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为
一、政府在革命时期的软弱无能
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革命此起彼伏，比如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土耳其、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这些革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雷霆之势迅速推翻了旧政府。
革命的突发性是一种必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快捷，精神的传染也随之变得非常迅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政府在面对革命的袭击时，只会显得软弱无能，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我想，这一点向我们表明了，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致使政府根本无法理解和预见革命的到来。
轻松颠覆政府的例子已经有很多，历史已经多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那些通常被宫廷政变所颠覆的独裁体制中，而且也曾发生在那些民主的、为公共舆论和民众代表所支持的政府身上。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发生在查理十世颁布《四项赦令》后的政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在4天的时间内，国王就被推翻了。首相波里尼雅克在当时几乎来不及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至于国王本人更是无所防备——他毫无顾忌地外出狩猎了。路易十六时代的政变也与此相似，虽然军队没有背叛国王，但由于统治者轻慢的态度，导致指挥失误，结果政府被一小撮起义者攻陷了。
历史学家们一直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一个根基稳固的政府、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会如此轻易就被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推翻呢？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路易·菲利普倒台的原因归结于某种“深层”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倒台的真正原因不过是暴乱期间被委以重任的将军们太无能，这其中并不存在什么玄妙的根由。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时的亲历者——埃尔兴根将军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而博纳尔将军则根据这一记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我们知道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有36000名士兵在巴黎，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军官们居然在阵前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如何调度这些士兵。他们不但发出了相互矛盾的命令，而且，最为危险的是，普通民众也混入军队之中，以至于到了后来，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如此束手束脚的军队几乎不具备任何战斗力。很快，起义就获得了成功，国王则被迫退位。
当我们运用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运来对该事件做一分析，就会发现那场使得路易·菲利普倒台的小暴动其实是很容易控制住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指挥官保持冷静，只需派出一支极小规模的军队就能够阻止起义者闯入议会，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由保王派组成的议会必然会宣布由巴黎伯爵继承王位但前提是其母摄政。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常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成为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或革命的起因，而这些小事中错综复杂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觑。我们不妨推导一下，如果当时路易·菲利普成功镇压了暴乱，那么1848年的共和国、1852年的第二帝国就不可能出现在历史上，色当之役的惨败、普鲁士的入侵及阿尔萨斯的被割占这些历史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上文提到的那些革命中，虽然军队在捍卫政府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但它一直是忠于政府的。而在另一些革命中，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比如，正是军队引发了土耳其和葡萄牙的革命，而在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中，很多次的革命都是由军队主导的。如果一个革命是由军队主导的，那么新的统治者必然处于军队的支配和控制下。罗马帝国末期，总是由军队来决定皇帝的存亡废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推断在当今时代也同样适用，如果读者们阅读一下下面这段刊载在报纸上关于希腊革命的新闻，就可以明白处在军队支配下的政府会沦落成什么样子：
80名海军军官在某天宣布，假如政府依然任用那些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他们将集体辞职；还有一次，王储农场里的一个农民提出了瓜分土地的要求；海军发起了一次抗议，抗议政府晋升佐尔巴斯上校的许诺，于是，佐尔巴斯上校与海军一名上尉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磋商后，决定撤换参议院议长；在此期间，海军军官遭到了市政联盟的诋毁，一名代表谴责道，“应当把这些军官及其家属以强盗论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军队支持或至少让它保持中立，一场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困难重重。但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革命早在军队介入前就已经发生比如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及1870年革命。在1870年革命中，法国人因色当的投降蒙受了奇耻大辱，所以，第二帝国被人们一举推翻。
大部分革命都发生在首都这一国家的政治中心，随后才借助传染的作用向全国各地蔓延。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包括旺代、布列塔尼、米迪在内的一些地方都是自发起来反抗巴黎的，这种革命是自下而上的。
二、政府如何才能阻止革命
分析一下上文中列举的各种革命，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被推翻的原因大多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这些软弱无能的政府在面对凶猛袭来的革命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武断地认为所有的政府在革命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俄国的革命就向我们表明，只要积极采取防范措施，及时遏制革命的发展势头，政府也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彻底扑灭革命。
对于政府来说，革命的威胁性非常大，革命可以轻易颠覆政权。在东方遭到惨败后，俄国长期处在极端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各阶级，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军队和舰队，纷纷揭竿起义。由于铁路、邮局、通信部门持续不断的罢工，偌大一个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通因此而陷入瘫痪。
就在这个时候，革命的宣传逐渐影响到了作为俄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更易于接受革命，因为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大多数都生活得极为悲惨，被迫在米尔制度下耕种土地，却得不到一点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为了防止农民暴乱造成进一步的动荡，政府立刻改变了政策，他们决定将这些农民转化为经营者，希望以此来稳定和安抚这一规模庞大的阶级。为此，当局还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律，法律强迫地主将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并且下令银行为土地购买者准备必要的贷款，利息的来源则是从每年收成中抽取出的小额养老金。
这个措施极大地缓和了与农民的矛盾，这样农民阶级就保持了中立，政府开始腾出手来专心对付那些正在焚烧城镇，向人群中投弹，挑起激烈争端的暴乱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应当被消灭掉，这或许是人类史上唯一可以保护社会免遭破坏的办法。
那些获得胜利的政府都明白，除了国内那些开明人士的合法要求需要满足之外，还必须采取其他的措施。于是，它选择建立议会来指导立法和控制财政支出。
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即便政府的天然拥护者都慢慢消失，它仍旧可以凭借相当的智慧和意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稳固自己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是被推翻的，它们常常都是自取灭亡。
三、政府主导的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对于政府来说，革命是不被欢迎的，政府几乎总是想尽办法要阻止一切革命的发生，它们绝不会自己发起一场革命。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出于暂时或长远需要的考虑，政府也会谨慎地进行一番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一般来说这种改革通常是迫于压力被动进行的，其目的在于缓解矛盾和改变无奈的情形，他们绝不会先于这些要求进行主动的改革。然而，某些政府有时也会实施一些突发的改革，我们常将之称为革命，这种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当时国民精神状态的稳定程度。
我们假设一种情形：如果这种革命的对象是由半野蛮部落组成的民族，他们之中不存在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不存在稳定的民族精神（national mind），那么，实施这种革命的政府就能成功地实施新制度。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他通过武力成功地将那些半亚细亚的人口欧洲化。
还有一个由政府发起革命，案例也较为典型，这个案例是日本为我们提供的，但被彻底改造的不是这个国家的精神，而是它的机器。
要想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哪怕仅仅是完成一部分，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独裁者和其他人有力的辅佐。因为改革者常常会发现，他的对面站着整个民族，这与一般革命的情形恰好相反，在这里，独裁者是革命的，而民众却是传统而保守的。
这些尝试通常情况下总是会以失败告终。不管是自上而下的，抑或自下而上的革命通常都不会改变长期以来人们所形成的精神状态，它所能改变的只是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得落后腐朽、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东西。
现在，在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十分有趣但注定失败的革命，它试图通过政府的努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11]。长达数千年的古老君主制王朝之所以会被革命推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政府为了改变现状而强制推行改革，比如禁烟禁赌、改革军队、建立新式学校等。但是对于接受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人们来说，他们既不能快速认知并接受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又对改革带来的增税感到不满，因此，革命的爆发也就无可避免了。
有少数几个在欧洲学校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人利用其国内的这种不满，发动民众起义，并宣布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对共和制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共和制注定会在短期内消亡，因为催生它的不是一个真正进步的运动。对于那些受过一些欧洲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共和”一词也不过意味着摆脱一切法律、习俗和长期建立起来的规范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并没有体会到“共和”的真正意义。这些年青的华人剪掉了辫子，戴上了帽子，以共和人士自居，试图以此改变他们的天性。这与大革命时期大多数法国人所认知的共和观念是何其相似！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魔戒”，即利用它的力量在不通过纪律约束的情况下挽救一个社会。在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下大力气进行规制，然而，当祖先经年累月建成的世俗屏障因原始本能无拘无束的宣泄而被冲破时，只有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一个土耳其最近发生的革命案例，这个革命与中国极为相似。数年前，几个接受了欧洲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他们在一群军官的帮助下成功推翻了当时的苏丹政权，而事实上这一政权的专制程度还不至于太恐怖。当时，野蛮和文明在土耳其势均力敌，这个国家因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而分崩离析，不断发生内乱。然而，就是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国家，革命者就像我们拉丁人一样虔诚地信奉规则所具有的神奇力量，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建立起代议制政体。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努力有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发起者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仍然延续着几乎全套的苏丹政府的统治方法：这使得他们不仅对政府草率的处决无能为力，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屠杀也起不到任何遏制作用，他们甚至不能废除某种陋习。
我们必须说对这些改革者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实际上，面对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顽固传统的民族，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宗教热情在这个国家空前地强烈和高涨，虽然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只占少数，但他们却可以根据法典合法地统治其信仰的圣地。在这个国家，民法与宗教法还未完全分离，民族思想得以维系的唯一纽带仍是对古兰经的信仰，在这样的背景下，要阻止伊斯兰教成为国教谈何容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专制体制再次粉墨登场。这样的事实并不少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一个民族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制度。
四、革命无法改变的社会要素
我们接下来探讨的是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estable foundation）。我们从这种刚性基础中可以体会到政府体系所具有的强大的传承力量，如古代的君主政体，一个君主政体或许是很容易就可以被推翻的，但是，反叛者在改朝换代后会依然实行原来的政体，而不去改变君主政体所遵循的原则。比如，拿破仑倒台之后，取代他是波旁王朝的后代，而不是他的嫡亲子嗣，前者代表着一种古代原则，而“皇帝的儿子”这一人格化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
一般来说，大臣即使具有超凡的才智，也基本不可能推翻其君主。俾斯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位铁血人物一手创建了德意志联盟，然而，他的生死却依然操控在主子手中。由此可见，单个个体的力量在公共舆论的支持面前，显然是毫无抵抗之力的。
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社会组织的要素并不会随着政府本身的的变化而同时大规模地消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中窥见一斑。
如果我们忽略法国以前的历史，仅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动乱历史，或许我们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法国是一个处于严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但是，事实上，法国的经济、工业，甚至政治生活都表现出一脉相承的连贯性，所有的革命和政府都未对它造成影响和阻碍。
实际上，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除了宏达事件，还有很多微末细节，这些不被人重视的细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被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横的必然性所控制，正是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的真实生活。
研究最近10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可知，名义上的法兰西政府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我们把考察的目标转向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时，就不难发现，与表面上的巨变相反，真实的法兰西政府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改变。
那么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真正主宰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呢？在生死存亡之际，国王和大臣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对于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说，他们其实不足道。真正对一个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不为个人意志服务的行政部门，政府的交替更迭对它并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行政部门守护着传统，其他所有的要素几乎都被这种神秘主义的力量所控制。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可以在形式意义的国家之外，单独构成一个拥有更大权威的无名国家。所以，可以说法兰西其实是受到各部的首脑及政府职员统治的。随着对革命历史的深入考察，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发动一场革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改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却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