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经学传统与哲学诠释(13)
王道艰深，但其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努力让百姓发自内心地佩服并遵从你。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王道而言，只凭借内在的仁心而没有必要的法度约束，是不可能治理国家的。同样，只依靠外在的法度约束而离开仁心的教化与指导，就难以制定出好的国家政策，即使能够制定出来也不可能有效推行下去。有仁心而不用法、无仁心而行法，都已经背离了“先王之道”。于此，也可以看出，在强调仁道治政的同时，孟子也重视法度约束，“善”与“法”都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126]
以德服人的最后落实则在于“行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应该以“不忍人之心”为出发点，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百姓考虑，体恤民情。孟子劝梁惠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施行王道、仁政的必然结果。
“行不忍人之政”要求王者在主观意识中始终树立“民为贵”的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相对于祭祀崇拜之类的事情，人群民众应该是最为宝贵的，其重要性远超于君王自身。处于君位上的人未必都具有很好的德行，“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孟子·离娄上》），圣主明君在位能够造福于民，泽及于世。而昏庸无道的君王则根本没有资格“为民父母”，而无异于“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孟子·梁惠王下》），像夏桀、商纣一类肆意践踏仁、破坏义的君王注定要被天下人所遗弃，而成为众叛亲离的独夫。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天下——民——心——所欲、所恶之间，构成王道政治的一道环环紧扣、不允超越的逻辑锁链。王者一般只关注于这一逻辑锁链的开端，即显性的王位政权，而忽略位于终端的人心之所欲与所恶，即隐性的民意向背。大凡失去天下的君王往往都首先失去天下人心的意向所归。相反，获取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够首先赢得天下人的信任与爱戴。所以，天下之得失，只在人心之向背而已。
那么，如何才能够赢得民心呢？《孟子·梁惠王下》说，作为王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能够与黎民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王者，“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百姓即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相反，如果“上慢而残下”，民众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君王傲慢而残忍，民众就会坐视其亡而不援以手。一面是牺牲奉献，一面是见死不救，仁政之行与不行，反差之大可谓天壤之别。
所以，“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是王者治政的唯一路径。根据《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滕国是一个位于齐、楚之间的小国，到底应该依傍齐国，还是依傍楚国呢？孟子的回答是：“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致）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一个在大国夹缝之中求生存的小国，依傍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自强、自保才是唯一的出路。自己修造防御工事，与自己的人民一起抵抗来犯之敌，发动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能够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而仁政的经济保证则首先在于“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赵歧注“恒产”曰：“民常可以生之业也”。没有稳定的职业与财产，则难以保持一颗求仁向善的心灵。“凡民迫于饥寒，则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127]按照孟子的设想，“八口之家”，分给“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以供养口粮，“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还拥有一定数量的“鸡豚狗彘之畜”，适时繁殖。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对上才“足以事父母”，对下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此基础之上，官衙政府才能够办学校、兴教育，对民众施行“孝弟之义”。
民有恒产之后，君王还应该“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让利于民，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在“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种赋税中，好的统治者只“用其一，缓其二”（《孟子·尽心下》）。如果同时开征两种，老百姓就会有饿死的；如果同时开征三种，老百姓就会妻离子散。所以，税赋轻重不能不引起王者的高度重视。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仁政的方法与目标则无外乎把亲亲、敬长的心情推之于天下。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推恩”就能够保住江山社稷，相反则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难以养活。[128]“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王者仁政的恩泽更应该惠及那些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对他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关爱和照顾，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或者轻慢忽视、放弃不管。圣王治政，仁心普照，不丢一人。使天下人皆有所养，皆有归于仁，是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
面对经典：从被动守护到积极诠释
经典，原本是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词汇，指记录先知神启与圣贤教导的基本典籍。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经典则往往指为儒家所尊奉的“五经”或“十三经”。既然能够称得上经典，说明它本身肯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不可颠覆的权威性。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性比较强的民族来说，信徒每天按时、按规定颂读经典，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宣传经典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一如饮食起居，不可缺少。但汉民族历来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性的民族，所以要不要读经、怎样读经时常成为一个特别热闹的话题，这在宗教性很强的民族看来，可能还是一个笑话。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初年，“要不要废除读经”在全民范围内曾被广泛讨论过，最终，废除读经的意见占了主流上风。20世纪80年代，思想大解放中出现“传统文化热”的时候，“应不应该读经”再次掀起大争论。新千年以来，读经、解经相继又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经典阅读之所以总能够引起一场场轩然大波，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典本身。实际上，经典并不只是祖宗留存下来的枯纸黄卷，在经典的身上往往黏附着浓厚的、一时难以消弭的历史印痕与文化积淀。经典中有我们自身的影子，甚至，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从经典之中走出来的，不管他已经自觉到，还是没有自觉到。经典是传统的重要载体。经典本身，既是先民的智慧总结，又是后人的智慧源泉。所以，怎样对待经典问题的反转则是怎样对待传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运动在中国的迅速开展，如何面对自己所负载的沉重历史传统而处理日常生活世界中所经历和遭遇的现实问题已成为当下国人的一大精神困惑。经典的再阅读是在努力找回我们自己精神源头，而经典的再诠释则是在为现代生活积极寻求心灵慰籍。无论读经、还是解经都已经说明，现代性的病弊在中国已经呈现，仅仅有科学、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远远解决不了中国人的人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