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1)

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人。这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是因为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十六年里，他流亡海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居留，对西方近代文明，和他们的政治制度运作有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爱，他流亡过的西方各国的先例，最后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会长名为“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就是民主国家的大总统。这是他对民族、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二民主义”。[1]

1904年孙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订新章，第二条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2]在此之前，《苏报》案发生后几个月，孙中山在日本创设革命军事学校，招收有志于学军事的留学青年，开学时就以这十六字作为誓词。1905年春天，他在欧洲与愿意参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订立盟书，其中也有这四句话，而且成为后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早在朱元璋北伐元王朝的檄文里就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3]，“创立民国”的响亮口号则是孙中山率先提出的，与兴中会誓词相比，多了“平均地权”一项，这是他民生思想的滥觞。同盟会成立后5个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还没有“三民主义”简称。同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冗长不便，就简称“三民主义”代替，[4]这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后来孙中山认为这一简称适当而采用，这一名词也就成了普通名词，被广泛采用。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同时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论述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于发生商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1924年12月首次出版了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孕育时间前后达三十年，虽然作为一个名词它早已流传于世了，而且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前后有些变化，如他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所以只有“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晚年学习苏联以党治国，又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内容。但大体上，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学说，是孙中山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三民主义几乎能够为全国的人所接受，1949年前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三民主义奋斗的话。全部接受这个主义的人不多，即使在国民党的骨干中对民生主义有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前，焦达峰等同盟会员另外成立共进会，誓词中就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但这个主义中间的确包含了一些能够让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感动的东西。因此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不少军阀都试图以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来装饰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割据和专制寻找动听的门面，当然差不多每次都出卖了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中始终屹立不倒，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至死。

诚然，辛亥革命只是将满清皇帝赶下了台，终其一生孙中山先生都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死时列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满目疮痍，民生维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都未达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透过他忧郁的眼神，我们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伤痛。

今天孙中山是海峡两岸都立正的人，在台湾地区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在大陆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每年的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等）他的巨幅画像都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不少远离政治、厌恶政治的人也认为在政治家中只有孙中山是高尚的。孙中山诚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尽管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平均地权”中仍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成分，和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口号也不无一脉相承之处，他自己晚年还把三民主义解释成是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但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已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基本方案。然而，在孙中山四十余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遗憾，本文仅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四个历史性遗憾。

遗憾一与五四学生的一段对话

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

“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

“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地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5]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段祺瑞）、冯狗（冯国璋）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充其量只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中三昧，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正革命”。“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单纯的政治层面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些都是一辈子致力于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难以理解、接受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1920年2月，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卷，347—348）

可见在他这里思想仍然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目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当然，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五四”开创的启蒙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五四”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

遗憾二向日本借款的条件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6]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7]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8]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