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2)
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方声洞曾两次东渡日本，学军、学医。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当初在日本讨论赴义名单时并没有他，但在林觉民等回国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开日本。慷慨赴义前的一天，他在广州写下了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它们和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是用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主义的乐章，是血性男儿的真文字！
方声洞在禀父绝笔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表示这次因念祖国之危亡，与海内外同志起义于广州，“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以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在给侄儿方和生的绝笔中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盖祖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殷切地期望他为国尽力，善事祖父，教导弟妹。
广东的李晚从南洋回国，过家门而不入。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饮弹身亡，前一天他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也写下了多封大义凛然的绝命书。他在给邓泽如的信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梅培臣等人的信和上面内容一致，也说“书此以当绝笔”。此外，他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这封绝笔《黄兴集》没有收，见中华书局《孙中山藏档选编》20页）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黄兴当时也是抱了从容赴义之心的。所以，起义失败后盛传他已战死（实际上他只是负了伤，幸免于难，在香港养伤），他的朋友杨笃生还为此忧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当广州事败的消息传到上海，《民立报》的同人都以为他也真的献出了“一颗头颅”。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文弱的书生，并不是人人都像黄兴那样能够上马杀贼，只凭着一腔热血，却表现出如此的大勇，他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学生或华侨，却有着如此执着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够如此无畏地面对死亡，这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是这些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壮哉，黄花岗！世纪末的中国人真应该去读一读黄花岗志士们的绝命书！读一读那些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书！
三
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1906年留学日本，精通英、德等国语言。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90年前的羊城三月，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感情。称李文甫“非常猛烈”、受伤被俘“从容谈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义理之勇为之也。”“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备之同志”。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