴露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提出了后工业主义论。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着重分析了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呼吁人文精神的重建。这一阶段社会转型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是否要走同一条现代化转型之路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转型之路并非唯一。为了和旧有理论区分开，有学者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或后现代化理论。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S.N.艾森斯塔特在1983年就鲜明地指出：“很多新的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都不是沿着欧洲国家的路线发展的。”【21】包括他在内的西方社会学者，展开了对西方中心主义之外的转型之路的一系列探索，其中一个研究重点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之路。

概而言之，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主要包括六方面具体内容：经济转型即工业化、社会转型即城市化、政治转型即民主化、文化转型即世俗化、组织转型即科层化、观念转型即理性化。【22】西方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积淀，为我国开展转型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尽管西方理论学界展开了对多元现代转型之路的探索，但西方中心主义的转型模式仍旧占据着西方转型理论的主流。我国的社会转型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要在借鉴的基础上展开独立研究。

2.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成功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揭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发展规律，也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形态的一把总钥匙。科学理解并构建我国的现代化转型理论，要在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进行。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概而言之即“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马克思在1859年1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阐述了社会形态的“五形态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3】马克思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四种社会形态归属到“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在“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成熟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此过去，将要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马克思遵循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逻辑，并将社会形态的变迁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连接起来，因为“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轴，按照生产关系来排列社会发展顺序，这就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重大影响”。【24】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社会形态变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来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形态，这五种形态依次递进。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5】在后来的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将这三个阶段概括为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人联合体，与之对应的经济形态分别是自然经济、商品市场经济以及产品交换经济。“三形态说”是马克思立足于人的主体发展状况，以人的自身发展为尺度概括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的逐级演进，是经济类型的演变在人身上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