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经学传统与哲学诠释(8)
脱离历史的时间，只能是一种记载历史的枯燥的年代表。了解历史事实的起止日期并不标志着就已经知道了历史事实的真相。颇有趣味的是，中国人对于时间的领会似乎总是接近于生存论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时间的记忆并不是孤立的去回想那些被数字化、刻度化了的年、月、日、时，而毋宁总与特定的历史事件或生活事实联系在一起。一提起“雍正元年”，大脑中马上就会意识到这是指雍正皇帝登基即位的那一年，甚至还会联想起康熙与乾隆。而一说“解放前”，所提示出的不仅是时间化的1949年，还传递出这样的历史信息：那一年，新中国成立了。汉语口语或书面语言中，中国人说“解放前”的概率一定高于说“1949年前”。中国人指称时间，习惯于用历史事件代替数字化的年限，如日常生活中，一般中国人都说“文革的时候”或“文革期间”，而很少说或根本不说“从1966年到1976年”。再如，人们可以直接说“唐山大地震”，而不必要明确地指出那是“1976年”。民间生活中，人们更喜欢用“生小大子那年”、“生小二子那年”、“我们结婚那年”、“我三十岁那年”等来指称某一纯粹数字化的年份。应该说，中国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能力要远远强于对具体时间的记忆。可见，时间在中国人的思维里，一直是进入历史的，或介入实践的。时间与历史、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甚至就是融为一体的。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都善于使用“更元”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个年号用久了，或者在这个年号里发生了许多水旱灾害或不吉事件，皇帝就会设法换一个新的。新的年号透露出新的生机。一个新年号的出现或多或少地鼓舞着人心士气，带给老百姓的是新的转机和新的希望。显然，渗透着历史意识的古代年号也已实现了与政治、民生实践的有效连结，于是，时间就不再是数字性的抽象存在，而毋宁更是人文性的生命关怀。
在位中国历史中，从现存的文献记录看，明确的纪年应该开始于西周的“共和元年”，按照现行的公元纪年推算，相当于公元前841年。在此后289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通行的纪年方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随着朝代的更替或帝位的承继而改变。古代的帝国如此，现代的中华民国也基本如此。即使在战乱而无统一政权的历史时期，如战国、三国、南北朝，区域性或暂时性的割据王朝也都是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来纪年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政权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将“五星红旗”确定为国旗。同时，正式宣布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元”制纪年方法，当年为1949年。这样，就彻底地废除了具有悠久历史并已形成中国公共时间传统的年号纪元法。
三
历史观念的形成并不能在历史表象中寻找根据。在最本真的意义上看，一个民族的时间意识，应该直接来源于这个民族的创世理念。中国的人文精神一向主张：阴阳创世，二元始初；世界是变化流转的世界，岁月是永不停滞的岁月。世界的形成通过阴阳二元机制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78]由无极、太极，再到阴阳，再到五行及万事万物，宇宙从简单到丰富、从源始到现象，所经历的不正是种种无底的、无尽的历史活动。没有历史活动的支撑、不发生出任何事件，时间便成为一种呆板的刻度，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有所谓“绽出”。世界的生成过程同时也就是时间的彰显过程。时间、历史、世界、人生、现实活动原本是统一共融的。
《尚书大传·虞夏传》曰：“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日月年华，时刻都在变易，眼前的、当下的现在总会被正在成长的将来所取代、更换。世界就在这种无穷无尽的重复过程中实现着不断的创生。古代中国，在官方采用历史事件纪年方法的同时，民间通常也采用天干地支的纪年方法。作为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作为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相排列，指称一载，六十年形成一次轮回，天干与地支共同组合出更有终始循环意味的“干支纪年法”。在这种纪年方法中，历史是无底的，不会陷落在一个所谓终局性的“末日”（doomsday）手中。《论语·子罕》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其中也反映出中国人传统的时间意识中的那种流转不止、周行不殆的深刻蕴义。《易传·序卦》不止一次地凸现出作为中国哲学原点的《周易》，所具有的时间无底、世界无尽和物不可穷的精神特质。“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79]在中国人的心理意识中，时间一直是进入信念本体的，反映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就是人们都无一例外地相信：世界的局面不应该仅仅是目前这样的，人生的境遇或命运也不应该只是当下的唯一的一种可能，历史一定是变易不息的。这里的“物”，所表征的并不是狭义并具体的、有形的物质存在，而应该是整体性的世界、人生和历史。《易传·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80]从时间中可以衍生出历史，从时间中可以领会到宇宙的生成。推原事物的初始、反求事物的终结，就能够知道事物生死的基本法则。这就是《周易》所要告诉人们的哲学真谛。《周易》第五十二卦为“艮”，原为抑、止之意，《易传·彖·艮》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81]宇宙的发生与发展，有始必有终，世界运动的基本法则表现为有行必有止。始是有终的始，终是有始的终。开始必将是趋向于终结的，同样，终结也必将是面向开始的。《易传·说卦》曰：“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又，“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82]《说卦》以八卦配八方，东北，既是阴气盛极之位，同时也是阳气初起之位。万物在东北之位上获得了最后完成的同时，又重新萌发出昂然的生机。《说卦》还以八卦配四时，艮为冬之末、春之初的季节，共有四十五天。在冬末之时，万物成其终；在春初之时，万物成其始。
有了终始相接的历史理念，才会有宇宙的无底和世界的永恒。永恒，在本质上就不是建基于一种直线攀升式的、无穷无尽的终极性或不可变性，而是有终、有始的前后连续或往来不断。没有终、始的历史，什么都是一往无前的，也就无所谓永恒与不永恒的区分了。所以，永恒一定是与终始相牵连的。《易传·彖·恒》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83]为什么《易经》六十四卦惟独以“未济”卦结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未济”一卦作为六十四卦的终局，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朱熹《周易本义》说：“未济，事未成之时也。”[84]“事未成”所透露出的是宇宙、世界的无根底性和人生、历史的未完成性。正因为“事未成”，所以人活在世上才要求必须有一种“君子以自强不息”[85]的精神品格的强劲支撑。由终始转移的历史理念所推演出的绝不会是线型的进步发展观，而一定是生态化的生存观。因为历史是有终结的，所以才会衍生出以享受与消费为人生目的的物性文明，于是便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性的利用、开发、征服乃至疯狂性的掠夺。因为历史无开端也无终结，所以才会形成顾及全局与长远利益或考虑到子孙后代福祉的彻底的环境主义思想，于是，把草木山川、日月星辰看作是可以与人感应的甚至直接就已是自身存在的一个有机部分的生态伦理观念、强调人与自然协调运转的风水之学才得以在古今中国社会盛行不衰。
四
终始转移的历史意识进入中国人的信念世界后，使得诸如“生生不已”、“没完没了”之类的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基本价值认同。实际上，“生生不已”、“没完没了”之类的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无谓的口头禅，而毋宁在根基上就早已经被“终始转移”的历史意识所充塞、所建构。一般的中国人，即使是在最落魄、最穷困潦倒的时刻，甚至处于根本无望的绝境之中，也都会坚定地维持着这样一类的基本信念：“天无绝人之路！”“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老天爷会开眼看我的！”“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好运总不会一直躲着我！”“我就不信：我一辈子都这么倒霉！”“总有一天，我会发起来的。”“时来山都挡不住。”“车到山前必有路。”“好死不如赖活”……
于是，将这种信念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中，便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差”、“无名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儿一世穷”的开朗和洒脱。很难想象，没有一定的并且已经是根深蒂固的终始转移的历史潜意识作为支撑，人们怎么可能产生出如此乐观向上、富有前瞻性的精神信念。一个只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眼前当下的人，一个从来跳不出现在领域的人，是不可能形成未来意识的，更不可能产生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只有知道未来的可通达性和必然性，才会彻底看穿当下的暂时性、过渡性和可超越性。在古今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似乎一直都不缺乏那种处于顺境时的忧患意识，如相信“乐极生悲”、“财主无三代”、“好花不长开”、“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盛宴”；同时，也更有处于逆境当中的自信态度，如“天无百日雨，人无一世穷”、“瓦片也有翻身日，哪有久富长贫家”、“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董仲舒似乎也相信：“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86]这种终始转移的历史观念，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形式，便突出地表现为“时”与“运”的连结，即时间与栩栩如生的生活事件始终融合、交汇在一起，时间之中渗透了生活世界的丰富内容。一直为中国人所普遍信奉的“时来运转”，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因为有终始转移的历史理念，于是才会有实际生活样态的诸如“否极泰来”、“祸福相依”、“悲喜为邻”的人生辩证法。在这一方面，每一个极为平常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算得上是实践辩证法的大师。同样，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信念，一方面，在汉民族的整体人群中才极少产生出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偏执狂和精神分裂分子；另一方面，也孕育和打造出中国人在为人处事及根本世界观方面的忍耐、宽容、甚至豁达、圆通的民族气质和普遍品德。所以，中国人及整个中国文化所富有的所谓“乐感”精神而绝少“末世”历史理念设定下所孕育出的那种荡气回肠而又发人深省的悲情意识，探究真正的根源，应该是远古时代益已形成并逐渐进入人们思维传统的终始转移的历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