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九月一日。街上走过背着书包的中学生，无线电播送着教育部长的祝词，校门口悬挂着欢迎新同学的大标语。北京，全国，世界上许多地方，新学年开始了。

“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已经是高中的学生”“我已经上三年级，再一年，就毕业了”。新学年把升级的喜悦带给孩子们，她们高兴：仿佛不是由于长大而升了级，倒是由于升级而突然长大了，同时聪明和有力得多了。除了学生，谁能这样稳如泰山地意识到自己的上升，意识到自己正在逐年逐日地接近那光明闪耀的未来呢？

开学这一天，郑波的心情却不是这样，布告牌上的一纸布告使她不安了。为鼓励广大同学努力学习，校务委员会特决定：

一、颁发学习优良奖章。

二、获得上述奖章之条件如下：

甲……

乙……

三、本星期六下午二时于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颁发第一批学习优良奖章，希届时出席。

下边是校长、副校长的签名章。

她把获得奖章的条件看了几遍，条件不能说太高，但是她没有达到。上学期开学以后，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上过课——“三反”运动还没结束，她帮助节约检查委员会做统计工作——头几次考试成绩很糟，后来追了追，但是平均起来有两门功课仍然达不到甲等。看布告的多了，同学们用对任何“新闻”都一样的顽皮声调议论起来：

“看这有什么用，反正没咱的份。”

“你说咱们班谁能得奖章？准有××……”

“奖章什么样子？漂亮不？”

“这回那些功课差劲的‘先进同学’可惨了。”

最后一句话是如此刺耳，郑波不由得回过头去。这话是李春说的。郑波看见了李春的矮矮的身躯，她穿着浅褐色的外衣，手插在口袋里，微偏着大脑袋，显示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李春一看是郑波，挤了一下眼睛，高声问道：

“嘿，刚来吗？暑假过得可好？”

郑波走到她身边，回答了她，又随便聊了几句。李春说：“啊，我得到图书馆还书去。”接着就跑掉了。

她的话刺痛了郑波。得不到奖章，其实没什么。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在各种场合里，郑波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头做好该做的一切，总是无愧地号召和督促别人前进。这次，在平凡的和主要的学习任务面前，没有保持住光荣，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团分支书记、共产党员，往后，她怎么“动员”别人努力学习呢？会不会被看作说空话的“先进分子”呢？

又有同班的同学招呼她，她掸了一下衣襟上的土，摆脱开心思，向她们迎去。

发奖章大会开得简短而热烈。校长讲完了意义，发奖仪式就开始了。掌声和乐声中，校长笑着和每一个得奖章者握手，把奖章放在她们的另一只手里。得奖章的同学从左边走上主席台，接到奖章，立刻别在胸前，转过身，让大家看见，然后从台的右方走下。奖章是圆的，银白色，蓝纹，刻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和一支笔。书的一角和笔的上端都伸在圆形的外面。同学们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奖章，看清了一个，再看另一个。

全校得奖章的有四十多人，她们大多数涨红着脸，低着头，受奖的时候比受罚还不好意思。姑娘们都是如此。只有李春态度从容，她没和校长握手，却先鞠了个躬，然后用一只手接过奖章，往胸上一放就别住了，双手照旧插在口袋里，头微偏着，跑下台，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开心的火花。

高三班得奖的还有袁新枝。她不掩盖自己的快乐，但也不过分。她从台上一跳一跳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真诚地为别人鼓掌。

发完奖章，是自由讲话。受奖的同学上台表示：“我其实不配得奖章，不过我感谢学校对我们的鼓励，同时我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她们说一句话用一个连接词，一边说一边忸怩，大家一边听一边哄笑，笑得喜气洋洋。没得奖的同学也上台讲话，表示有努力赶上去的决心，但没好意思说争取得奖章。最后是团总支书记吕晨发言，她做着手势，激昂地讲道：

“亲爱的青年团员同志们，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会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大家都有许多收获……党号召我们学好功课，攻克科学堡垒，我们要保证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礼堂的四个门打开了，同学们互相叫着，拉着，拥了出去。

郭校长——同时是党支部书记，把学生中的党员找到校长室。

校长室是两大间北房，中间用帐子隔开。里间是校长自己办公和休息用的，外间摆着沙发、藤椅，是接待师生、开小会用的。学生党员一共有七个人，她们都挤在一个大沙发上——其中三个人，只是靠着沙发的扶手罢了。

校长站着，一只手扶着椅子，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军官看着自己的士兵似的看着她们，随意地说：

“怎么样？咱们党员当中只有一个，”她指了指高二那个党员，“得到了奖章。大家是不是有点受刺激啊？”

七个人互相看了看，微笑，不言语。郑波平静地说：

“是的，校长，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那么……哈哈……”校长学着郑波的话，像男人似的大笑。她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笑来作序曲。笑着，她走到一旁，从小桌上取下暖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刺激着点好！心情一紧张，进步就快了。”她凑近大家，像是传授某种心得，“我们的党员功课不算太好，这不怨你们，大家不要委屈。北京解放刚刚三年多，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发动群众、清除敌人的残余势力方面。学校也是一样，它没有专心读书的条件；你们过去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和各项社会工作，学生的天经地义的任务——念书、上课，倒像是第二位的事。今后的要求不同了，不学好功课，那么一切都谈不到。学习是一个经常的、细致的、实实在在的劳动，光靠热情、口号，像斯大林所说的‘骑兵式冲锋’是不行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或者大家赶上去，把政治工作和精通科学结合起来，或者落在后边，变成空头政治家，丧失你们在群众中已有的威信和作用。”

校长热烈地说完以上的话，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她们一遍，似乎在等待回答。

高二的那个党员说：“我担心有些死抠功课不问政治的同学得意起来，她们以为过去对政治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是做对了。她们会说：‘瞧，你们说我落后，可是得奖章的是我。’”

别人点头，应和着：

“不是担心不担心，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

“以后工作不好做了。”

校长说：“那么该怎么办呢？因而就不强调学习了么？”

另一个党员说：“咱们跟她们赛吧，咬咬牙，非比她们强不可。”

校长又笑，她说：“这种精神是不错，可单单比赛是不行的。得帮助她们。你们得用实际行动证明，先进思想的武装，不仅对于政治活动，而且对于学代数语文，都是必需的。”

七个人又聊了聊今后在班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得不到奖章的羞耻心情渐渐被决心赶上去的昂奋心情所代替，谁也不怀疑，自己一下决心准能搞好。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繁重工作的锻炼，培养了她们的这种自信。

郑波回到教室，正碰见杨蔷云与李春争吵。在教室的一角，周小玲坐在桌子上，杨蔷云和李春各在桌子的一边，李春并不望着蔷云。杨蔷云说：

“早知道你会这样讲的。‘杨蔷云没得到奖章，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这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有意见照样要发表：这个奖章的发法不公平，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该得奖章的没得到，有些得到奖章的同学根本不配。”

李春稍歪着头，左脚尖一跷一跷地打着地，冷冷地说：“谁该得奖章没得到呢？”

杨蔷云不假思索地指着正走近的郑波：“譬如她。”

郑波脸红了：“你胡说什么呀？”

杨蔷云就是这样，她不管别人的面子，招得自己的好朋友反对自己，也不在乎。李春又说：“那么不配得奖章的就是我了？”

“你自己会判断！”

李春把奖章拿下，不等别人弄清怎么回事，她已经把奖章放到蔷云手里，自己却退到一边，勉强笑着说：“那么就请配得奖章的人自己戴上吧。”

杨蔷云涨红了脸。

她们两个常常争吵，但往常总是杨蔷云占点上风，不像这次，李春以她巧妙的“反攻”结束了“战役”。从前，李春还是杨蔷云的好朋友呢。一九五〇年秋天，她们升入高一，李春是天津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考到北京来了。她的“帅”劲使杨蔷云欢喜，而且她大方地把带来的杨村糕干、天津包子分给同学吃，和另一个从外校考来的新生吴长福——她口袋里装满花生米，先是一颗颗地在口袋里捻去皮，然后掏出手来迅速地放在自己口中，生怕别人看见抢她的似的——成为对比。新生联欢会上，李春唱了一个维吾尔文歌、一段京韵大鼓、一首民谣，这一切使同学们——特别是杨蔷云欣赏得要命。很快，大家还知道了李春功课棒，一九四九年就入了团，当过团总支委员，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虽然只是一百字的报道摘要，但也不简单）。轮到选举学生会执委，高一新生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春。李春在学生会做群众文化工作，组织社团，主持晚会，在全校也出了名。

杨蔷云爱找李春聊天。她们不聊考试难，不聊先生的外号，不聊辫子的梳法……她们都看不起这些。她们聊的主要内容是书，特别是翻译小说。

她们上高中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街头和下乡的宣传工作，学校也停了课。李春废寝忘食，编快板，借场地，督促油印的《吼声》快报及时出版。团总支表扬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有李春的名字。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春摔了大跟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军事干部学校招生，这大出李春意料，当兵竟然当到学生头上来了！不是兵已经很够，而且有的在复员吗？自己上高一，转眼就是大学生，大学毕了业就是工程师……现在中断了学业，将来怎么办？抗美援朝恐怕是暂时的，到军队去根本没前途，又是个女的，顶多当护士，上了大学却可以当医生、科学家，再有，将来战争没有了，所有军人都复员，自己也老了，干什么去呢？……不，决不报名。

报名本来自愿，也确有相当多的同学没报名。但是李春不报名是太扎眼了，嚷嚷的时候比谁都积极，干真事就缩回去了，简直会引起公愤。李春翻来覆去，浑身发烧，偏赶上杨蔷云找她：

“李春，明天开始报名了，咱俩一块儿去吧！”

“噢，唔……”

李春病了，请了两个星期假，回来时，欢送参军同学的会都开过了。

李春的行为引起全班同学的诧异、气愤，以至轻视。有人干脆地说：“哼，装起病来了！”有人去她家看望，她不见。来到学校以后，她整天围着围巾，戴着口罩，说话带鼻音，和过去那个洒脱的、得意的姑娘，判若两人。她最初还是被羞耻心折磨，及至觉到别人的冷淡（有的是冷淡，有的是想去与她接近，也觉得十分不自然），就转成了一种怒意：哼，你们瞧不起我了，哼！第二学期，她以身体不好，功课落下了为理由，提出不做学生会工作，学生会只好同意。这又使李春生气——果然，不要我了，连挽留都不挽留。

李春鼓起劲，埋头读书，她想，咱们赛吧，现在叽叽喳喳你们棒，总有一天，你们会羡慕我的！

李春和全班同学日渐疏远，最厉害的是杨蔷云。杨蔷云把李春的行为记在日记上：“……我算认识李春的‘真面目’了，她骗取了我的友谊！”杨蔷云经常正面攻击李春，譬如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班上订《爱国公约》的时候。

《爱国公约》有一条：每天读报半小时。李春不同意，她说：“这一条倒漂亮，做不到不如不订，说实话，我做不到。”

杨蔷云说：“我做得到。同学们呢？”

大家都说做得到。

杨蔷云说：“我建议，通过这一条，后面注上：‘李春除外’。”

“你什么意思？”

“实事求是嘛。”

“你打击别人！”

“不能因为你降低了对全班的要求。”

《爱国公约》通过了，有三条注着“李春除外”。

往后，杨蔷云的态度也受了些批评，团小组会谈过几次，有些同学也努力去接近李春。情况稍好了点，李春在班上“奉公守法”，有会就参加，分配了什么社会工作就干，不过免不了讽刺人，说风凉话。她暗地里劲愈憋愈足，非赛过别人，挽回自己失掉的一切不可。

现在，这样的一天好像到来了。李春得了奖章，而，郑波、杨蔷云没得着。你说妙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