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瓦舍勾栏(6)
宋朝的寻常市民家、富室乃至皇家之中，都有“磨喝乐”的忠实粉丝，“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66]。流风所至，宋朝孩子很喜欢模仿“磨喝乐”的造型：“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喉罗之状。此东都（汴梁）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67]大人们夸一个孩子可爱迷人，也会说“生得‘磨喝乐’模样”。“磨喝乐”既然风靡天下，价钱也就不可能太便宜，“价亦不廉”；贵者，“一对直数千（文）”。名匠袁遇昌制作的“磨喝乐”更是昂贵，每对叫价“三数十缗”。
除了“磨喝乐”，商家在乞巧节当然还会隆重推出其他玩具，如以黄蜡铸成的“凫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叫作“水上浮”；又有“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叫作“谷板”；有“以瓜雕刻成花样”，叫作“花瓜”；又有“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叫作“种生”。这些新奇玩意儿，“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68]。
清明时节也有很多新鲜玩具上市。“民间又卖小秋千，以悦儿童，团沙为女儿立于上，亦可举之往来上下，又以木为之而加彩画者甚精”[69]，这是一种可活动的小秋千。“又造辎軿（带帷幔的车子）以卖，其长尺许，其大称之，以木为之者最精。亦有编竹为之者，其粗者桃花车儿，辕轮帘盖皆具，以木为牛，皆可运行，或为载土车水车，其制不一”[70]，是一种制造水准很高的玩具车。
元宵节期间，则是灯笼热销的旺季：“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时人形容“灯品至多”，“精妙绝伦”。有一种“无骨灯”，是“混然玻璃球也”；走马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还有一种名为“大屏”的巨型灯，“灌水转机，百物活动”，是用水力驱动旋转的。在夜市中扑卖的“琉璃炮灯”也很精巧，宋人范成大有一首咏元宵节应节物的诗，写道：“映光鱼隐见”，并自注：“琉璃壶瓶贮水养鱼，以灯映之。”这里说的便是“琉璃炮灯”。另一位南宋诗人叶茵的《琉璃炮灯中鱼》描写得更细致：“头角未峥嵘，潜宫号水晶。游时虽逼窄，乐处在圆明。有火疑烧尾，无波可动情。一朝开混沌，变化趁雷轰。”想来这种“琉璃炮灯”既可盛水养鱼，也可点上蜡烛，烛光鱼影相映，应该很漂亮。
只有一个富足、闲适的社会，才会如此专注于制作儿童乃至成人的玩具。
游戏
从某个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闲暇。闲暇即自由时间。宋朝市民热衷于旅游与游园，喜欢到瓦舍勾栏中看娱乐演出，爱玩足球与游戏，节日与庆典众多，夜生活丰富，这些都显示出宋人的闲暇时间比较充足。
宋人在休闲时光常玩的桌面游戏有象棋、“双陆”、“打马”等。中国象棋发展到宋代时，基本定型，出现了“炮子”，这当然是火药在宋代开始应用于军事的反映。“双陆”类似今日的飞行棋，盛行于宋朝市井间，许多酒楼茶坊都设有“双陆”棋盘，供食客边饮茶（喝酒）边下棋。“打马”的玩法跟“双陆”差不多，但可能更复杂、刺激，知名女词人李清照便是“打马”的高手。
流行于宋朝的桌面游戏还有“叶子戏”，据说由唐人所创，是一种纸牌游戏。可惜宋代的“叶子戏”材料有限，今人已难以重建宋人玩“叶子戏”的情景。根据明朝人的记述，“叶子戏”有四十张牌，分别为“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四种花色，玩法非常接近于桥牌。《武林旧事》与《西湖老人繁胜录》都记录了临安市肆上售卖的一种小商品——“扇牌儿”，这个“扇牌儿”便是玩“叶子戏”的纸牌。纸牌已然成为一种商品投放于市场，可以想见“叶子戏”在宋人生活中的影响了。
一些学者相信，十三世纪时，来华的马可·波罗将“叶子戏”带回了欧洲，从此风靡于贵族间，后经长期的改进、演变，源于中国的“扇牌儿”最后被欧洲人改造成为今天的扑克牌。法国的东方学者莱麦撒（Abel Rémusat）便认为：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其形状、图式大小及数目，皆与中国人所用者相同，或亦为蒙古输入欧洲者。
而“叶子戏”在中国本土则沿着另一个方向演进：跟“宣和牌”（骨牌）相融合，经过明清两季的进化，最后形成“马吊”，即今日的麻将。如此看来，中国麻将与西洋扑克形态与玩法各异，但追究下来，两者却是同源，都源于唐宋时期的“叶子戏”。
节假日
中国目前有115天的节假日（含双休日）。古人有没有节假日呢？当然有。那么宋代每年有多少天是节假日呢？宋人笔记《文昌杂录》里有对北宋中前期公务员休假制度的详细介绍：“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这个合计休假日数似乎有误）：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春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百司休务焉。”
可以看出，宋代的法定节日挺多的，国家在这些节日都要放假，其中元日（春节）、元宵节、寒食节、天庆节、冬至5个大节各休假7天，合计35天；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日7个节日各休3天，合计21天；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春社、清明、上巳节、天祺节、立夏、端午节、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节、末伏、秋社、秋分、授衣节、重阳节、立冬21个节日各休假1天，合计21天；宋代每个月还有3天旬休，一年合计36天；加起来，共有113天。与今日的节假日天数差不多。
此外，还有探亲假（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三年即有30日的探亲假）、亲人结婚的婚假等未计在内，总之一名宋朝的公务员，每年享受到的休假日数，一定不会比今人的少。相比之下，明代的法定休假日就少多了，明人笔记《古今事务考》称：“国朝正旦节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明朝只在元旦、元宵、冬至三个节日休假，共放假18天。每月三天的旬休也取消了。大概朱元璋认为，闲适并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也许你要说了，这只是官员才能享受到的假日，寻常市民也有休假的权利吗？在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坊场中，雇佣工人是有假日的，一年大概有60天的节假日，虽然不上比当时的公务员，但也比明朝的公务员还要多得多。这些工匠每日的工作时间约为10小时，每年炎夏时节，即从五月初一到八月初一，这三个月里，每日的工作量会减半，如果换成时间，即工作半日。当然，他们是领薪的，比起“匠籍制”下被政府无偿征用服役的元代与明代匠人，宋朝工匠的小日子还是要幸福得多。
至于私营行业的佣工在节假日是否休假，宋政府似乎并没有作出规定，大概这属于民间社会自行调节的事务吧。
元宵花灯
宋朝一年四季均有节日，最热闹的大概为元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的这首《青玉案·元夕》渲染的正是宋代元宵节观灯的盛况。
北宋汴京的元宵花灯之繁盛，可以看看孟元老的描述：大街上早早就缚好了灯山、棚楼，“山楼上下，灯烛数十万盏”；这些灯山还设置了人工瀑布：“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棚楼中每天都在表演各种精彩的娱乐节目：“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71]
宋徽宗时，汴京的元宵节更是隆重，从腊月便开始放花灯，皇城内的部分宫殿也开放给市民游览。“（皇城）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纵都人夜游。妇女游者，珠帘下邀住，饮以金瓯酒。有妇人饮酒毕，辄怀金瓯。左右呼之，妇人曰：妾之夫性严，今带酒容，何以自明？怀此金瓯为证耳。隔帘闻笑声曰：与之。”[72]帘后那个说将金杯送给妇女的人，便是宋徽宗。这个故事被改编进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时，又更有戏剧性：“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南宋临安的元宵节也很热闹：“一入新正（新年正月），灯火日盛”，“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终夕天街鼓吹不绝”。更有意思的是，“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即临安官府给市民发放钱酒油烛，庆贺元宵。按照习俗，到元夕放灯的第五夜，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这时临安府的“吏魁以大囊贮楮券，凡遇小经纪人，必犒数十，谓之‘买市’”，一路向做小生意的商民派钱，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有黠者，以小盘贮梨、藕数片，腾身迭出于稠人之中，支请官钱数次者，亦不禁也”[73]，有些狡黠的小市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重复领赏，官府也不去计较。
另按《梦粱录》的记述，元宵之夜，“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良家女子，进入正月之后，也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出门看花灯。于是大街之上，“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74]。
在元宵之夜逛街看花灯的宋朝女子之多，可以从一个细节体现出来，那就是灯收人散之后，汴京、临安的市民都有持灯照路拾宝的习俗，往往能拾得观灯妇人们遗落的贵重首饰。《武林旧事》说：“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亦东都（汴京）遗风也。”《梦粱录》也有类似记录：“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如果你穿越到宋朝闹元宵、观花灯，可别忘了“扫街”哦，看能不能捡到一些宝贝。
元宵还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所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少男少女趁此良辰美景，谈起恋爱。“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大宋宣和遗事》说：“那游赏之际，肩儿厮挨，手儿厮把，少也是有五千来对儿。”谈恋爱的情人们是那么肆无忌惮，手挽手、肩并肩。
汴梁还设有专供少年们谈情说爱之所，“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扬，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看到这里，我们难以相信宋朝会是一个所谓“礼教杀人”的古板社会。
相亲
我们现在说起古人的婚姻，都会联想到“包办”二字，以为新人只能听从父母摆布，双方要到洞房才第一次见面。这个想象至少对宋人而言是不准确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父母包办的意思，而是指一项婚姻的缔结，以媒人为中介，由父母出面。新人对于自己的婚事，当然具有一定自主权，绝不是全然由父母说了算。
在宋代，经媒人说亲之后、新人成亲之前，有一个相亲的程序。“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两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媒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75]这个相亲的过程，相当火辣，彼此相中了，则男方给女方插上金钗；也很有礼节，若相不中，则男方要送上彩缎两匹，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