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女七中高二甲班的学生，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她们升入中学。她们的中学时期，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最黑暗的年代，也是人民的斗争最英勇、最伟大和终于获得胜利的年代。那时，她们虽然年幼无知，但是，残酷的生活和激烈的斗争，整个旧社会崩溃前夕的动荡与革命风暴的雄威，远远胜过童年的欢乐和漫不经心，在她们的心上刻下了严峻的痕迹。她们记得：物价如何一天三涨，饥饿的梦魇在家家户户出现。她们看见过搂着姨太太的大腹官僚、光天化日之下的盗匪和当众卧轨自杀的教师。她们知道装在大卡车里、代表“军”“警”“宪”、背着大刀的“执法队”满街巡回，抓住可疑的人有权就地砍头。她们不费力地明白了报上所登的“国军主动转移阵地”“警察与学生互殴”“某某人失踪”的真正含义。她们也有的站在路旁，怀着尊敬的心情，远远望着那些冒险游行示威，和用油漆到处写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口号的大学生们。

那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某位立法委员的夫人，她除了在委任令下达的时候到校“视察”过一次外，从来没露过面。那一次视察以后，全校师生员工的闲谈几乎都以她身上的脂肪为中心。老教员袁闻道先生——袁新枝的父亲，偷偷向同学透露：这位校长比文盲强不了多少，校长视察时，问语文教员“曹大家”坐落在什么地方，问体育教员女学生能不能跳“掌杆跳”。在学校掌握实权的是男训育主任，外号叫“黄大嘴”，他高兴时爱向学生说“我和蒋中正总统握过手”，生气时爱说“别以为你们是女生，犯了规照样打你们个四脚朝天”。常和黄大嘴一起喝白干酒的是体育教员牛麻子，国民党刚来时，他做过三青团的分队长，但是不久三青团在学生中名声臭不可闻，也就没听说他再领导三青团了。

当时的学生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大部分是努力读书、不管其他的“老实人”，她们家庭贫苦，时时受着失学的威胁，初中学生更怕功课差了考不上市立高中，如果上私立学校可缴不起学费。一部分是小姐，讨厌数学，害怕上体育，不敢解剖青蛙，受不了氯气和二氧化硫。她们喜欢看《红杏出墙记》和《薄命鸳鸯》，喜欢唱“我说你别走得那么快”，喜欢模仿各种“美式”“港式”服装，冬天穿西服裤小棉袄名曰“原子服”。她们最喜欢的还是生病，躺在床上呻吟和嚼泡泡糖。个别的忽然中途退学，去嫁人，做填房或是“吉普女郎”。再有极少数的渣滓，包括“难区（解放区）同学会”负责人——逃亡地主的女儿，流氓组织“十三妹”中的“姊妹”，和中统特务。教员对她们也是低声下气，敬而远之的。

最后是我们的人，共产党员，民主青年联盟[1]盟员。她们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之下，进行团结群众和发展组织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她们搞起了合法组织——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参加进步大学生办的寒假补习班，组织同学参加平津学生大联欢，也搞了小小的图书馆。但是不幸过分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先从师范大学动手，旁及了一些中学，逮捕了这个学校自治会的活动分子十七人，最小的才十四岁，摧毁了我们的合法工作。高中的一些地下党员被迫撤退到解放区，其他进步同学也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有一个短时期，能和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的只剩下了初一的盟员郑波，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从其他学校又考进一批盟员为止。

郑波的家庭十分简单。她爸爸做了一辈子小职员，抄抄写写，哼哼哈哈，谁都不敢得罪，又是对谁都看不上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郑波十一岁的时候，她爸爸被“盟军”的吉普车撞死在雪地里，喝醉了酒驾车逆行的美国司机，转了个弯，喊了声“OK”便跑掉了。她妈妈在家务事中消磨了一切，为老鼠啃了剩包子而气恨，为一发薪没等涨价就买进了玉米面而欢喜。爸爸死后，她们寄居在舅舅家里，受着寄人篱下的各种闲气，卖破烂、洗衣、缝补、哀告借贷，在半饥饿状态中维持娘儿俩的生活。

在舅舅家，她结识了街坊的孩子——女七中高中学生黄丽程，黄丽程带着郑波去沙滩北大看过控诉国民党发动内战罪行的活报剧《凯旋》，演完戏，演员和观众一齐痛哭。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会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后来她也升入了女七中，和黄丽程在一起。一次，她发现黄丽程有些事回避着她，她恍然大悟自己还不是战士中的一个。有人在监狱里受苦，有人紧张地从事秘密活动，而她，唱唱进步歌曲而已。这简直可耻！她找到黄丽程，说：“我要行动，我要工作。”黄丽程惊讶而且感动，说了声：“你不太小吗？”就握住了她的手。一九四八年二月，她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那时是十四岁。

北平解放，生活沸腾了。郑波狂热地激动地工作着，上课时还常常去接学联的电话，担任合唱团的副团长、学习组的组长和重点试建的少先队队部主席。一边忙碌，一边还幻想自己被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年龄小好做掩护。当然，这没实现。

一九五〇年，学校生活刚刚开始正常，人们瞻望和平幸福的明天，喘出了一口气。这时，朝鲜战争的炮火又惊动了她们，又是沉痛的控诉，风沙下面的街头宣传，激烈的辩论，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的大会。接着是“三反”运动，在学校里搞出了贪污分子，许多同学参加了保卫、查账、统计工作，通宵不眠。“三反”以后，郑波入了党。

在接连紧张的运动里，郑波和其他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习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晚上不上自习而去听大报告，课外活动时间召开各种会议，上课的时候一边听讲一边注意着教员有什么“糊涂观念”……并且，似乎没想到自己要按部就班地读下书去，而是“时刻准备着”听候组织的调动，当干部，参军，下江南或者去朝鲜。

她们肩上承担起来的是数倍于一个普通年轻孩子能够挑起的分量的担子，她们有一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英勇的浪漫主义气质：整宿整宿地开夜车，三个月不回一次家，把好衣服扔在一边，把饭钱借给生活困难的同学，经常检查思想，每天记日记。翻开她们日记本的红漆皮，翻过毛主席像，她们往往用一种成人的行书体写着最喜爱的书上的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他可以骄傲地说：“我已经把我的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所做的斗争。”

也许，题上的是她爱唱的歌儿的歌词：

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的鲜红，燃烧在充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

至少，即使不题任何字，也要画上一把镰刀和一把斧头，用浓重的红颜色。

可是，现在呢？

愈是美妙的向往，愈使人觉得遥远；而当生活飞跃，向往变成现实的时候，人们却又发现自己还缺少准备了。

不到两年前，麦克阿瑟将军正在筹划他的“圣诞节攻势”，那时，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报告里边，提到“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提到将要实行五年计划。这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梦，人们的心仍然专注在冰雪中的最可爱的人身上。现在，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已经基本上完成，朝鲜战场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设的任务日益提在首位，在各种文件、报告、谈论里，大家普遍提到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全面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高潮”。可是，人们来不及去欢迎、吟味和欣赏生活的变化，就被卷到生活的变化中去了。

早在“三反”运动最紧张的时候，《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通讯《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已经在中学生中轰动，他们笑着想：“我的家乡也将变成这样……”自然，治理淮河和荆江分洪的工程也是他们谈论的题目。这一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学生们幻想着未来的新的高等学校生活。这一年，团中央在纪念“五四”的指示中号召中学毕业生积极准备考入高等学校，也吸引了中学生的注意，他们随着谈论国家建设、谈论起上大学的志愿来，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团支部是把谈论“上大学”的人当作“落后分子”的。这一年的五一节，北京的女学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呢，“少年布尔什维克”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做长远的打算了；他们在高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的同时，也入迷地唱：“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他们感觉到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有严峻的战斗，而且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的中学生，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门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