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九月一日。街上走过背着书包的中学生,无线电播送着教育部长的祝词,校门口悬挂着欢迎新同学的大标语。北京,全国,世界上许多地方,新学年开始了。
“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已经是高中的学生”“我已经上三年级,再一年,就毕业了”。新学年把升级的喜悦带给孩子们,她们高兴:仿佛不是由于长大而升了级,倒是由于升级而突然长大了,同时聪明和有力得多了。除了学生,谁能这样稳如泰山地意识到自己的上升,意识到自己正在逐年逐日地接近那光明闪耀的未来呢?
开学这一天,郑波的心情却不是这样,布告牌上的一纸布告使她不安了。为鼓励广大同学努力学习,校务委员会特决定:
一、颁发学习优良奖章。
二、获得上述奖章之条件如下:
甲……
乙……
三、本星期六下午二时于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颁发第一批学习优良奖章,希届时出席。
下边是校长、副校长的签名章。
她把获得奖章的条件看了几遍,条件不能说太高,但是她没有达到。上学期开学以后,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上过课——“三反”运动还没结束,她帮助节约检查委员会做统计工作——头几次考试成绩很糟,后来追了追,但是平均起来有两门功课仍然达不到甲等。看布告的多了,同学们用对任何“新闻”都一样的顽皮声调议论起来:
“看这有什么用,反正没咱的份。”
“你说咱们班谁能得奖章?准有××……”
“奖章什么样子?漂亮不?”
“这回那些功课差劲的‘先进同学’可惨了。”
最后一句话是如此刺耳,郑波不由得回过头去。这话是李春说的。郑波看见了李春的矮矮的身躯,她穿着浅褐色的外衣,手插在口袋里,微偏着大脑袋,显示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李春一看是郑波,挤了一下眼睛,高声问道:
“嘿,刚来吗?暑假过得可好?”
郑波走到她身边,回答了她,又随便聊了几句。李春说:“啊,我得到图书馆还书去。”接着就跑掉了。
她的话刺痛了郑波。得不到奖章,其实没什么。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在各种场合里,郑波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头做好该做的一切,总是无愧地号召和督促别人前进。这次,在平凡的和主要的学习任务面前,没有保持住光荣,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团分支书记、共产党员,往后,她怎么“动员”别人努力学习呢?会不会被看作说空话的“先进分子”呢?
又有同班的同学招呼她,她掸了一下衣襟上的土,摆脱开心思,向她们迎去。
发奖章大会开得简短而热烈。校长讲完了意义,发奖仪式就开始了。掌声和乐声中,校长笑着和每一个得奖章者握手,把奖章放在她们的另一只手里。得奖章的同学从左边走上主席台,接到奖章,立刻别在胸前,转过身,让大家看见,然后从台的右方走下。奖章是圆的,银白色,蓝纹,刻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和一支笔。书的一角和笔的上端都伸在圆形的外面。同学们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奖章,看清了一个,再看另一个。
全校得奖章的有四十多人,她们大多数涨红着脸,低着头,受奖的时候比受罚还不好意思。姑娘们都是如此。只有李春态度从容,她没和校长握手,却先鞠了个躬,然后用一只手接过奖章,往胸上一放就别住了,双手照旧插在口袋里,头微偏着,跑下台,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开心的火花。
高三班得奖的还有袁新枝。她不掩盖自己的快乐,但也不过分。她从台上一跳一跳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真诚地为别人鼓掌。
发完奖章,是自由讲话。受奖的同学上台表示:“我其实不配得奖章,不过我感谢学校对我们的鼓励,同时我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她们说一句话用一个连接词,一边说一边忸怩,大家一边听一边哄笑,笑得喜气洋洋。没得奖的同学也上台讲话,表示有努力赶上去的决心,但没好意思说争取得奖章。最后是团总支书记吕晨发言,她做着手势,激昂地讲道:
“亲爱的青年团员同志们,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会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大家都有许多收获……党号召我们学好功课,攻克科学堡垒,我们要保证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礼堂的四个门打开了,同学们互相叫着,拉着,拥了出去。
郭校长——同时是党支部书记,把学生中的党员找到校长室。
校长室是两大间北房,中间用帐子隔开。里间是校长自己办公和休息用的,外间摆着沙发、藤椅,是接待师生、开小会用的。学生党员一共有七个人,她们都挤在一个大沙发上——其中三个人,只是靠着沙发的扶手罢了。
校长站着,一只手扶着椅子,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军官看着自己的士兵似的看着她们,随意地说:
“怎么样?咱们党员当中只有一个,”她指了指高二那个党员,“得到了奖章。大家是不是有点受刺激啊?”
七个人互相看了看,微笑,不言语。郑波平静地说:
“是的,校长,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那么……哈哈……”校长学着郑波的话,像男人似的大笑。她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笑来作序曲。笑着,她走到一旁,从小桌上取下暖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刺激着点好!心情一紧张,进步就快了。”她凑近大家,像是传授某种心得,“我们的党员功课不算太好,这不怨你们,大家不要委屈。北京解放刚刚三年多,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发动群众、清除敌人的残余势力方面。学校也是一样,它没有专心读书的条件;你们过去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和各项社会工作,学生的天经地义的任务——念书、上课,倒像是第二位的事。今后的要求不同了,不学好功课,那么一切都谈不到。学习是一个经常的、细致的、实实在在的劳动,光靠热情、口号,像斯大林所说的‘骑兵式冲锋’是不行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或者大家赶上去,把政治工作和精通科学结合起来,或者落在后边,变成空头政治家,丧失你们在群众中已有的威信和作用。”
校长热烈地说完以上的话,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她们一遍,似乎在等待回答。
高二的那个党员说:“我担心有些死抠功课不问政治的同学得意起来,她们以为过去对政治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是做对了。她们会说:‘瞧,你们说我落后,可是得奖章的是我。’”
别人点头,应和着:
“不是担心不担心,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
“以后工作不好做了。”
校长说:“那么该怎么办呢?因而就不强调学习了么?”
另一个党员说:“咱们跟她们赛吧,咬咬牙,非比她们强不可。”
校长又笑,她说:“这种精神是不错,可单单比赛是不行的。得帮助她们。你们得用实际行动证明,先进思想的武装,不仅对于政治活动,而且对于学代数语文,都是必需的。”
七个人又聊了聊今后在班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得不到奖章的羞耻心情渐渐被决心赶上去的昂奋心情所代替,谁也不怀疑,自己一下决心准能搞好。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繁重工作的锻炼,培养了她们的这种自信。
郑波回到教室,正碰见杨蔷云与李春争吵。在教室的一角,周小玲坐在桌子上,杨蔷云和李春各在桌子的一边,李春并不望着蔷云。杨蔷云说:
“早知道你会这样讲的。‘杨蔷云没得到奖章,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这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有意见照样要发表:这个奖章的发法不公平,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该得奖章的没得到,有些得到奖章的同学根本不配。”
李春稍歪着头,左脚尖一跷一跷地打着地,冷冷地说:“谁该得奖章没得到呢?”
杨蔷云不假思索地指着正走近的郑波:“譬如她。”
郑波脸红了:“你胡说什么呀?”
杨蔷云就是这样,她不管别人的面子,招得自己的好朋友反对自己,也不在乎。李春又说:“那么不配得奖章的就是我了?”
“你自己会判断!”
李春把奖章拿下,不等别人弄清怎么回事,她已经把奖章放到蔷云手里,自己却退到一边,勉强笑着说:“那么就请配得奖章的人自己戴上吧。”
杨蔷云涨红了脸。
她们两个常常争吵,但往常总是杨蔷云占点上风,不像这次,李春以她巧妙的“反攻”结束了“战役”。从前,李春还是杨蔷云的好朋友呢。一九五〇年秋天,她们升入高一,李春是天津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考到北京来了。她的“帅”劲使杨蔷云欢喜,而且她大方地把带来的杨村糕干、天津包子分给同学吃,和另一个从外校考来的新生吴长福——她口袋里装满花生米,先是一颗颗地在口袋里捻去皮,然后掏出手来迅速地放在自己口中,生怕别人看见抢她的似的——成为对比。新生联欢会上,李春唱了一个维吾尔文歌、一段京韵大鼓、一首民谣,这一切使同学们——特别是杨蔷云欣赏得要命。很快,大家还知道了李春功课棒,一九四九年就入了团,当过团总支委员,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虽然只是一百字的报道摘要,但也不简单)。轮到选举学生会执委,高一新生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春。李春在学生会做群众文化工作,组织社团,主持晚会,在全校也出了名。
杨蔷云爱找李春聊天。她们不聊考试难,不聊先生的外号,不聊辫子的梳法……她们都看不起这些。她们聊的主要内容是书,特别是翻译小说。
她们上高中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街头和下乡的宣传工作,学校也停了课。李春废寝忘食,编快板,借场地,督促油印的《吼声》快报及时出版。团总支表扬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有李春的名字。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春摔了大跟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军事干部学校招生,这大出李春意料,当兵竟然当到学生头上来了!不是兵已经很够,而且有的在复员吗?自己上高一,转眼就是大学生,大学毕了业就是工程师……现在中断了学业,将来怎么办?抗美援朝恐怕是暂时的,到军队去根本没前途,又是个女的,顶多当护士,上了大学却可以当医生、科学家,再有,将来战争没有了,所有军人都复员,自己也老了,干什么去呢?……不,决不报名。
报名本来自愿,也确有相当多的同学没报名。但是李春不报名是太扎眼了,嚷嚷的时候比谁都积极,干真事就缩回去了,简直会引起公愤。李春翻来覆去,浑身发烧,偏赶上杨蔷云找她:
“李春,明天开始报名了,咱俩一块儿去吧!”
“噢,唔……”
李春病了,请了两个星期假,回来时,欢送参军同学的会都开过了。
李春的行为引起全班同学的诧异、气愤,以至轻视。有人干脆地说:“哼,装起病来了!”有人去她家看望,她不见。来到学校以后,她整天围着围巾,戴着口罩,说话带鼻音,和过去那个洒脱的、得意的姑娘,判若两人。她最初还是被羞耻心折磨,及至觉到别人的冷淡(有的是冷淡,有的是想去与她接近,也觉得十分不自然),就转成了一种怒意:哼,你们瞧不起我了,哼!第二学期,她以身体不好,功课落下了为理由,提出不做学生会工作,学生会只好同意。这又使李春生气——果然,不要我了,连挽留都不挽留。
李春鼓起劲,埋头读书,她想,咱们赛吧,现在叽叽喳喳你们棒,总有一天,你们会羡慕我的!
李春和全班同学日渐疏远,最厉害的是杨蔷云。杨蔷云把李春的行为记在日记上:“……我算认识李春的‘真面目’了,她骗取了我的友谊!”杨蔷云经常正面攻击李春,譬如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班上订《爱国公约》的时候。
《爱国公约》有一条:每天读报半小时。李春不同意,她说:“这一条倒漂亮,做不到不如不订,说实话,我做不到。”
杨蔷云说:“我做得到。同学们呢?”
大家都说做得到。
杨蔷云说:“我建议,通过这一条,后面注上:‘李春除外’。”
“你什么意思?”
“实事求是嘛。”
“你打击别人!”
“不能因为你降低了对全班的要求。”
《爱国公约》通过了,有三条注着“李春除外”。
往后,杨蔷云的态度也受了些批评,团小组会谈过几次,有些同学也努力去接近李春。情况稍好了点,李春在班上“奉公守法”,有会就参加,分配了什么社会工作就干,不过免不了讽刺人,说风凉话。她暗地里劲愈憋愈足,非赛过别人,挽回自己失掉的一切不可。
现在,这样的一天好像到来了。李春得了奖章,而,郑波、杨蔷云没得着。你说妙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