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类
《竹书纪年》二卷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称《汲家书》，其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记事起自夏、商、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惟特记晋国，晋亡后独记魏事，“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隋书·经籍志》）。宋代以后散失，今本二卷，题沈约注，“反复推勘，似非汲家原书”（《总目》卷四七），需审慎识别，方可使用。
《竹书统笺》十二卷
唐·徐文靖撰。徐文靖，字位三，“务古学无所不窥，著述甚富，皆援据经史”（《清史稿·文苑传二》）。《竹书统笺》“因伪沈约注，为之引证推阐”（《总目》卷四七）。
《汉纪》三十卷
汉·荀悦撰。荀悦，字仲豫，荀况十三代孙。祖父荀淑，字季和，“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八子，荀俭居长，早卒；荀爽，字慈明，“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颖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荀悦，荀俭之子，“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与族弟荀彧及孔融等都在汉献帝宫中侍讲文学史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历三年书成，史称《前汉纪》。《汉纪》以《汉书》的帝纪为纲，兼收志、表、传的材料，用十八万字提纲絜领地概括了《汉书》的主要内容，“文约事详，论辩多美”（《后汉书·荀淑传》）。在《孝文皇帝纪》中评论减免田赋的措施，“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能给人以启发。梁启超称赞他是“善抄书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以（荀）悦书为左传之首，其二体篇又称其‘历代宝之，有逾本传，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其推之甚至”（《总目》卷四七）。
《后汉纪》三十卷
晋·袁宏撰。袁宏，宇彦伯，“有逸才，文章绝美”，为大司马桓温记室，“性强正亮直，虽被（桓）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晋书·文苑传》）。他觉得当时流传的《后汉书》“烦秽杂乱”（《后汉纪·自序》），便遍采群书，集众家之长，经过八年的努力，撰成《后汉纪》，记录从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共196年的史事，“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荀）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荀）悦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宏）范（晔）二书’。以配（范）蔚宗，要非益美也”（《总目》卷四七）。
《六经》十卷
旧本题隋·王通撰，唐·薛收续。王通，字仲淹，隋秀才高第，官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时弃官退于河、汾间，以著书讲学为业。薛收，字伯褒，“以孝闻”，在隋“洁志不仕”，人唐，房玄龄荐于太宗，太宗“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薛）收”（《旧唐书·薛收传》）。《六经》“始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终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凡九卷，称（王）通之原书；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迄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称（薛）收所续”。“本无可取，以自宋以来，流传已久，姑录存之”（《总目》卷四七）。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唐·温大雅撰。温大雅，“性至孝，少好学，以才辩知名”。“高祖镇太原甚礼之，义兵起，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禅代之际，与司录窦威、主簿陈叔通参定礼仪”（《旧唐书·温大雅传》）。《大唐创业起居注》第一卷记李渊太原举义旗至发引四十八日事；第二卷记太原发兵至攻克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事；第三卷记摄政至即帝位一百八十三日事。“此书得诸闻见，记录当真。今取与《高祖本纪》相较，若刘仁恭为突厥所败，炀帝释系高祖，此书称高祖侧耳谓秦王曰：‘隋运将尽，吾家继膺符命，所以不早起兵者，为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美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是兴师由高祖，而本纪则谓举事由秦王”（《总目》卷四七）。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司马光，字君实，“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一生勤学，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宋史·司马光传》）。为多读少睡，以园木为“警枕”，稍睡，身动枕转即醒，“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温公文集》卷一《进资治通鉴表》）。“性不喜华靡”，“于物澹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而且为官清廉，曾坦率地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宋史·司马光传》）。他“朴挚以事上”（《司马文正公集序》），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以“周之南（史）、董（狐），汉之（司马）迁、（班）固”（《司马温公文集》卷一《谢赐资治通鉴序表》）为榜样，坚持直笔，撰写信史，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进献《通志》八卷，记录战国至秦二世的史事，大受英宗赏识，第二年设局令其继续撰写，改称《历代君臣事迹》，每写成一部分，立即上奏，宋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作序，待书成冠于书前。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与之政见不合，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去洛阳以书局自随，专修《资治通鉴》。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书成，年已六十六岁，“筋骸瘤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向宋神宗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进资治通鉴表》）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卒，“赠太师，温国公”，“谧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宋史·司马光传》）。《资治通鉴》记录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3年的史事。“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文史通义·释通》），吸收纪传体的优点，成为编年体的典型之作。“网罗宏富，体大思精”，“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总目》卷四七）。全书约三百万字，“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又在相关的事件之后，附有若干“臣光曰”，突出资治的主题。虽初稿出于刘恕、范祖禹、刘放之手，经过司马光的剪裁熔铸，如出一人之手，非惟可观，而又可诵，“世称绝作”（《总目》卷四五《史部总叙》）。此后纷纷效法，呈现编年之热。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
元·胡三省撰。胡三省，字身之，一字景参，其父胡钥“好史学，患鼻邂，读史不休，尝洒血溃书。（胡）三省博闻强记，父命之注释司马温公《通鉴》。无何，其父卒。（胡）三省甚贫，尽瘁家蛊，然不敢废史学”（《元书》，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古代史学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进士，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历任县令、府学教授，宋亡后至死不仕元朝，“既老，自号知安老人，扁所居堂为‘逸老”'（墓碑，收人《宁海县志》卷二十）。“（胡）三省尝受业王应麟，学日益进。注《通鉴》凡经三十年，历困隘亦至多，其宏博明达，洞于大略，自来注家所未及也”（《元书》）。《资治通鉴释文辨误》“援据精核，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枚当，不可滞于一隅’；又云：‘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释唐之疆里’，其言实足千古注书之法”（《总目》卷四七）。
《通鉴胡注举正》一卷
清·陈景云撰。陈景云，字少章，淹贯群籍，尤精史学，以母老遂绝意宦游，大吏以礼敦聘俱不赴。早岁于《通鉴》略能成诵，所著《通鉴胡注举正》“皆参订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之误，凡六十三条，而所正地理居多，颇为精核”（《总目》卷四七）。
《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
宋·王应麟撰。王应麟，字伯厚，“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举进士”，“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中是科”（《宋史·王应麟传》）。《通鉴地理通释》“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总目》卷四七）。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
宋·司马光撰。司马光一生谨慎，“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司马温公文集》卷九《答刘贤良蒙书》），于史料无征不信。而“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司马）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异同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司马）光始”（《总目》卷四七）。张煦侯先生将司马光的考证方法概括为六类：“其一，参取众书而从长者”；“其二，两存者”；“其三，两弃者”；“其四，两疑而节取其要者”；“其五，存疑者”；“其六，兼存或说于《考异》中者”（详见张煦侯《通鉴学》（修订本）第67～6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今日之考史，亦大致于此。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释例》一卷、《稽古录》二十卷
宋·司马光撰。“《通鉴》一书，包括宏富，而篇峡浩繁。（司马）光恐读者倦于披寻，故于编纂之时，提纲挚要，併成斯编，使相辅而行，端绪易于循览。其体全仿年表，用《史记》《汉书》旧例，其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录》之体，则（司马）光之创例”。“足为全书之纲领”（《总目》卷四七）。“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总目》卷四七）。“上溯伏羲，下迄英宗治平之末”。“《朱子语录》曰：‘《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宫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读之，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曹龟，一一皆验。今观其绪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故虽非洛学之派，朱子亦不能不重之，足见其不可磨灭矣”（《总目》卷四七）。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
宋·刘恕撰。刘恕，字道原。其父刘涣“刚直”，欧阳修与之同年进士，“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刘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为人重意义”，“笃好史学”，“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对之心服慕重，荐其人史馆为助手，负责撰写三国至隋的长编，而且“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刘）恕”（《宋史·文苑传六》）。但未到《资治通鉴》成书即病卒，年仅四十七岁。“盖修《资治通鉴》时，（刘）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撅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遴疾，右股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刘）羲仲，以成此书，改名《外纪》。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金履祥批评其书“未免贪多务得”，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此书乃“草稿”，“如《通鉴》之有长编，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金）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遽加轻诋，操之未免为已整矣”（《总目》卷四七）。
《皇王大纪》八十卷
宋·胡宏撰。胡宏，胡安国之子，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张拭师事之”（《宋史·儒林传五》），所著《皇王大纪》“上起盘古，下迄周末”（《总目》卷四七）。
《中兴小纪》四十卷
宋·熊克撰。熊克，字子复，“幼而翘秀”，“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有问者酬对如响。家素俭约，虽贵不改”，“人称其清介”（《宋史·文苑传七》）。《中兴小纪》“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迄绍兴壬午。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宋制，凡累朝《国史》，先修《日纪》。其曰《小纪》，盖以别于官书也”（《总目》卷四七）。
《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
宋·李煮撰。李煮，字仁甫，谧文简，“唐宗室曹王之后”，“性刚大，特立独行”，“张拭尝日：‘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甫冠，愤金仇未报，著《反正议》十四篇，皆救时大务”。他“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宋史·李煮传》）。周密《癸辛杂识》载其“以木厨十枚，每厨抽屉匣二十枚，每屉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用力四十年”，“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宋史·李煮传》）记录北宋一祖八宗的史事。包括正文980卷，《修换事目》10卷，《举要》68卷，《总目》5卷，共1063卷。“以（司马）光修《通鉴》时，先成长编，（李）煮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煮《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搜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总目》卷四七）。李煮认为：撰史如果不秉笔直书，公正叙述，就会使“忠义枉遭埋没，奸谀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后很受赞誉，“叶适以为《春秋》以后才有此书”（《宋史·李煮传》）。朱彝尊说：“宋儒史学，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议驳”（《曝书亭集》卷四五《书李氏续通鉴长编后》）。《续资治通鉴长编》长达一千余卷，在当时无论刊刻或是传抄都是很困难的，以致完整的定稿本未能保存下来。清修《四库全书》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20卷，仍为北宋保存了大量史料。
《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
明·张自勋撰。张自勋，字卓庵，竭一生之力为《通鉴纲目》进行增益、更改、删除。“是编成于崇祯癸未，首为《校正凡例》一卷，备列朱子论纲目手书十二篇，及李方子《纲目后序》、王柏《书纲目大全后》、徐昭文《纲目考证序证》”。“《纲目》一书，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纲目》亦多出赵师渊手”。“其《续麟》二十卷，则按原书次第，摘列《纲目》及《考异》《书法发明》考证之文，而一一辨正其是非。《汇览》三卷，则列增删正纲者三千六百四十余字，增删分注者四百四十余字。盖《汇览》为改正之本，而《续麟》则发明改正之所以然”（《总目》卷四七）。
《纲目分注补遗》四卷
清·芮长恤撰。
《纲目订误》四卷
清·陈景云撰。
《大事纪》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
宋·吕祖谦撰。吕祖谦，字伯恭，“尚书右永（吕）好问之孙也”。“初，荫补人官，后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辞科”。“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熹尝言‘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宋史·儒林传四》）。所著《大事纪》“取司马迁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后事，复辑诸书以广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迄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书法皆祖太史公”，“具有体例”，“每条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一一具载出典”。“《通释》三卷如说经家之有纲领，皆录经典中要义格言。《解题》十二卷，则如经之有传，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见”（《总目》卷四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
宋·李心传撰。李心传，字微之，“有史才，通故实”（《宋史·儒林传八》），与李煮并称“二李”。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称《高宗系年要录》，“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煮《长编》相续”。其书“宏博而有典要”，“以《国史》《日历》为主，参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资考证。《宋史》本传称其‘重川蜀而薄东南’，然如宋人以张拭讲学之故，无不坚持门户，为其父张浚左袒，（李）心传独于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据实直书”（《总目》卷四七）。
《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
宋·陈均撰。“取《日历》《实录》及李煮《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兼采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数家之书，博考互订，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欲其篇峡省约，便于寻阅，故苟非大事，则略而不书”（《总目》卷四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
宋·刘时举撰。刘时举，理宗时太学生。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权臣史崇之遭父丧，诏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起复。他与太学生王元野等九十四人上书，劾其不当起复，后官至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所著《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录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至宁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的史事，“褒贬颇协至公，无讲学家门户之见”（《总目》卷四七）。
《西汉纪年》三十卷
宋·王益之撰。王益之，字行甫，淳熙进士，熟于两汉史事及制度。“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固）马（司马迁）二书及荀（悦）纪为据，其余鲜所采掇。（王）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征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总目》卷四七）。
《靖康要录》十六卷
不著撰人名氏。“记事俱有日月，载文俱有首尾”。由于“《长编》已多佚闭，⋯⋯仅及哲宗而止，徽宗、钦宗两朝之事遂以无征。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起政和迄建炎，虽较他书为赅备，而所录事迹、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为主，余则略焉。此书虽叙事少略，载文太繁，而一时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之不详者，即以补李煮《长编》，亦无不可也”（《总目》卷四七）。
《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自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事迹”（《总目》卷四七）。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不著撰人名氏。“盖宋之遗老所为”，“其以理宗、度宗、滚国公称三朝，而广益二王则从附录，体例颇公。卷末论宋之亡，谓‘君无失德，归咎权相’，持论亦颇正”（《总目》卷四七）。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
不著撰人名氏。内容“自建隆以迄咸淳”（《总目》卷四七）。
《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
宋·金履祥撰。金履祥，字吉父，“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及壮，知向镰、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当时议者以为（何）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静，（王）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金）履祥则亲得之二氏，而并充于己者也”（《元史·儒学传一》）。《通鉴前编》“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下接《资治通鉴》”。“盖（金）履祥撰述之意在于引经据典，以矫刘恕《外纪》之好奇”。“其征引群籍，去取失当，亦未必遽在（刘）恕书上也。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总目》卷四七）。
《通鉴续编》二十四卷
旧本题元·陈梗撰。“以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终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前编》，而亦断自唐尧，因著此书，首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氏所未备为第一卷；次撩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为第二卷。其余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总目》卷四七）。
《大事纪续编》七十七卷
明·王祎撰。王祎，字子充，溢文节改忠文，以文章名世。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用为中书省掾史，称其才思之雄胜于宋镰。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召修《元史》，与宋镰同充总裁官。书成，摧翰林侍制，同知制浩兼国史院编修官。《大事纪续编》为“续吕祖谦《大事纪》而作，体例悉遵其旧，惟《解题》即附各条之下，不别为一书。俞恂称其书自征和迄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五年，而今传本实自汉开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至周恭帝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总目》卷四七）。
《元史续编》十六卷
明·胡摔中撰。胡摔中，名由，以字行，博通经史，尤长于《毛诗》《春秋》二传。洪武中聘为儒学训导，永乐初为楚王府右长史，悉心辅导，凡二十年。“以明初所修《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阅漏，因作此书以综其要。起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终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编年系月，大书分注，有所论断，亦随笔缀载，全仿《通鉴纲目》之例。然《纲目》迄五代，与此书不能相接，其曰《续编》盖又续陈攫书也”（《总目》卷四七）。
《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
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奉救撰。
《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奉救撰。“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迄于明代，编年记载，纲目相从”（《总目》卷四七）。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
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奉敕撰。“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救采明一代事迹撰《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子及商格之书。然（张）廷玉等惟以笔削褒贬求书法之谨严，于事迹多所挂漏”。是编“细注则详核史传补遗纠缪，使端委秩然，复各附发明以阐衮钺之义，各增质实，以资考证之功；而泽语之诞妄者，亦皆遵《钦定辽、金、元国语解》一一改正，以信汀讹，较张廷玉等初编之本，实倍为精密”（《总目》卷四七）。
《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
清·徐乾学撰。徐乾学，字原一，“幼慧，八岁能文。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进詹事。次年，“召试翰詹诸臣，摧（徐）乾学第一”（《清史稿·徐乾学传》）。以元、明人续《通鉴》者，“皆不足继司马光之后，乃与郸县万斯同、太原阎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作为是编。草创甫毕，欲进于朝，未果而段”。“其书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凡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司马）光书之例，标‘臣乾学曰’以别之”。“虽不能遽称定本，而以视陈（橙）、王（宗沐）、薛（应旅）三书，则过之远矣”（《总目》卷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