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经学传统与哲学诠释(7)

康德的时间观，相对于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研究而言是合法的、必要的，它可以成为知识论的前提，可以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对于人们的精神活动的过程性来说则显得过于形式化，缺少具体生活内容的填补和充实。柏格森的时间观，似乎又显得太生命化了，心理主义色彩过于浓烈，很难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被人生存在所认同、所接受，同时，绵延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也没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于是便产生出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时间与历史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存在与时间》一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以时间概念为依据，通过对“此在”（Dasein）生存规定的意义的分析，而逐步显现、展露出存在论的历史。在海德格尔，此在作为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具有三种最基本的特征，即一是它的“生存性”，指的是“先行于自身”，此在总寓于它的“能在”之中，但它还不是某种实在化了的存在，而只具有所谓“存在性”。二是它的“实在性”，指的是“已经在……中存在”，它总是处于被抛在世的状态之中，它接受并且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被抛在世的事实。三是它的“沉沦性”，指的是“寓于……而存在”，此在总是在那些不是自己的东西中领会自身，此在所经历的沉沦在世一定是异化着的。海德格尔把这三种特征统一归结为“烦”（Sorge）。当然此在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烦，并不是为某些个别具体的事情而操心苦恼，而毋宁是对存在总体的思虑，有似于《易传》哲学中的忧患意识。于是，海德格尔的“烦”在根本上就已蕴涵了时间性的内容，因为“生存性”、“实在性”和“沉沦性”这三者的首要意义分别是时间化了的“将来”、“已在”和“当下”，这又是时间的三个基本环节，它们所绽出的不是那种对象化、平面化、单一化的可以被认知的知识结构，而一定是此在历史活动的全部过程。这样，烦就被理解成为一种“在时间中”（in der Zeit）的意义相连续的存在者。

海德格尔以为，时间不等于时间性。“时间性本身不是由将来、过去、当下‘随时间之流’才组成的”。[63]因为时间属于实在性和沉沦的领域，与“已经在……中存在”、“寓于……而存在”相关连，但是，时间性却不然，它只属于生存性，而与“先行于自身”相联系。实际上，惟有“时间性使生存性、实在性与沉沦能够统一，并以这种原始的方式组建烦的结构的整体性。”[64]这是海德格尔对时间性观点所做的最著名的概括。这里所体现的是在他的存在论哲学中，此在、时间、历史、世界达到了相互之间的融合与统一。但不只止于此，海德格尔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把时间性进一步地归之“无性”（Nichtigkeit），即所谓的一种趋近于死（Tod）的生存的不可能的可能性，[65]此在已将它的存在理解为一种绝对的虚无，并且还不断地将自身投射于作为生存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虚无之中。海德格尔指出：“时间性根本不是存在者。它不是什么，而是自身的时间化。”[66]时间不属于存在者，而只属于存在本身。这似乎已经比康德、柏格森显得更为深邃、彻底。在海德格尔这里，此在离开自身的“存在”，进入经验物质世界的过程，就是时间性对将来、已在和当下所“绽出”（die Ekstasen）[67]的历史。“此在在本质上是绽出的。”[68]因为，时间性是此在的一种动态的、趋向于将来的历史活动过程，是它源始地、自在自为地“超出自身”（Ausser-sich）[69]的运行轨迹。于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那种把时间从真理世界中剔除出去、把源始时间本身所具有的内感心理和生活内容抽干，从而使时间成为空间化的容器或纯粹的直观形式的观念，在海德格尔这里就实现了一个大的反转。正是海德格尔使时间有了历史的动感、获得了实践的内容，让它渗透进世界的构成性质。应该承认，这是西方哲学内部在对时间问题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所迸发出的一个了不起的转变。时间在传统哲学里被认为只是一种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沉沦”才是主体认识所面对的第一事实，而生存性和实在性永远处于被搁置、被遮蔽的状态。“当下”成为时间的中心，而“已在”和“将来”都被甩到了时间的最边缘，根本没有进入哲学思想的视野。

海德格尔说：“源始的时间是有终结的。”[70]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的庸俗时间观所以为的那种时间无穷、无限的神话。因为此在的存在是有限的，时间就不可能是一往无前、永不回头的直线。因为此在的存在是一个不断敞开的历史过程，所以，“当下”就不可能成为时间“绽出”的唯一量度。既然“烦是向死的存在”[71]，那么，此在就必定是有终结的，它不可能产生一个使它自己能够停留下来的终结点，此在应该是有终结地生存着的。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这既就决定了个体此在的有限性，即“小我”的暂时性和不连续性。同时，也决定了类群此在的未完成性，即“大我”的无终端、无根底的基本特征。然而，海德格尔的所谓“终结”（End）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停滞或历史的终止，而毋宁只是类群此在在经验现象世界中有所“绽出”的阶段性结果，它既是时间的终结却又是时间的开启。因为按照时间性的要求，源始的时间应该不断地在面向将来中展示出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当下和已在应该是有始的当下和已在，而将来也应该是有终的将来。如果离开我们自己此在的在此，时间仍应该继续前进，无限多的世界还应该“在将来中”生成和存在。过去的已经死亡，当下的正在死亡，只有将来的才是具有生存性的。存在的现成性永远不可能取消或代替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终结与开始之间不断生存着的存在，在本质上就是时间不断地走向自身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时间的消解和虚无化。在这里，时间没有了，过去、当下和将来都没有了，主观、客观没有了，大我、小我没有了，当然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当下为中心的时间的优越性也就消失殆尽了。宇宙总体统合于时间而又什么都不是。时间的无化（die Nichtung）[72]，也是世界的无化，“本源地和本真地回到自身是生存在最本己的无性之中的意义。”[73]这样，传统的庸俗时间观便在时间的无化过程中遭到了覆灭性的瓦解。而这才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抑或连所谓的境界都不应该存在，因为这种无化已几乎是一种无境无界的涅槃。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无既不是一个对象也根本不是一个存在者。”同时，无化也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对象的消灭或存在的否定，因为“无本身就被无化着。”[74]

二

由康德、柏格森到海德格尔，西方人的时间观的演变逐渐呈限出一种可以与中国哲学的思维相沟通的倾向。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时间似乎从来就不曾是康德式的纯粹的直观形式，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事物的发生、变易、成长和发展的具体过程，而一直与人的生活世界相连通，或者说，时间直接就是历史本身、生活本身。孔子著名的语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几乎已经被每一个中国人所接受、所认同。其实这其中既有对时间流逝作对象化的认识之后所产生的一般的理性理念，但更多的还是对人生的感慨和叹吁。在这里，时间已经与历史、与人生、与人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因为时间中渗进了历史活动的因素，所以时间就必然是具有情感化、心理化的主观意识，甚至我们可以说，时间就是情感，就是人们在某一时刻、具体境遇下所形成的当下领会和心情态度。同时，情感也就是时间，人们一直用当下领会和心情态度去构造具体的、存在化了的时间表象。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当下的此时此刻中，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过去已经流逝而不复存在，未来也还没有降临而尚未确定。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时间只有当下，而没有曾在和将来，即根本没有连续性可言，所谓的“连续性”，不过是我们主观构造出的意想物，是我们想象力发生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康德所说：“空间与时间的先天概念，仅为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的产物。”[75]一切表象只有在内感统觉中被整理、连结、粘合之后，才能够建立起一种前后相续的次序关系。再进一步推证，所谓的“当下”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一旦我意识到当下的时候，一旦我把当下作为一个认知对象来进行思维、想象、反省的时候，一旦当下通过语言予以表出的时候，当下早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逃遁了，当下已经离开了我自己。而我现在所实际面对着的，则是应该新的、此时此刻的、与我本源性地融合在一起并且还没有进入我的意识领域的当下。所以，当下也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时间在本质上就应该是“无”。

与时间的无化密切相关，历史其实也是一个无。历史并不由事实所构成。因为事实是永远无法留存下来的。事实一旦生出，旋即已经死亡，苟且残留下来的都是人们想象和记忆的连结。的确也存在过所谓的事实本身，但它一定已经死亡。被人们所传诵、所言说的事实，早已离开了事实本身，不自不觉中已经渗透了人的理解。事实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当它被解释后，才有意义的发生。辩论两国交战中“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之类的问题，所以便显得极为荒谬。因为这样的事实本身一定服务、服从于国家政治的和外交的现实需要，已经摄入了人的意志。无论如何，事实本身并不说话，说话的永远是人。事实本身是死的，而人却永远活着。

儒家哲学的性情形而上学向时间所作的多层次的和全方位的渗透，似乎已经表明，时间不只是简单的钟表刻度，而始终与人生生命、心理态度、经验感受、历史事实和生活事件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时间经常会被性情化、感性化。所以，一方面，一般中国人对于时间的了解就显出更多的主观领会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时间直接与人生命运、与生活世界相融合。中国人似乎更善于从时间中引申出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人们一般都相信，根据人出生时间而形成的生辰八字（年、月、日、时），可以决定人一生的命运走势。时间与人生命运、生命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董仲舒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76]“王正月”绝不仅仅是时光的流转或岁月的交替，而是与人的系列实践活动、生活实践相联系的历史。“王正月”，不应该是帝王的任意构想，也不应该是人为的无根据的发明，而是以一定的现实历史作为确立基础的。作为时间的“王正月”是不乏实际生活的具体内容的，它必须与王朝的变更、帝位的承续等重大社会政治活动相适应，必须有一定的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事件与之相关连。这样，通过“王正月”的政治行为就把历史因素揿入到人们的时间意识之中了。不仅如此，“王正月”还应该涉及人们的信念本体。董仲舒强调说：“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77]时间的存在是有鲜活历史内容的，而且时间发生的最终根源在天，而不在人。于是，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境遇中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人所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而带有了一定的神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