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民众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只有当人能够察看自己的内心深处时，他的视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向外看的人是在梦中、向内看的人是清醒的人。
★荣格
后来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群体精神”一类东西，正是从原来的嫉妒中衍生出来的。没有人能突出自己，人人都应平等，应拥有同样多的财产。
★弗洛伊德
很多人会放弃自己的个人目标转而去追求集体一致性。之所以他会这样做，同他所处的环境，集体观点，信仰乃至理想，息息相关。
★荣格
个体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的人，探讨的是个体的人所寻求的满足他的本能冲动的途径。然而，只是在极少数的、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人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
★弗洛伊德
一、民族精神的两大特征——刚性与柔性
当我们要解读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到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去考量，而且还要重点关注它所经历的过去。虽然个人可以从理论上否认过去的历史（类似于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及今天的许多人），但历史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民族精神赋予了一个民族以力量，这种精神是通过世世代代的缓慢积累和沉淀形成的，其中包括思想、情感、民俗乃至一些陈规陋见。如果这种民族精神不存在，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头开始，人类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衡量民族精神的标准在于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是否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刚性和稳定性，但这种刚性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能超越这个限度，或换个说法，它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柔性。道理很简单：失去了刚性，先辈们的精神就难以为继；而没有柔性，先辈们的精神则无法融合适应文明进步所造成的环境变化。
假设一个民族的精神太过刚硬僵化，那么我们将会看到革命不断地发生在这个民族身上；而如果民族精神太过柔韧，这一民族精神就会走向没落、衰亡。不仅人类如此，普通物种也遵循着这一规律，如果仅仅坚守原来的意识形态，无法融入新的时代，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所面临的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历史上，我们很少看到有民族能在刚性与柔性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古罗马和当代的英国算得上是实现这种平衡的典型了。
暴力革命常常发生在那些民族精神异常稳固、持久的民族中间，因为无法通过逐步的自身演进来适应变化的环境，所以一旦必须做出这种适应时，他们就只能被迫在猝然之间激烈地改变自身。
毋庸置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创造自身历史文化的基础，而民族精神的刚性特征绝非是在短时间就可以形成的。只要一个民族未能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那么它就是一个欠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未开化的游牧部落。所以，从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以来，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法兰西人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建立几个世纪后，这种精神再度开始变得僵化，这种僵化是在演变中慢慢发生的。如果柔韧性的因素能在她的民族精神中多一点，或许古代的君主政体就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循序渐进地转变过来，那么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不会这般艰难。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内因，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相同的革命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有些民族对它表达了崇高的热情；而有些民族则表现得十分冷漠，甚至反感厌恶。正是民族精神的不同造成了如此迥然不同的反应。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经历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还把查理一世这个国王送上断头台之后，英国仍然可以称为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英国的民族精神十分稳定且坚固，正是在这种稳固的精神作用下英国人足以守住传统；同时，其民族精神中所具有的柔韧性，足以使其对自身不断进行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是基于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英国人从未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幻想在理性的旗帜下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并建立一个崭新的、虚无缥缈的社会。
索列尔[12]曾这样写道：“对于政府的无能和牧师、贵族阶层的整体腐化，法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恨和厌恶，他们全力反抗，试图挣脱法律的束缚和羁绊。但英国人则不同，英国人则将宗教、宪法、贵族制及上院视作他们的荣耀。当然，英国人也承认，城堡内部的命令并非完美，甚至颇具争议，但这些争议只会在内部得到解决，绝不容许陌生人来替代包办。”
在南美那些共和国的历史中，民族气质对民族命运的影响非常明显。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和政变时有发生。这里的民众大多是混血儿，他们祖先固有的明显特征业已被错综复杂的遗传所稀释，原来的民族气质和传统性格也越来越淡薄，这无疑会严重影响民族精神的形成，稳定性就更谈不上了。历史也像我们证明了，最难统治的往往都是混血的种族。
只有将考察对象转向那些曾先后被两个民族统治过的国家，我们才能了解由于民族原因而造成的政治能力的差异。我们可以找到的典型的例子有近代的古巴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一开始都是受到西班牙的统治，后来又转由美国进行统治。
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一片混乱和贫困，但是，美国统治下的古巴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菲律宾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长期控制着菲律宾，但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情况越来越糟：这里灌木丛生，病疫四处流行，没有现代工业，也看不到商业的痕迹，民众生活十分艰难凄惨。可是，在美国接管后的短短几年里，这个国家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疟疾、黄热病、瘟疫、霍乱在内的病疫被彻底消灭；沼泽得到了妥善的治理和改善；铁路、工厂、学校在农村陆续建立了起来；人口死亡率甚至在13年的时间里降低了三分之二。
这些实例可以给理论家们一个提醒，对民族这个词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且要谨记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一种精神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二、民众眼中的革命
在任何一场革命中，民众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既不会自发地去发起一场革命，也不能胜任指导革命的艰巨任务；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革命运动中受革命领袖的领导。
只有在直接利益受到严重触动时，各阶级群体的民众才会发起反抗，但这仅限于地方性的、偶发的运动，最终它所形成的也不过是一场群体性骚乱，而非真正的革命。
发生在葡萄牙和巴西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领袖具有超凡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影响力时，革命就会非常容易发生。然而，要让民众从内心深处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民众往往是在一知半解，还没有真正全面认识新思想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一场革命，等他们终于理解了革命的原因时，革命却早已结束了。
于是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只是在革命领袖们的宣扬和鼓舞下民众匆匆投身于革命，但他们对革命领袖们的真正意图并无多少理解。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革命意图，这种理解与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和希望的相去甚远，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1789年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资产阶级想要分享贵族阶级的权力，或者说，平庸无能的旧精英将被精明强干的新精英所取代。
在大革命的最初阶段，民众虽然会公布民众主权的原则，但它所谓的民众主权也不过是人们享有选举代表的权利，而民众自己的权利则并未被列入革命的议题中。
就文化或见识方面来说，普通民众的修养不可能与中产阶级一样高，他们未必同样拥有跻身社会上层的强烈渴望。事实上，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洗脑，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与贵族是平等的，甚至从来不会奢望拥有与他们一样的平等地位。所以，普通民众无论是在看法上还是利益上，都与社会上层阶级存在很大的差别。
然而，普通民众毕竟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主要群体，议会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都需要有他们的参与，革命者需要得到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的支持和拥护，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众越陷越深，很快，资产阶级革命就演变成了一场大众革命。我们必须知道，单独一种思想本身并不具有很大的力量，但在情感及神秘主义的支持下，它却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前，资产阶级的理论必须按照明显的实际利益转化成一种新的、非常明确的信仰。
“能与原来的主人平起平坐”这样巨大的诱惑，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就会积极响应和拥护革命，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民众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在政府的蛊惑下，他们开始暴力烧杀、无所不为，而且群体中的民众还会认为这样做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
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主要是原因在于它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社会环境、传统及法律一直约束着这些本能。
在革命领袖的承诺和动员下，群众开始狂热起来，理性已不复存在，那些原本存留的社会约束被逐渐卸除，到最后，群众被拥有无限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以前高高在上的阶层被驱逐、掠夺。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的主权，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
在革命之初，革命领袖们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格言，确实表达了民众对真实希望和信执著追求。但是时间会让很多东西变质，嫉妒、贪婪及对优越者的仇恨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越来越多，人们被一时的欲望和仇恨遮住了双眼，最初所追求的平等、博爱已经沦为人们为各种丑行辩护的堂皇借口，沦为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这些口号的背后，脱离纪律的束缚才是大众真实的动机，这也就是大革命爆发不久之后就因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的原因所在。
由于下层阶级具有局限性，因此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况就是，当革命从中产阶级向底层社会蔓延时，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也就宣告终结，本能反过来开始支配理性。
这种遗传的本能对理性的胜利是压倒性的，文明社会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将人类的自然本能通过社会传统、习俗及法律的力量来加以限制。这些自然本能正是人类遗传而来的原始兽性，人类完全有可能将其控制起来，一个民族如果将这些本能控制得越好，那么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但这种本能只是蛰伏起来而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它们可能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激活，而一旦故态重萌，所造成的恶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的狂热一旦被点燃后会变得如此可怕的原因，这种热情如同奔流的洪水，冲垮堤坝、势不可挡，直至泛滥成灾，哀鸿遍野。里伐罗尔在大革命之初就曾经哀叹道：“激发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糟粕，无异于引火烧身……进行民众启蒙和开导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了。”
三、民众在大革命中起到的作用
大众心理学的法则告诉我们：民众虽然可以被顺应、夸大所受到的刺激等方式激发出高涨的热情，并且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失去了领袖的指导，那么无组织民众在革命中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他们不能成为运动的领袖，也不具备开明的思想和意识主动去完成革命的目标。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领袖在政治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或许不能自己创造革命理论，但他们却十分了解如何将理念作为辩护的手段。对于一场革命来说，革命理念、领袖、军队、大众是四种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领袖强有力的动员下，民众的队伍不断壮大，并迅速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的行动宛如一颗炮弹，经过外力的激化，可以产生它本身所没有的一种足以将钢板穿透的冲击力。革命在民众的追随和支持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民众真的了解革命吗？不，他们其实完全不了解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他们从来不会问一问自己需要什么，只是虔诚地追随领袖，按照领袖的意志行动。比如在七月革命中，如果你问民众推翻查理十世的理由，民众会说是因为他颁布了《四项赦令》，虽然实际上他们对这项赦令本身却毫不关心，甚至有可能完全不了解《四项敕令》的具体内容。后来群众又把路易·菲利普赶下台，但如果问起这样做的根由，估计很少有人说得出来。
米什莱、奥拉尔等很多作家都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没能看透革命的本质，所以他们都一致认为我们伟大的革命是由民众发动的。
米什莱就曾断言：“民众是革命的主角。”
而奥拉尔则这样写道：“有人认为少数几个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发动了法国大革命，这毫无疑问是谬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在1789—1799年这段历史中，没有谁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就左右事件的发展，不论这个人是路易十六、米拉波、丹东抑或是罗伯斯庇尔。法国民众究竟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主角？——我想，只要将法国民众看作是有组织的群体，而不是乌合之众，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
现在很多人仍坚持这个观点，比如柯钦先生就写道：“在我看来，米什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真是一个民众创造的奇迹。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在不依靠领袖、法律，在处于混沌一团的社会背景下，用五年的时间建立了政府，并对全国发号施令，这个群体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明确、连贯、一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从无政府状态中获益良多，旧的秩序被打破，很快，新的秩序与纪律就建立起来了……分散于3万多个街区社团的2500万人行动起来是如此的协调统一、步调一致。”
如果真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民众同时采取的这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么的确可以将之称为一个奇迹。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种设想而已，因此，再提起民众时，这些作家们总是特别小心地指出所谓的民众是指群体，而且，这一群体很有可能由某些领袖来领导。
那么，究竟是什么要素让民众们凝聚在一起呢？又是谁在内战威胁国家统一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拯救了这个国家呢？是丹东、罗伯斯庇尔或卡尔诺尼吗？不可否认，这些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是民众真正维护了团结、捍卫了独立，是它把法国民众组织为公社或群众团体，也正是法国的地方自治团体使欧洲反法联盟被迫撤军。如果我们愿意对这些团队做细致观察，就会发现总有几个人在这些团体当中，显示出非凡的才智，他们在政策制定和决议执行中，总是表现出无可比拟的领袖风范，但我们发现（如在阅读民众俱乐部会议记录的时候），他们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他们自身，不如说来自他们所处的那个团体。
奥拉尔先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团体的起源归结为“一场满是博爱与理性的自发运动”。当时，法国全国有成千上万个小型俱乐部，它们谨小慎微地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总部视为行事的标准，亦步亦趋。这就是事实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可是出于对雅各宾派的幻想，很多人都对这一事实坐视不理。
四、大众及其构成要素
有些人将民众设想为一个神秘的群体，无所不能的，具备所有的美德，政客们的赞赏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众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是怎样被塑造成一个概念的。
与在大革命时代一样，民众这一大众整体在今天也仍旧被雅各宾派奉若神明，它不仅不必为其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且从不会犯错，因为民众的意愿一定要得到满足，民众可以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政客们则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要么把民众吹捧到天上要么把他们贬得毫无价值。政客们一刻不停地吹嘘民众的崇高美德和卓越智慧，并俯首帖耳地遵循他们的每一个决定。
那么，民众这个一直被革命者们奉若神明的神秘实体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我们可以将之分成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第一类包括农民、商人和各行各业的工人，这些人安居守业，渴望有安宁的生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类人占据了民众群体中的大部分，他们的头脑中没有革命的概念，他们只想本本分分地劳作以维持生计，历史学家们也常常将他们遗忘。
第二类则包括了那些颇具破坏性和报复性的社会人，这些人被犯罪心理所控制，正是因为他们野心强大，才使得国家动荡不安。起义队伍里最危险的群体就是由酗酒成性的穷困潦倒之徒、乞丐、盗贼、市井无赖、居无定所的雇工所构成的。
这些人虽然胆大妄为，但对法律的惩戒却还怀有深深的恐惧，这也正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对自己的犯罪倾向有所收敛的原因，但法律的约束消除之后，他们的邪恶本性就会占据上风。那些将革命美誉玷污的一切大屠杀都应当归咎于这一罪恶的肇始之源。
正是在领袖的指挥下，这一伙人不断地攻击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议会。他们无法无天，放纵自己邪恶的本性杀人放火、打家劫舍，除此之外，在他们身上找不到革命理想，他们根本对革命理论、原则没有一丝一毫认识，自然也就不会把它们放在心上。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从最底层平民中分化出来的罪恶分子，这帮人终日游手好闲，他们也早地混入了革命队伍。当其他人在为革命大声呐喊时，他们也一起浑水摸鱼，大喊大叫；其他人在进行暴动，他们也跟着造反，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行为有什么目的。他们只不过是因外界环境和周围民众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的行为只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无法受到理性的控制。
这群暴躁又危险的投机分子和乌合之众，一直以来都是革命的始作俑者，革命的煽动家们看中了他们的这一特性，并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他们在煽动家们的眼里就是拥有至上权力的民众，然而实际上，底层的广大民众才拥有最高的主权，这些人正如迪耶尔所描绘的那样：
自民众为罗马皇帝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唱诵赞歌以来，他们的本性从无改变。这群野蛮的家伙集结在社会底层，伺机而动，一旦得到了权力的首肯或革命领袖的青睐，他们就会用罪行来玷污民众的美名，破坏所有美好的事业。
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得到了社会最底层大众长久的支配，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从1789年开始，一旦激发并释放了大众深藏的兽性，就意味着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些屠杀无所不用其极，其残酷性令人发指。比如在九月屠杀中，泯灭人性的暴徒们用马刀凌迟囚徒们，以此延长他们的痛苦，用这种缓慢的屠宰方式取悦观众，并且从受害者痛苦的尖叫中获取快乐。
类似的场景早在大革命之初就在法国出现了。那时也没有爆发对外战争，所以也不存在能为这种残忍行为进行开脱的借口。
从3月到9月，法国的国土上暴行不断，泰纳曾列举了120个这样的例子，包括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在内的城市都被大众占领和控制，一时间尸横遍野。
暴徒们用剪刀把特鲁瓦市长的双眼戳瞎，市长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痛苦折磨后才死去；原龙骑兵团长贝尔鲁斯被一些人活活剐成碎片；在法国的许多地方暴徒们甚至残忍地把受害者的心脏挖出来，用枪尖挑起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
这就是底层民众的规范体系限制的后果，他们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地实施暴行也不过是迎合了那些政治家们的野心。想象一下，如果将成千上万的暴民压缩为一个人来看待，那么他将是一个怎样残忍、狭隘、可憎的怪物，他将比历史上那些残酷成性的暴君还要可怕。
然而，只要有一个强大的权威出现，他们就会被镇压下来，从暴力变得百依百顺。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暴戾程度越高的民众往往奴性也越强。各类型的专制暴君也都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们不惜用各种手段拉拢这个群体并加以利用。比如，恺撒必然就会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除此之外还有卡尼古拉、尼禄、马拉、布朗热、罗伯斯庇尔等。
但是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这些所谓的大众不过都是些社会渣滓而已。民众的主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群体，这些民众更温顺，他们所要求的也仅仅是劳动的权利而已。他们在有些时候的确也可以从革命中获益，但从来就不会自发地发起革命。革命理论家们对这一群体其实缺少了解，也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传统而保守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正是因为他们的贡献，国家才得以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恐惧会使这些民众显得懦弱而驯服，有时也会因为领袖们的蛊惑和怂恿而做出极端过激的行为，但是这一过程不会维持太长时间，在民族传统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他们很快就会对革命产生了厌倦。当革命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失控时，民众心中固有的民族精神就会重新被激发出来并与之对抗。这时，他们就会冷静下来，并开始考虑寻找一位有能力重建秩序的领袖。
他们对革命领袖的命令言听计从，内心并没有所谓崇高或复杂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总是一心向往和平。通常来说，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政府简单至极，无外乎是在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活，比如独裁政府，这也就是自古希腊时代至今，通常在经历无政府状态之后，独裁政治就会继之而起的真正原因。在法国，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后开始出现，并得到了群众普遍的拥护；再后来，路易·拿破仑虽然遭到了一些反对，但他依然连续4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当人们认可了他的政变之后，他又重新建立了帝国，并独掌大权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
想要真正地理解民众在革命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我们就不应该遗忘这一章中所回顾的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小觑民众在革命中起到的作用，但它与传闻相去甚远，传闻不过再现了其生动性，而对于其他方面就纯属谣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