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经学传统与哲学诠释(14)

显然，读经是以解经为前提条件的。而解经又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创造性诠释活动，它永远处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在经典与公众之间，至少存在着三个重要环节，即思想家、经典研究者与布道者。他们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圣人而产生经典文本，无论圣人自己有没有立下文字，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本人都没有留下一个文字。而后来的思想家、经典研究者、布道者却可以各司其职，或形成经典，或解释经典，或宣传经典。思想家一般可以提供原创性的精神食粮，引领时代的精神生活。经典研究者则应该研究、挖掘、注解经典的学理意义，阐发经典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而布道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引发公众对经典的兴趣，满足公众最基本的精神需要。

在思想家、经典研究者、布道者之间，尽管都应该按照职业分工，做好自己的事情，但同时也没有必要过分拘泥而画地为牢，思想家也可以是布道者，经典研究者也可以成为思想家，布道者也可以做经典研究者的事情。传递自己的知识，积极与公众进行对话、交流与沟通，是每一个思想家、经典研究者、布道者的份内事。所以，思想家、经典研究者、布道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不应该彼此对立。在任何时代，经典与通俗、学院与公众、圣贤与平民之间都需要若干类桥梁、中介的接引，而不能以一个取代另一个。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如果想让经典走进民众生活，则不仅需要思想家的创造、经典研究者的诠释，更需要布道者对经典意旨的大力宣传与推广，而不应该以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或经典研究者的学术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布道者。

而作为身处现代性背景下研究经典的专业学者，所应该确立的主观态度则是：

首先，树立当下意识、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面向公众的当下生存。在以速度与效益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算计金钱成为人们每天的必修课。扪心自问：自己的一言一行，何尝是被纯粹的道德理念所支配，而毋宁始终受制于永不满足的贪婪欲望。许多人没有信仰，没有精神依托，沉沦于声色货利而不能自拔；待人、接物、处事都没有一个正确、可靠的原则，想怎样就怎样，怎么行就怎么做；人们根本就不知道限制自己的欲望。人们的行为处于严重的失范状态。所以，经典研究者的学术追求应该更富有人文关怀，强调自己对社会应该负有责任，把历史文化推向当代、推向全社会，致力于为公众开发精神资源。在此基础之上，还应该树立一种拯救情怀，努力提升公众的文化品位与德性自觉。经典研究者的心里要装着公众，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而不能埋头只顾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搞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读者。研究杨贵妃进宫时是不是处子、潘金莲的发型如何，没有一点现实意义，不仅浪费国家大量的钱财，而且也在消耗学者自己的精力和光阴。学术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距离越小，文明程度越高。

其次，向社会学习、向公众学习。经典研究者不应该动辄以专家、学者的身份自居，而高高在上、不可一视。现代社会形成以来，知识已逐步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一旦发生一点事情，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政府都会立即找专家访问商谈、咨询对策，好像只要是专家说的便都是对的，民众的呼声与意见已经无足轻重，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的知识话语霸权。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理智的人文学者都应该淡化一下过分强烈的精英感觉。学者学圣人，圣人学百姓。毕竟，人民是最具有生活智慧的，更何况，没有专家，百姓照样生活；而没有百姓，专家则一天都活不成。

对待经典，仅有被动的守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之推向当下生活，结合现代社会的背景与特点，进行创造性的诠释。这就要求我们：

第一、学以致用，促进经典研究成果的及时转化。传统经典现在所面临的状况似乎很尴尬，一方面是学者的高处不胜寒，缺乏读者，没有知音，社会认同度非常低。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公众饥渴得要命，砖头厚的书读不下去，想读的书也出不来，基本上是无书可读。两头不照面，互相不衔接。目前多数经典研究者一直走专业化、技术化的道路，以至于到了繁文缛节、积重难返的地步，根本没有尽到自己所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有些学者搞出一个成果，往往以天底下没有几个人能够读懂为自豪，或者干脆束之高阁，根本不注重任何社会反馈信息，甚至还鄙夷通俗，根本不屑于走进公众。而一旦冒出于丹一类的布道者，又横加指责，显得极度不宽容。其实，经典研究界应该大力倡导一种学以致用的风气，重视学术成果的推介与运用，加强学术与民生之间的有机联系，努力做到经典研究与社会普及两不误。杨伯峻先生，堪称国学大师，经学功底非常深厚，而他的《论语译注》却始终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既适合专业人士，又适合普通读者，流传甚广。

第二、搏击时代主题，积极把经典的核心价值输入主导意识形态。依托政治话语霸权的强势力量，使公众耳濡目染，在不自不觉中吸收与消化经典文献的思想内容，并逐渐催生出一种具有普遍认同效应的价值观。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孔颖达等人修撰《五经正义》180卷，作为开科取士的标准用书，使儒学经典归于一统，功绩卓著；南宋朱熹积极向朝廷建议，将四书作为科举教科书，其影响久远。当然，这样做在强化了经典权威性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经典一旦成为官方话语，则容易陷入教条化的僵死格局，扼杀经典本身的生命力。于是，又将重新走上烦琐复杂、穿凿附会或学究化的道路。好在儒家一向具有与时代生活相耦偕进的志趣与能力，也不乏及时纠正偏差与过失的解毒剂，因而又形成了自身开显闭阖、波澜壮阔的历史传统。当代儒家学者应该发扬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入世、面向现实的品格，寻找传统与当代生活的结合契机，发现儒家文化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共振点。关注时事，并不是陷入政治，更不意味着庸俗粗陋、失去品位，而只要求以学术的方式、以理论的途径解决现实的问题。而在真切的现实关注中，同样也能够成就出伟大、卓越的学术思想。

第三、融入民众生活，创造新的文明礼俗。历史上，儒家经典的许多内容，借助于儒家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都能够在民间社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礼俗风纪。儒家历来重视在人群中制礼作乐，并以此为人区别于禽兽的一大标识。一部《周礼》对中国古人交往的礼仪风俗始终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历经两千多年仍清晰可辨。礼俗风纪可以提醒人们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传统中国社会里，乡规民约、族训家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引领风俗教化。同时，民间士绅阶层既可以充当官层与百姓之间的润滑剂，又能够代表和反映民众的群体意志，进而有效维护和巩固帝国与民众的伦常生活。在今天，儒家研究者同样可以尝试走进乡野农村、城市社区，将儒家的道德要求、礼乐规范融入居民日用生活与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参与制定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纲常、新礼俗，进而使死的经典文本呈现为人们活的实践行动。

第四、删繁就简，改造旧经典，创造新的经典文本。当今儒学研究者应该立足于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对经典进行全新的诠释，使它们更接近人们的生活世界，更富有时代的气息与特征，进而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历史上，朱熹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朱熹对宋前的儒家经典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整合，而整合的目的就是简化而接近当时的生活需要。他继承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大刀阔斧，去除旁芜，抽取经典文本的核心内容，一一予以重新诠释，省略烦琐复杂的学术考据与论证，不做床上叠床的知识重复，一以准确、简捷、通俗为务，并使之更趋于严密化、系统化。经过他的积极改造，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内的四部传统经典既可作学术研究之用，又可作一般阅读与欣赏。《四书章句集注》使经典更接近民众，也成为朱子儒学的核心文献，等于再造了一部新的儒家经典。

第五、致力于学术普及，提高学术常识化程度。经典研究者应该努力向大众介绍、普及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提高公众知识水准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深入浅出是一切学术的应有品质，也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学术工夫。能深不能浅的学者，说明治学的工夫还没有真正到家。相对而言，遁入象牙塔，做玄奥、深妙的高头文章便显得苍白而简易。学问做到最后应该是一种即学问即生活的境界，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柴米油盐无不是道。实际上，也只有专业高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借助于通俗化的教材、绘画、歌曲、戏剧、电视、电影、网络、甚至广告等形式，普及经典知识与学术研究的成果，这也应该是经典研究者所不能放弃的责任与使命。因为民众的需要永远是对的，也永远是第一位的。经典研究者们不应该认为，民众的就是低级的，面向公众就是俯就，而表现得很委屈；面向通俗，就等于降低自己的思想水准，甚至就是沉沦了。实际上，学者与公众沟通则能够主动汲取源泉与养分，催生内在动力，而接受公众的评判也就是接受实践的检验。更何况，通俗的东西往往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句简单的谚语、俗语，足以养活一批学者。一句俏皮的顺口溜，学者写一本书都解释不完。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7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