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宗教革命
我现在这样说，也有很多人不明白我的所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宗教就像是一株植物，当它不再生长的时候，意味着它已经完蛋了。
★荣格
光明和阴影，是造物主的两面。阴影和光明如影随形，这种情况在12世纪便开始出现了高峰值。
★荣格
在此我们必须发问：我是否拥有任何宗教体验、拥有与上帝的直接关联，从而获得一种确然性，使我作为个体免于消融于群众？
荣格
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要求人们断绝与客体的感官联系，即牺牲一切在人看来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宝贵的财富、最基本的本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类牺牲是为驯化的目的服务的；但从心理学上来说，它却打破了旧的束缚从而为新的可能性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荣格
新教的历史是激烈地反传统倾向的历史。一堵墙接着一堵墙倒塌了；一旦教会的权威已经粉碎，这破坏的工作也就并不显得太难了。
★荣格
精神分析学说提供的证据表明：其实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几乎每一种密切的关系中，如在婚姻、友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都会逐渐产生一种厌恶和对立的情绪，只是因为压抑而未被感觉到罢了。
★弗洛伊德
我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在基督教信徒心理过程中欲力的流量问题，在我看来，欲力可以划分成彼此相互冲突的两部分。此观点的形成是以心理态度的单一性为基础的，而这种过于极端的单一性也常常使得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变得极为迫切。在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教运动中，无意识的补偿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荣格
教会的权势随之而消失了——它成为一个被拔去了炮台箭垛的堡垒，成了一所被挖空了四面墙壁的房屋。
★荣格
新教徒被抛进了一种毫无遮拦的境况之中，这境况足以使自然人瑟瑟发抖。当然，新教徒已经启蒙的意识决不会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平静地在别处寻找着欧洲已经失去的东西。
★荣格
在那些已经走出黑暗的人的眼中，上帝已无恶质，且尽善尽美。
★荣格
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看待宗教体验，拥有宗教体验的人必将持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它已成为他的生活、意义、以及美的来源，并给予世界和人类一份新的壮丽。
★荣格
一、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深入探讨。这场革命一直充斥着暴力，这背后自然也就存在相关的重要心理原因。
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假设我们将其看作一种新的宗教，那它所遵循的必然是对一切宗教都适用的普遍传播法则。从这点来看，应当是群情激奋在先，紧随其后的就是血腥暴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了。
在研究宗教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其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共性——一些在法国大革命中极其活跃的心理因素，同样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说，在这这两起革命中，我们看到：理性在信仰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迫害没有任何正向作用，但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相互对立的两种信仰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因素是相互抵触的，所以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会因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而引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信仰通常不过是为谋求私利打的幌子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在革命的同时不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意识和利益，那么，也就不能改变他们的信念。
通过对上述现象的解析，我们就会了解到，大革命福音的传播方式与其他宗教福音，特别是加尔文教福音的传播方式并无差别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就无法寻找到除此之外的传播方式。
但是，尽管起源相同，但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在长远的后果上却截然不同，这就可以解释它们的持久力因何会存在区别。在宗教革命的过程中，虔诚的信徒被宗教思想所禁锢，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挣扎，他们也不会发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进入天堂才能得到最终的验证；但政治革命则不同。在政治革命中，一些虚假的信念很容易被揭穿，一旦民众发现自己被蒙蔽和受到利用，他们就会将其抛弃。
这就是为什么，在督政府（Directoire exécutif）统治末期，当雅各宾主义信仰的实施致使法国陷入了濒于毁灭、贫困、绝望的边缘时，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信仰者也要被迫放弃他们的那套信仰。
二、16世纪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最初的信徒
人类的情感和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教改革远的影响，可是宗教改革朴素的初衷不过是为了反对教士的恶习。实际上，宗教改革不过是回归和皈依福音书，至于那些自由的思想，它则从未奢求过。加尔文[2]或许还没有罗伯斯庇尔宽容，事实上，进行了宗教改革的那些国家，并不会比先前有太多的变化，民众仍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只不过是罗马教皇被君主代替了而已。至于君王，他自己所拥有和掌控的权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在法国，基于人们思想的逐渐开放和造纸术的广泛应用，借助宣传和交流的手段，新的信仰慢慢地得以传播开来。路德[3]大约在1520年招募了一批专家，而直到1535年，新的信仰才渐渐传播开来并且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是因为新的信仰对底层人群的权利和利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皈依这种信仰。
第一批宗教改革的信徒包括牧师和地方官员在内，但占最大比重的信仰群体还是对这些信条一知半解的手工业工人。实际上这些工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改信新教基本都是受到群众传染和暗示的结果。
而新的信条一旦传播开来，各色各样的人物就会迅速聚拢在这一信条周围，他们对新教教条到底是什么启示并不在意，但他们却从中找到了满足自己热情或愿望的借口或机会，因为对旧教有诸多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为新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使新教在与旧教的对抗中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在实行宗教改革的各个国家中，这种现象俯首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英国两个国家。比如，德国的封建领主正是充分利用了路德在新教教义中宣称的教士没有必要拥有财产这一信条大发其财，因为这使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掠夺教会的财产。以相同手段发家的还有亨利八世，那些常常被教皇掣肘的君主们对政教分离的教义感到欢喜不已。统治者们因为诸如此类的教义在行使自己权力更加集中，因此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事实上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的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 of rulers）及其产生的影响，反而对它起到了增强的作用。
三、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
包括法兰西在内的整个欧洲都进行了宗教改革。在接下来的50年内，法兰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战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项事业都无法比肩的。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能找到无数事实证明信仰传播与所有理性相互独立的关系。也许真的就像加尔文说的那样：虽然神学教义能唤醒人们高涨的热情，但它们在理性逻辑面前是没有说服力的。
路德因为受到“救赎理论”的影响而对恶魔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他的思想和理论。他深知忏悔并不能帮助他解除这种科工局，只有通过稳操胜券的手段来向上帝示好才能逃过炼狱之灾。从对教皇出售“赎罪券”（indulgences）[4]进行抨击开始，路德不仅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否定了自己的权威。路德对宗教仪式、忏悔和圣徒的礼拜进行了谴责，开始宣扬基督徒“唯信称义”[5]，也就是只有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得救。
路德对于这条被称为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最后一条教义其实并没有深刻了解，但加尔文却对它进行了清晰的表述。加尔文认为在上帝面前，多数新教教徒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他奠定了这样的教义：“一部分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部分人则将得救，这些在无所不能的、永恒的上帝那里是早已注定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原因仅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上面的表述可知，加尔文只是在圣奥古斯丁[6]某些见解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所以他做任何事，比如让某些人在来生饱受炼狱之苦，至于他们的善行和美德，则全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显而易见，这样的理论是极其不公平的。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种理论却一直被人推崇，无数人为其所折服，并虔诚遵守教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情况在今天丝毫也没有减少的迹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不难看出加尔与罗伯斯庇尔在心理上的亲缘性，与后者相同，加尔文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毫无怜悯地处死了那些拒不接受他新创教条的人。加尔文甚至还以上帝的名义宣称：“为了捍卫上帝的荣光，可以不惜毁灭所有人。”从加尔文及其信徒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受到信仰蛊惑、迷失于其中的人看来，即使再荒谬不过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试图按照理性逻辑将道德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地努力都不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他们要么得到上帝的救赎，要么接受审判甚至被宣判死刑。但是，加尔文却轻而易举地以这个完全非理性的论点为基础创立了一种严苛而残酷的道德标准。被他所蛊惑的信徒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他们拥有无上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时刻觉得必须以自己的行为作为准则和楷模。
四、宗教改革与新信仰的传播
新信仰的传播依靠的并不是演说和论证，而是前文描述的机制——断言、重复、精神传染和大造声势。在之后的时间里，革命思想也效仿这一途径在法国进行传播。
就像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对信徒的迫害反而促进了新信仰的传播。就像我们在基督教早年的经历中所看到的，新信仰对人们的影响力在每次迫害之后都会增加，更多的人选择和接受新的信仰。市政议员阿内·迪堡被判以火刑，但是甚至在走向火刑柱之时，他还依然坚定地规劝周围的群众改信新教，一位目击者曾这样说：“与加尔文的著作相比，大学生更会因为阿内·迪堡坚定不移的信念而皈依新教。”
为了阻止新信徒们向人们布道，统治者在烧死他们之前割掉了他们的舌头；为了威慑世人，刑罚变得非常严苛，行刑时在他们身上缚上铁链，如此一来，行刑的人在把他们投入烈火中之后还能再把他们拖出来继续施虐。
但是这依然不能让虔诚的新教徒退缩，他们甚至对此心甘情愿，对他们来说烈火的考验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至上的光荣。
弗朗索瓦一世[7]在1535年放弃了原有的宽容态度，下令同时在巴黎设立6处用来惩罚新教徒的火刑场（国民公会也只在巴黎设了一处断头台，而且受难者所遭受的刑罚也没那么残酷）。但是人们早已目睹了殉教基督徒视死如归的精神，在信仰的催眠和蛊惑下，其他盲目追随的信徒们也变得彻底无所畏惧。
就这样，新教迅速传播开来，法国在1560年时已经拥有的新教教堂达2000多座，许多大领主在见证了新教的巨大影响之后，也逐渐转信了新教。
五、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尖锐冲突
就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不宽容必然是强势宗教信仰的伴生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中为这一事实找到大量证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比起类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些互不熟悉的宗教之间的不宽容，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间的不宽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上，只要观察一下那些长期以来把法国弄得分崩离析的教派，就会发现，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别，它们在根本上的宗教理念基本是一致的。天主教和新教都尊崇和信仰同一个上帝，信仰方式的不同是唯一的区别。如果他们的理性还能发挥作用，那么他们很快就能明白，对上帝而言，以什么方式来崇拜他都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理智对那些狂热的大脑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于是持久而激烈的冲突在新教徒与天主教之间不断上演，历代君主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试图使两者和解，但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虽然新教一再遭到镇压和迫害，但它的增长势头却依旧迅速，甚至连部分贵族和地方官员都加入了新教。为了进一步促成双方的和解，1561年，王后召集主教和牧师就两种教义的融合问题在普瓦西举行宗教会议。不得不说王后是十分精明的，但这一计划只能说明她对信仰的逻辑法则一窍不通，我们还从未听说过人类历史上哪种信仰是因为辩驳而毁灭或削弱的。王后更不会想到，个人之间的相互宽容虽然较为困难，但终究有可能实现，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最终，她的努力以失败而结束，神学家们在会上各执一词，相互侮辱，没有一个人愿意稍稍让步。所以，这次会议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两者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此后，卡特琳又在1562年颁布了一项敕令，规定授予新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开集会、举行礼拜仪式的权利。
这种宽容从某种哲学的角度来看是崇高的，但站在政治角度看来却是极不明智的——它只会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结果，在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米迪地区，天主教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他们被迫在暴力下改宗，如果胆敢反抗，新教徒就会割断他们的喉管、洗劫他们的教堂。同样，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新教徒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
紧接着这样的对抗又引起了内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宗教战争。法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饱受战乱之苦，城市被劫掠一空，民众朝不保夕。在战争的过程中，那种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所特有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8]中这一场景得以重现。
在内战中，老人、妇女和儿童遭到了残忍的杀戮。多帕德男爵就是一个残忍的杀戮者，他是第一任埃克斯市议会的议长，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他惨无人道地屠杀了3000人，洗劫了3座城池和22个村庄；一个名叫蒙纳克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为是卡里埃的先驱，加尔文教徒全部被他投入井中，直到把井填满为止。当然，新教徒也不见得有多么仁慈，甚至连天主教的教堂也未能逃脱他们的毒手，他们还大肆毁坏天主教的坟墓和塑像。
法国的问题埋藏已久，事实上早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法国就因为教派纷争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分崩离析，它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被肢解成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小市政共和国。在这个时候，王室已经没有权威了。旅游家利波马诺在1577年游历法国时，对法国的景象大为感叹：包括奥尔良、图尔、布卢瓦、波瓦第尔在内的一些重要城市已经破败不堪，那些各式各样的教堂变成了一片废墟，墓地也只剩下残垣断壁。这种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法国。
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时代的诸多事件中，给人留下最悲惨记忆的当属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尽管这次大屠杀或许不是被害人数最多的一次，而这场大屠杀是由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一手造成的。
这场大屠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发布的命令，不是来自于王室的阴谋，这次罪行事实上是由教众们犯下的。事情的起因是，卡特琳·德·梅迪奇认为有四、五个新教徒首领正在精心策划针对她和国王的阴谋，于是，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她派人刺杀他们。对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巴蒂福尔先生给出了不错的解释，他写道：“消息传出后，顿时谣言四起，恐慌中的人们认为整个巴黎地区的胡格诺[9]教徒都要被处以死刑。天主教贵族、卫队士兵、弓箭手及普通民众，所有的巴黎人都武装起来涌上街头，他们手握兵器，准备随时参与屠杀。街头回响着‘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的口号声，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大屠杀爆发了。”于是胡格诺教徒要么被击毙、要么被溺杀、要么被绞死，所有被怀疑为异教徒的人都惨遭厄运，在巴黎，被杀的约有2000多人。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也传染到了外省，于是又有6000～8000名新教徒在此次大屠杀中惨遭杀害。
当这种宗教狂热终于过去之后，甚至包括天主教历史学家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但凡提起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都表示出了强烈的愤慨。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人要理解另一个时代人的精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当时，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非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团体中激起了无可名状的一种狂热：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法国国王接连不断地收到贺信，这一事件引发的热情甚至远胜于他取得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更是欣喜异常，为了对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表示纪念，他甚至下令铸造了一款金牌，让人点燃狂欢的焰火，鸣放祝贺的礼炮，并通过多次集会来举行庆典，他甚至还命令画家瓦萨里将大屠杀的主要场景绘制在梵蒂冈教廷的墙壁上。他还派遣使者到法国，通令嘉奖法王的“善举”。这些历史细节尽管现在看来让人惊诧，但对我们理解信徒的心理很有帮助，雅各宾主义者在大恐怖时期所具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与格里高利非常相似。
作为被屠杀的一方，新教徒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奋起反抗，直至最终亨利三世在1576年被迫通过《博略和约》，将完全的信教自由赋予他们，承认对8个城市的占领，并让新教徒在议会中占有和天主教徒一样的半数议席。
新教的胜利自然会刺激到天主教，于是这些并不情愿的妥协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为核心形成了天主教同盟，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幸好它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知道，在1593年，亨利四世宣誓脱离新教，紧接着又颁布了《南特敕令》[10]，这场战争终于暂时宣告结束。
虽然这场斗争暂时平息了，但它依旧没有终结。新教徒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依然没有善罢甘休，黎塞留宰相在1627年被责成围攻拉罗谢尔，有15000名新教徒被杀戮。后来，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正统天主教对新教徒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宽容。
但即使是这种宽容也没能维持多久，一旦一方觉得具备了与对方抗衡的能力，或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和解和宽容就会如阳光下的露水一样消失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方两败俱伤。新教徒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教徒数量只有120万人左右，势力已大不如从前，他们被迫放弃斗争，希望能够和平相处。但是天主教徒却不愿意罢手，天主神父却无法容忍异教徒在法国的存在，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利用一切手段对异教徒进行迫害。因为这些迫害并没有动摇新教的根本，路易十四于是在1685年再次以武力迫害新教，他派出龙骑兵对新教徒展开大范围的追捕和屠杀，许多人惨遭屠戮，但除了血腥的迫害之外，天主教没有更多的收获。愤怒之下的天主教要求法王采取更多措施，路易十四迫于天主教牧师的压力，不得不收回《南特敕令》，一时间新教徒面临绝境，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信天主教，要么远离祖国。据说，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的移民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约有40万名法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这些新教徒遵从了自己的信仰，把物质利益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选择踏上远走他乡的不归之路。
六、宗教革命带来的结果
假如仅仅把这段黯淡的历史作为判断宗教改革好坏的依据，那么宗教革命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凡事总有两面性，有些宗教革命确实对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通过对全民的精神凝聚，这些宗教革命极大地增进了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发展。伊斯兰教就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毫无疑问，这种由穆罕默德建立的新信仰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这种精神力在短时间内就将阿拉伯那些贫困弱小的部落变成了强悍的国家。
与此类似的是，新宗教信仰所它取得的效果是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一部法典都不可能达到的，它甚至可以改变某些原本几乎不可变更的东西，比如民族的情感。
基督教的诞生——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宗教革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诞生后，它使人们抛弃了所有异教的信仰，而让一个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平原的上帝取而代之。人们从基督教的理想中获得了这样一个认知：人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欢乐来换取天堂永恒的幸福。这种理念无疑会更容易被穷人、奴隶及那些被剥夺了此生所有幸福的人所接受。在他们眼中，眼前灰暗无望的生活即将结束，而美好的未来即将到来，这样的想法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安抚及精神上的鼓舞。具有良好操行的生活既容易得到穷人的追捧，也容易被富人们所接受，新信仰所展现的力量也正在于此。
当我们回顾基督教诞生之后200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不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基督教革命改变了，文明的进程也因此深受影响。接下来，文明的一切要素就开始为宗教服务，人类文明由此就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而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将这种新信仰用文字等符号表述出来一旦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么理性就会被迫为这种信仰做出牵强的解释、合理化的解释，并且让其他人也接受这种解释。大概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在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肆鼓吹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说起来，这种行为与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和大恐怖时期的屠杀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不要奢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在一个各教派势不两立的国度里互相宽容。在古代社会，宽容仅仅存在于多神论者中，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也未曾改变，恰恰是那些被称为多神论的国家才实现了宽容，比如英国和美国，宗教已经四分五裂，成为无数个小教派，这些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信奉着迥然不同的神祇。
宗教宽容总是因信仰的自由和多样性得以形成，但是在信仰多样化的情况下，信仰也顺理成章地被削弱了。于是，我们就遭遇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心理学难题：怎样在坚定信仰的同时坚持宽容？
在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宗教革命的重要作用和信仰的巨大力量，尽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狂热的情绪所驱动的，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历史才得以塑造，各民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而不是一盘散沙。事实上，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宗教和信仰来塑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至少在目前看来，它巨大的作用还不可能被哪一种哲学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