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类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司马迁，字子长，“有良史之材”，“十岁则诵古文”（《汉书·司马迁传》）。二十岁开始身背行囊，探访古迹，采集传说，“当时全汉版图，··⋯历殆遍矣”（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近三十年，临终叮嘱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三年后，司马迁当上太史令，有机会阅读“石室金匮之书”和各种档案材料，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论次其文”撰写史著。不幸，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遭李陵之祸，“既陷极刑，幽而发奋”（《汉书·司马迁传》），前后历十五年终于完成一部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宏伟巨著。《汉书·艺文志》定名为《太史公百三十篇》，后来略写成《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到东汉桓、灵时代才以“史记”作为专名。司马迁被后世尊为“中国史学之父”，1955年被命为世界文化名人，1958年郭沫若赋诗赞颂他“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录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二千多年的史事，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本纪按朝代或帝王的顺序编年记录大事，是全书的纲；表把重要的历史大事和历史人物用表格的形式表示出来，以简驭繁，一目了然；志“以纪朝章国典”，是各种典章制度的专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廿二史札记》卷一）；列传记载将相大臣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通志序》）。《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厚今薄古，“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作《平淮书》以观其变”（《史记·太史公自序》），试图通过经济现象考察历史的演变，并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对秦始皇既批评其残酷暴虐，又肯定其统一中国的功绩，“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对农民起义，不仅做了详细记录，而且指出：推翻秦朝暴政“由（陈）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语言脍炙人口，人物栩栩如生。明朝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君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鲁迅称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四库全书总目》说：“考古来渔猎百家勒为一史，实始于司马迁。今观《史记》诸篇，其出（司马）迁自撰者，率经纬分明，疏密得当，操纵变化惟意所如，而其杂采诸书以成文者，非惟事迹异同，时相抵啎，亦往往点窜补缀不能隐斧凿之痕，知熔铸众说之难也”（《总目》卷五〇）
《史记集解》八十卷
南朝宋·裴骃撰。裴骃，裴松之之子，字龙驹，官至南中郎参军，“以徐广《史记音义》粗有发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别撰此书。其所引证，多先儒旧说，张守节《正义》尝备述所引书目次”（《总目》卷四五）。
《史记索隐》三十卷
唐·司马贞撰。司马贞，字子正，开元初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晚年深感褚少孙所补《史记·武帝本纪》诸篇，言辞鄙陋，裴骃《史记集解》中音义有散佚，徐广《史记音义》及邹诞生、刘伯庄诸家音义多疏略，遂著《史记索隐》。“首注（裴）骃序一篇，载其全文。其注司马迁书，则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惟标所注之字，盖经传别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为述赞一百三十篇及补史记条例”（《总目》卷四五）。纠正《史记》叙事疏误颇多，亦间引古史增补缺略，列证赡实，贡献在《集解》《音义》上，自号《小司马史记》。
《史记正义》三十卷
唐·张守节撰。张守节始末不详，《史记正义》以唐经疏体例注解《史记》，又释裴骃《史记集解》，“征引故实颇为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宽探其美”，（《总目》卷四五）。但务博拙于剪裁，一条注文多至千余字，引书多达九种。
《读史记十表》十卷
清·汪越撰，徐克范补。汪越，字师退；徐克范，字尧民。“史家之难，在于表志，而表文经纬相牵，或连或断，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汪）越独排比旧文，钩稽微义”，“考校颇为精密”，“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牴啎”（《总目》卷四五）。
《史记疑问》一卷
清·邵泰衢撰。“《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征引浩博，不免牴啎”，“先儒虽往往驳正，然未有专著一书抉其疏舛者，（邵）泰衢独旁引异同而一一断之于理”，“大抵皆参互审勘，得其间隙，故所论多精确不移”（《总目》卷四五）。
《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班固撰。班固，字孟坚，“性宽和容众”，“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认为其父班彪“所续前史未详”（《后汉书·班固传》），而且“未尽一家”（《史通·古今正史》），于是“缀集所闻”，“潜精积累二十余年”（《后汉书·班固传》），撰写《汉书》，临终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其后，班固之妹班昭，字惠班，人称曹大家（音太姑），写成八表，同郡马续写成《天文志》。《汉书》对《史记》的体例改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人列传。以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八十万字记录了西汉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后世史家纷纷仿效，“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清代赵翼批评《史记》随得随编”（《廿二史札记》卷一），在编次上没有原则遵循，《汉书》纠正了这一做法，做到严密整齐，“遂为后世不桃之宗”（《文史通义·书教下》）。在内容上，《汉书》“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尤其是十志“最称博赡，于一代礼乐刑政，悉综括其大端”（《总目》卷八一），后世史志多沿用其名目；又根据“切于世用”（《汉书·贾谊传》）的原则，在帝纪中增载了许多重要的诏令原文，在传记中收人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作和书信等。《汉书》文词典雅，描写如画，宋代黄庭坚说：“久不读《汉书》”就会“语言无味”（《汉书评林》）。所以“历代宝传”（《总目》卷四五），“学者莫不讽诵焉”（《后汉书·班固传》）。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
宋·倪思撰。倪思，字正甫，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进士，中博学宏词科。光宗即位，掌典册，“一夕并草除公师四制，训词精敏，在廷诵叹”（《宋史·倪思传》）。《班马异同》“以班固《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增损其文，乃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人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遂为创例”。“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总目》卷四五）。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南朝宋·范晔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范晔，字蔚宗，“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宋书·范晔传》），人仕不得志，转而致力史学，认为当时有关东汉的史书“殆少可意者”，于是以《东观汉纪》为蓝本，仿《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对各家《后汉书》提供的史料加以斟酌、订讹、考异，删繁补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修完纪传部分，自信地说：“自古体大思精，未有此也”（《狱中与诸甥侄书》）。不幸被杀，年仅四十八岁。至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将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抽出来补人，才使之成为全书。李贤，唐高宗第六子，武后所生次子，字明允，“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磋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皇太子，寻令其监国，“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旧唐书·高宗诸子传》），并召集儒士张大安等注《后汉书》。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武后所宠明崇俨为人所杀，疑其指使，又于东宫马坊搜出私藏皂甲，以谋反罪废为庶人逼令自杀，年三十二岁，后追谧章怀。《后汉书》记录了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史料详实，叙事以类相从，传论“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宋书·范晔传》）。清人李慈铭说他的传论“风励雅，哀感顽艳”（《越漫堂日记》）。文学价值很高，达到了“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境界。
《补后汉书年表》十卷
宋·熊方撰。熊方，字广居，靖康时官右迪功郎，权澄州司户参军。高宗内禅，除本路帅幕，尝自题其堂曰“补史”。“昔司马迁作《史记》始立十表”，“班固八表，实沿其例。范蔚宗作《后汉书》独阂斯制，遂使东京典故散缀于纪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帙厘然。（熊）方作此表，补所未备”。“要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于史学”（《总目》卷四五）。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
宋·吴仁杰撰。吴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号蠢隐居士，精于汉史。《两汉刊误补遗》“当为刘放《两汉书刊误》而作”，“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曾绛《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闻’称之，固不虚美矣”（《总目》卷四五）。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寿，字承柞，“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陈）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遭谴默”。人晋后，先后任佐著作郎、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张华“谓（陈）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三国志》属于私家修史，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顺等上表说：陈寿《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陈寿传》）。晋惠帝命人抄写，才得到朝廷的承认。裴松之，字世期，“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宋武帝称他是“廊庙之才”。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宋文帝命其注《三国志》，他“鸿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上，文帝看后称赞：“裴世期为不朽矣”（《宋书·裴松之传》）。《三国志》汇集三国史料，别创一格，以纪传二体记录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至西晋统一，共九十六年的史事。鉴于晋承魏，则称魏主为帝，列为本纪，将蜀主、昊主称主，列为传，但仍用本纪的写法，以编年体方式按时序记事，又各自为书，总称《三国志》。实际上做到了三国并列。既不触犯晋的正统，又客观地反映了历史面貌。但“失之于略，时有所脱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裴松之“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日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日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总目》卷四五）。
《三国志辨误》三卷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详时代。“《三国志》简质有法，古称良史，而抵啎亦所不免”。《三国志辨误》“所辨陈（寿）书及裴（松之）注之误，凡魏志二十八条，蜀志八条，吴志二十一条”，“其抉擿精审之处，要不减三刘（刘放、刘敞、刘奉世）之于两汉书，吴缜之于《五代史》也”（《总目》卷四五）。
《三国志补注》六卷，附《诸史然疑》一卷
清·杭世骏撰，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遗。气裴）松之注捃摭繁富，考订精详，世无异议，（杭）世骏复掇拾残剩，欲以博洽胜之。故细大不捐，瑕瑜互见”。“至于神怪妖异，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累牍不休，尤诞谩不足为据”。末附《诸史然疑》纠《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魏书》《北史》之疏漏，“大致订讹考异，所得为多”（《总目》卷四五）。
《晋书》一百三十卷
唐·房玄龄等奉救撰。房玄龄，名乔，字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旧唐书·房玄龄传》）。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因为对何法盛等十八、家《晋书》感到不满，救令重修，房玄龄以宰相监修，而“同修一十八人，并推（令狐）德栗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旧唐书·令狐德桨传》），历三年成书。其中，《宣帝（司马添）纪》《武帝纪》及《陆机传》《王羲之传》的论赞，为唐太宗亲撰，故《晋书》又名为御撰。“书成之日即有不惬于众论者”，“特以十八家之书并止，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百代存之不废”（《总目》卷四五）。而以载记记录北方十六国史事，则是体例上的一个创新，而且简而不漏，详而不芜，保存了宝贵的史料。《邢法志》上溯先秦、两汉、三国的法制。其中有关各代刑律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历代法制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线索。
《宋书》一百卷
南朝梁·沈约撰。沈约，字休文，“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而且“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无比”。历仕宋、齐、梁三朝，“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南史·沈约传》）。齐武帝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奉敖撰写《宋书》，次年二月书成，主要是在徐爱《宋书》旧稿基础上整理删削，续补永光以后的纪传。此书传至北宋，已有部分散失，后人杂取李延寿《南史》及高峻《高氏小史》为之补足。《宋书》八志材料丰富，由古代叙述到宋末，可以考见前代典章制度的全貌；创带叙法，即其人不必立传，但有事可叙，则将其事附叙在有关某人的传内叙事之中，既省文，又结合紧密。
《南齐书》五十九卷
南朝梁·箫子显撰。箫子显，豫章王箫疑的第八子，字景阳，“幼聪慧”，“伟容貌”，“颇有才气”（《梁书·箫子格传》），在诸家《齐史》的基础上，撰成《齐书》，记录齐武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四年的史事。宋时，为别于李百药的《北齐书》改称《南齐书》。《南齐书》叙事向称简洁，各志和类传除少数外一般都有序文，以概括全篇内容，说明作者旨意。而《高帝纪》是孙子为祖父所作，竭尽颂扬，多加回护。箫疑本应列人高帝诸子之中作传，却单独立传，排在文惠太子之后，以示尊显。“然如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枚之书于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于王敬则传，直书不隐，尚不失是非之公”（《总目》卷四五）。
《梁书》五十六卷
唐·姚思廉奉救撰。姚思廉之父姚察“陈吏部尚书，人隋历太子内舍人、秘书永、北绛公，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姚思廉，字简之，“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其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写形列于《十八学士图》，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旧唐书·姚思廉传》）。他奉敖在其父旧稿基础上“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笃”。《梁书》“持论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总目》卷四五）。赵翼说：《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廿二史札记》卷九）。
《陈书》三十六卷
唐·姚思廉奉救撰，“唯二卷、三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他卷则俱称史臣。盖（姚）察先纂《梁书》，此书仅成二卷，其余皆（姚）思廉所补撰。今读其列传，休例秩然，出于一手，不仅《梁书》之参差，亦以此也”（《总目》卷四五）。
《魏书》一百十四卷
北齐·魏收奉救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少颇疏放，不拘行检，及折节读书，郁为伟器。学博今古，才极纵横，体物之旨，尤为富赡，是以人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写封禅书“下笔便就，不立稿草”，黄门郎贾思同称赞说：“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北史·魏收传》）。所撰《魏书》记录北魏道武帝拓跋洼登国元年（元年386年）至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东魏灭亡，共165年的史事。拓跋硅以前的二十七代祖先，虽然都被追尊为帝，但不是实际上的皇帝，《魏书》创立序纪以区别之。魏晋以后，佛教、道教盛行，又创《释老志》对两教的源流盛衰，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像的建造等都做了详细记载。《食货志》《刑罚志》是南朝史家所忽视的，而《魏书》的《食货志》记载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和计口授田、班禄、均田、三长租调等制的始末，为研究我国田租赋税制度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刑罚志》提供了拓跋氏贵族向封建统治逐渐转化的史证。魏收才高而“性褊”，修史酬恩报怨，“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魏书》一出“众口喧然”，有的认为很好，有的认为是“秽史”（《北史·魏收传》）。北齐灭亡，魏收已死五年，仍被仇家掘坟弃骨。“盖（魏）收恃才轻薄，有警映蝶之称，其德望本不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即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魏）收书为据。其为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殆亦恩怨拼尽，而后是非乃明钦”（《总目》卷四五）。
《北齐书》五十卷
唐·李百药奉救撰。李百药，字重规，“为童儿时多疾病，祖母赵氏故以百药为名”。其父李德林，任隋内史令，预修国史，撰《齐史》。李百药“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性好引进后生，提奖不倦”。隋·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人唐后，“太宗重其才名，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旧唐书·李百药传》），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受诏修《齐书》。东魏为高欢所操纵，后为其子高洋所篡改国号为北齐。李百药据其父旧稿，“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史通·古今正史》），历七年书成，采用陈寿《三国志》的叙事方法，记录自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534年）东魏建立至北齐幼主承光元年（公元577年）为北周所灭，东魏、北齐两朝共四十四年的史事。又“大致仿《后汉书》之体，卷后各系论赞。然其书自北宋以后逐渐散佚”，“今所行本，盖后人取《北史》以补亡，非旧峡矣”（《总目》卷四五）。
《周书》五十卷
唐·令孤德粟等奉救撰。令孤德粟“博涉文史，早知名”，经过隋末大乱，“经籍亡逸”，他曾向高祖建议“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他说：“文史不存何以贻今古”，“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旧唐书·令狐德桨传》）。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奉救与岑文本、崔仁师主修《周书》记录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西魏建立至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代周，西魏、北周两朝共四十七年的史事。“当后周时，区字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北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记之，使阅者一一了然”（赵翼《陕余丛考》卷七）。《周书》兼述并存他国情况，颇便了解当时全国总形势。梁武帝的孙子，昭明太子的第三子箫誉与梁元帝有矛盾，投奔西魏，在江陵建立后梁，称帝三世，而《梁书》未做记载，《周书》将后梁列为附庸国，替箫督以下二十六人立传，弥补了《梁书》的疏漏。
《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征等奉救撰。魏征，字玄成，“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贞观朝，以犯颜直谏闻名，“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旧唐书·魏征传》）。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设史馆修史，魏征为总监修，并与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撰《隋书》，记录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至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共三十八年的史事。《隋书》“最为简炼，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赵翼《陕余丛考》卷七），但仍存有对统治者的回护。《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总称《五代史》。魏征、李淳风、李延寿、于志宁、韦安仁、令狐德粟等所撰的《五代史志》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成书时，《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均已单行，则附人《隋书》又称《隋志》。《隋志》“最为后人所推”（《总目》卷四五）。郑樵说：“《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撼，迁、固以来，皆不及也”（《通志·艺文略》）。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唐·李延寿撰。李延寿之父李大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多隔，南方谓北有‘索虏’，北方指南方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他国略，往往昔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段”（《新唐书·令狐德粟传》）。“（李）延寿承其父（李）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于令狐德粟，其乖失者尝为改定，宋人称（李）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总目》卷四六）。“（李）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世居北土，见闻较近，参核同异，于《北史》用力独深，故叙事详密，首尾典赡”（《总目》卷四六）。
《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等奉救撰。刘昫，字耀远，少以好学知名，仕后唐、后晋两朝为相。后唐时兼判三司，踢除残租积负，民间德之。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救修唐史，赵莹监修，越莹罢相由刘昫代之。修史官有张昭、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先、王申等，张昭出力最多，历四年书成，署刘昫名奏上，初名《唐书》，宋人为区别欧阳修、宋祁之新书，改称《旧唐书》。“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儒者表（刘）昫等之长以攻（欧阳）修、（宋）祁等之短亦不绝。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固）、范（晔）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悉委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刘）昫掌领修之任，曾未能钩稽本末，使首尾贯通，舛漏之讥，亦无以自解。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总目》卷四六）。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救撰。宋祁，字子京，谧景文，“与兄（宋）痒同时举进士，礼部奏（宋）祁第一，（宋）痒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摧（宋）库第一，而置（宋）祁第十。人称‘二宋’以大小别之”（《宋史·宋库传》）。庆历中，以《旧唐书》“言简意陋”（曾公亮《进唐书表》），仁宗诏修《唐书》，宋祁为刊修官，“自守毫州，出人内外尝以稿自随”（《宋史·宋库传》）。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以唐书编纂迟延，命欧阳修为刊修官，编纂本纪、志、表，宋祁则专修列传。参加编修的还有范镇、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成书，历时共十七年。《新唐书》大体与《旧唐书》相同，记录了整个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史事。“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攀，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爱从三史以逮八书，抵啎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总目》卷四六）。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
宋·吴缜撰。吴缜，字廷珍，据王明清《挥尘录》载：欧阳修撰《新唐书》曾拒其参加。《新唐书》成，甚负时誉，而他独指摘其中讹误，以作是书。“今观其书，实不免有意掊击”，“然欧（阳修）、宋（祁）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牴啎舛驳本自不少，（吴）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总目》卷四六）。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
宋·薛居正等奉救撰。薛居正，字子平，谧文惠，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宰相监修梁、唐、晋、汉、周《五代史》，卢多逊、扈蒙、张澹、李防、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以范质《五代通录》为蓝本，参考各代《实录》，仅用一年半的时间成书，记录自梁太祖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史事。欧阳修《新五代史》刊印后二书并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诏《新五代史》立官学，《旧五代史》逐渐衰微。“欧阳修文章远出（薛）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于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轻。盖（欧阳）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记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至（薛）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借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司天、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闭，凡礼乐、职官之制度，一概无征，亦不及薛史为有裨于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总目》卷四六）。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
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诸家攻驳散见他书者不论，其特勒一编者如吴缜之《五代史记纂误》、杨陆荣之《五代史志疑》引绳批根，动中要害，虽吹求或过，要不得谓之尽无当也”（《总目》卷四六）。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
宋·吴缜撰。“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吴）缜一一抉其阅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南渡后尝与《新唐书纠谬》合刻于吴兴，附《唐书》《五代史》末”（《总目》卷四六）。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辽史》一百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元·托克托撰。托克托，蒙古蔑里乞氏，亦作脱脱，字大用，“仪状雄伟，顽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识远，莫测其蕴。功施社樱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色，好贤礼士”。“其伯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既诛唐其势，益无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帝积不能平”。托克托“虽幼养于伯颜”，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奉顺帝诏，与世杰班等罢逐之，遂知枢密院事，次年任中书右丞相，“悉更伯颜旧政”，“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诏修辽、金、宋三史，托克托为都总裁官，历时两年半，《辽史》先成，《金史》次之，《宋史》最后。参加修《宋史》的有三十三人，以欧阳玄出力最多。欧阳玄，字原功，“性度雍容，含弘缜密，处己俭约，为政廉平”。“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人翰林，而三拜承旨”。“诏修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议论不公者，（欧阳）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欧阳）玄属笔”（《元史·欧阳玄传》）。《宋史》纪、传、表、志俱全，记录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南宋赵炳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共320年的史事。还设世家一项记载降宋的地方割据政权的史事。材料丰富，但繁芜杂乱，“仅一代之史，而卷峡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禅数”。“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邦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总目》卷四六）。（《辽史》一百六十卷）记录辽政权自唐·天祐四年（公元907年）至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宋、金联合灭辽二百多年的史事。“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于天下，怠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渐灭无遗”，“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然辽典虽不足征，宋籍非无可考”，修史者“见闻既隘，又藏功于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总目》卷四六）。但“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略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金史》一百三十五卷）记录金太祖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至金哀宗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共120年的史事。“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而且，“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中独为最善”（《总目》卷四六）。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
清·厉鹊撰。厉鹊，字太鸿，“家贫性孤峭不苟合”，“于学无所不窥”，“搜奇嗜博”（《清史稿·文苑传二》），“采撩群书至三百余种”，“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厉）鹊《樊榭诗集》中，自称所注《辽史》，比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亦不诬也”（《总目》卷四六）。
《元史》二百十卷
明·宋镰等奉救撰，前后两次开局，总共才用了三百三十一天。由于成书太速，“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人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连；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竞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宋）镰等之过无以解于后人之议者耳”（《总目》卷四六）。而《元史》纪、志、表、传之末均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凡例》），基本上保留了元朝原始史料的本来面目，有别于前史。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奉救撰。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
清·张廷玉等奉敕撰。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即清兵人关的第二年，清廷就下令纂修《明史》，由于当时战争正在进行，政局尚未奠定，修史没能展开。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朝统治日渐巩固，则下令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为监修，再修《明史》，网罗名人才士为清廷服务。徐元文是顾炎武的外甥，字公肃，号立斋，“沉潜好学”，“谨礼法”（《清史稿·徐元文传》），与兄徐乾学、弟徐秉义皆以文名，合称“三徐”。他疏请当时的著名学者人史馆，如不愿到馆也要把他们著的书抄来。黄宗羲、顾炎武虽未到馆，但史馆遇到的大案难题都给予指导和帮助。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字季野，“经学史才冠绝当代，其操行奇卓，亦不愧古人”（陈康棋《郎潜纪闻》卷一二）；而且“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黄百家《万季野先生墓志铭》）。他坚持不人史馆，被请到徐元文家里十几年，不署衔，不受禄，以布衣身份修故国之史。黄宗羲鼓励说：“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送万季野北上诗》）。徐元文死后，继任的张玉书、王鸿绪同样对之礼遇极高，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死在王鸿绪家中。经他审定的《明史稿》五百卷，称为万氏《明史稿》。王鸿绪为了阿主邀功，利用万斯同及史馆旧臣去世去职之便，将史稿点窜删改为三百十卷，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分两次进呈，称为王氏《明史稿》。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重开史局，以张廷玉为总裁，对之再行删改，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成书，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刊行，乾隆四十二年又一次修订，“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王先谦《东华录》），才成今本。《明史》记录了自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明太祖朱元璋起义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共293年的史事。由于编撰者“皆博学能文，论古有识”（《廿二史札记》卷三一），再加上“从事慎而日久”（《沙稗类抄·著述类·史臣文笔之详慎》），因此体例谨严，内容充实，文字精炼，详略合宜，是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历志》附图，既记叙郭守敬之法，又兼述徐光启的历书；《艺文志》只记明代书目，有别于其他正史；《刑法志》详述厂卫特务组织及其对社会的危害；《食货志》详述户口、田制、赋役、潜运、棒铜、会计等内容，较全面地记载了明代经济制度。明朝废除永相制度，六部直接受皇帝控制，又设都察院为皇帝耳目之司，六部尚书与都察院的都御史合称七卿，《七卿表》反映了明代官制的特点。《明史》的列传不设专传，几乎全部是合传，又改变前史子孙附传的做法，改为同事附传；在类传中创立阉党、流贼、土司三目。明代官僚士大夫依附阉宦，结成党羽，祸国殃民，设《阉党传》与《宦官传》并立，反映明代政治上的黑暗；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造成明亡，立《流贼传》以志“剿抚之失，足为炯鉴”（《总目》卷四六）。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吏多由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称为土司，《土司传》反映这些地区授任官吏及考察吏治的办法与内地的区别。其缺点是对南明四王既不立为本纪，也不立专传，仅附朱由篙事于《福王常洵传》，附朱聿键事于《唐王桂传》，附朱由榔事于《桂王常滚传》，附朱以海事于《鲁王植传》；又对清代祖先女真部与明朝的密切关系隐而不书。此皆清廷意图，非史官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