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3)

三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评价和反思。苏联社会危机的爆发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裂痕。可以说，意识形态危机是社会危机的导火索，意识形态的崩溃是苏联解体的先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政权、执政有力的首要保证，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累积了数十年经验，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实践的先河。苏联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前期和中期既有成绩又有缺点，也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为之后的意识形态危机埋下了伏笔。后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中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缺失、组织力度和管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苏共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迅速溃败。研究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前、中期的经验和后期的教训对我国意识形态推进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警示意义。多位学者从各个角度出发，认真梳理、总结了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做法、经验，客观分析了解体原因、过程、经验教训等，这些研究推动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反思：既促使人们正确、客观地认知、了解苏联意识形态变迁及解体过程，也使人们更加科学、冷静地思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等问题。此方面论著颇丰，较有影响力的如陈林《走出荆棘林：社会主义嬗变的世纪七问》（1999）、周新城等《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2000）、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2001）、曹长盛等《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2004）、汪亭友《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因何坠地——苏联演变的根源探究》（2004）、季思《中国不是苏联——从苏联解体20年说起》（2012）、吴恩远《苏共丧失先进性的具体表现》（2005）、《俄罗斯反思苏联历史与重评斯大林思潮分析》（2008）等。

（2）我国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步推进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并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阶段性成果的不断生成。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理论逐步成型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些成果规定着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在实践中指导着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并取得了较好的指导效果。同时，通过总结既有经验教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形成了独立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领域。综观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既有立足于整体建设的宏观理论研究，又有立足于某一领域、某一学科、某一视角的具体理论研究以及关联性理论研究。

一是从宏观研究上看，对于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归纳与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个阶段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多立足于宏观、整体，致力于搭建学术框架。学术界从对意识形态的意义、内涵、特征、功能、作用等基本理论的梳理与分析出发，逐步开启了意识形态的系统研究工作。其中，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1993）可谓我国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形成前提、发展线索、学说论析、哲学意义、传播演化，以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涌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归纳与分析，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宋惠昌的《当代意识形态研究》（1993）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际出版，书中对意识形态的范畴、概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新科技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是为当时社会进一步厘清方向、推进改革提供重要理论参考的一部力作。郑永廷等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999）分别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加以论述，结合西方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战略和方法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途径。随着意识形态实践的发展，宏观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力作不断诞生，较有代表性的有季广茂《意识形态》（2005）、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2006）、陈晓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2008）、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2010）、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2011）、周民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2012）、王庆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研究》（2012）、张艳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基于和谐社会的视野》（2013）、杨河《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2015）等。

二是从具体内容上看，对于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解构与分析。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社情、党情均发生了新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也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性质、功能等宏观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了新时期市场经济条件、全球化、网络时代、转型期等不同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主体研究、创新研究、接受论研究等不同视角的研究以及宗教与意识形态、科技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关联性问题的研究。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化、创新化、可操作化，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较为具体的意识形态研究论著，如从不同背景的研究来看，有翁世盛《中国经济特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2000）、王绍臣《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2001）、徐海波《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2003）、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2003）、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05）、戴焰军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2005）、郭文亮《加入WTO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2005）、农华西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2007）、牟成文《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2008）、赵继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2009）、赵德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研究》（2009）、徐海波《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2009）、叶启绩等《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2010）、张骥《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2010）、郑永廷、江传月等《宗教影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研究》（2010）、申小翠《全球主义批判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2011）、黄传新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2012）、孙民《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2012）、张艳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基于和谐社会的视野）》（2013）、张宁《文化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象——马修·阿诺德诗评和文化批评》（2014）、杨永志《互联网条件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2015）等。

三是从发展脉络上看，对于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与借鉴。从纵向的角度梳理我国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其一是时间维度。学者们从时间脉络着手，分别作了如下研究：对于意识形态发展顺序、发展阶段的梳理。如俞吾金曾将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界定为“50年代、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70年代后期至今这三大阶段来考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11】；对于某个阶段意识形态理论及实践成果的解析、评论。通过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某个阶段、某个节点的分析，总结正反经验、教训，为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此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如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2000）、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2003）、朱兆中《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综论》（2004）、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2012）、李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从1949—2008〈人民日报〉社论为例》（2013）等。其二是发展维度。将意识形态的建构、传播、认同视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三大阶段，通过各个阶段的发展看待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此类研究成果有刘明君等《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2008）、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2001）、巨克殿《意识形态传播与国家发展》（1988）、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2010）等。

上述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献论著，研究的侧重领域、侧重时代、侧重内容、侧重方法都有所不同，通过系统分析、比较研究、案例借鉴等不同的研究维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意识形态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和丰富的理论积淀。但透过海量的研究成果和信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而言，既要明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坚持和发展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又要意识到对比国外研究而言我国的差距所在，如定性分析较多而量化分析不足、意识形态研究话语权的弱化、意识形态理论与具体现实问题结合得不够紧密等问题。

（二）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综述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执政党都有向社会公众灌输本阶级、本党意识形态的需要，以此达到统治上的长治久安。在公民主体性日益苏醒的社会民主化大趋势下，只有实现公众意识形态认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和主动权，执政党的统治才有可能真正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执政合法性也才得以持续。因此，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尤其是各个国家、政党关注的建设重点和核心目标之一。

1.国外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综述

国外意识形态认同的关联性研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等。其他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论著中，如前面所提到的葛兰西《狱中札记》、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等论著中，也有涉及到意识形态认同的观点和论述。综合分析国外的意识形态研究特征及研究内容，总结如下：

（1）从研究特色上看，国外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具有突出的隐性化特征、明显的多学科化趋势、浓厚的政治色彩

一是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隐性化特征突出。由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研究的巨大突破，意识形态被打上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烙印，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等学说在西方广泛流传。在此背景下，国外除了理论界的研究明确提及意识形态词汇外，国外执政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多不提及相关字眼，而以价值观、文化等提法代替。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尤其具有很强的实践特色和扩散性，不但执政党几乎不予提及，理论界也鲜有推进意识形态大众化、实现大众认同的研究。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学者的研究中，还是实践层面执政党的推进上，意识形态认同都鲜有提及，几乎成为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特有名词。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意识形态认同在西方社会不被明确提及，在现实中却被日益重视，并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我们可以从关于社会认同、国家认同、价值观认同等大量研究中找到理论参考。

二是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多学科化趋势明显。国外的认同概念一般公认由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首次提及。其弟子埃里克森将认同引入心理学，并推动认同在心理学理论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断增强，在学术界被不断深化和完善，在社会中被日益广泛了解。“同一性的概念化已导致了一系列有效的研究。”【12】在认同理论不断成型和发展的基础上，认同逐步拓展到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角度。亨廷顿认为：“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落、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13】即认为认同需要在与其他客体对象的关系作用中才能产生，并具有普遍性、适用性的特征。因此，认同理论可应用于任何客体对象的研究。由是，认同理论的延展性研究层出不穷、日益增多，几乎遍及当今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被关联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价值认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阶级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组织认同等众多研究议题。在政党社会中，社会运转的领导核心即执政党，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渗透到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领域中，成为维持国家稳定发展、政党统治得力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