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瓦舍勾栏(7)
宋人也有自由恋爱。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讲述了一个“女追男”的凄美故事：东京有一个十八岁少女，叫作周胜仙，一日正好在茶坊遇见了令她怦然心跳的心上人范二郎，两人“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周胜仙自思量道：“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于是主动向心上人透露：“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可谓胆大无忌。宋人笔记《青琐高议》中则有一个“男追女”的故事：京城人周默，对邻居一老秀才的21岁妻子孙氏一见钟情，展开猛烈攻势，接连写了几封情书。孙氏对周默似也有情意，但既已婚嫁，便严词拒绝了周的追求。后来周默宦游，写信告诉孙氏：愿终身不娶，等她，直至她丈夫去世，便回来迎娶她过门。三年后，周默回乡，得知孙氏丈夫已离世，便托母亲遣媒求婚。两人终结成秦晋之好。孙氏是嫁过三次的妇人，但周默以及彼时社会，都没有对她有什么歧视。宋代社会之开放，可窥一斑。
另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即以为古时夫妻之间要正襟危坐，人前不可有亲热之举，否则就不合礼教。其实在宋代，小夫妻之间表现出亲亲热热，是比较寻常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个图景：“孙羊正店”大门前，有一对小夫妻正在买花，小娇妻亲昵地将她的胳膊搭到丈夫的肩膀上，跟现代情侣没啥区别。另有一首宋代民间女子写的诗词为证：“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小夫妻出门看花灯，是手牵手的。
怕老婆
历代“惧内”佳话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河东狮”与“胭脂虎”，两个典故都出自宋朝。“河东狮”指北宋名士陈季常的妻子，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述，陈季常“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家里来了客人，陈季常以美酒相待，叫声妓歌舞助兴，但陈季常的妻子柳氏非常凶妒，时常因此醋意大发，当着众宾客的面，对丈夫大吼大叫。因此陈季常对妻子很是惧怕。朋友苏轼为此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因柳氏为河东人，苏轼便将她比喻为“河东狮子”。另一位朋友黄庭坚也写信问他：“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意思是说，得悉柳夫人不断用药，如今是否康复了？您晚年想过清静日子，不再新进歌妓，柳夫人还有什么烦恼以至于生病呢？显然，陈季常怕老婆的“美名”已在朋友间传开了。
“胭脂虎”的故事来自陶榖《清异录》：“朱氏女沉惨狡妒，嫁陆慎言为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民语曰‘胭脂虎’。”说的是，尉氏县知县陆慎言的妻子朱氏很是“狡妒”，陆慎言对她言听计从，连县里的政事都听老婆定夺，当地吏民都称朱氏为“胭脂虎”。
古人常以“补阙灯檠”指称男人惧内，这个典故也出自宋人。《清异录》提到冀州有一名儒生，叫“李大壮”，别看他名字中有“大”又有“壮”，其实非常怕老婆，“畏服小君（妻子），万一不遵号令，则叱令正坐”，然后老婆在他头顶放上一只灯碗，点燃灯火，大壮只能乖乖接受老婆大人的体罚，“屏气定体，如枯木土偶”。时人乃戏谑地称他为“补阙灯檠”。
宋代最聪明的科学家沈括，也是出了名的惧内。他的第二任妻子张氏“悍虐”，“存中（沈括）不能制，时被棰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恕”。这个张氏对沈括不仅破口大骂，而且大打出手，将沈括的胡子连皮带肉揪下来，血淋淋的，子女看了都大哭。但沈括似乎跟妻子感情很好，后来张氏病逝，朋友都为沈括高兴，沈括却“恍惚不安。船过扬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未久也郁郁而终。[76]
王钦若、夏竦、秦桧、周必大、晏殊、陆游……这些我们熟知的宋朝大臣与名流，也都有“惧内”之名。王钦若官至宰相，但“夫人悍妒”，不准他“置姬侍”。王在宅后建了一个书房，题名“三畏堂”，同僚杨亿“戏之曰：‘可改作四畏。’公问其说，曰：‘兼畏夫人’”[77]。成为一时笑传。
宋人惧内，恐怕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要不然，北宋文人曾巩也不会大发感慨：古者女子都安分守己，“近世（指宋代）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悍妒大故，负力阀贵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其良人未尝能以责妇，又不能不反望其亲者，几少矣。”[78]曾巩批评宋朝女子追求享乐主义，以致出现“使男事女，夫屈于妇”的乱象。
不过，按胡适的说法：“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惧内似乎是文明的体现。胡适的戏言不可当真，但宋人惧内成为一种现象，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女性并不像今日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低三下四。事实上，宋代女子由于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低下。清代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曾说：“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许多人便据此认为贾宝玉具有女权主义的觉悟。其实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早在南宋时便已宣告：“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比贾宝玉的抒情早了数百年。
服饰
一个社会的开放度，可以从女子的服装体现出来。人们常说唐代社会开放，一个依据就是唐代女性穿着华丽、性感；又有人以为宋代社会趋于保守，女子衣着单调，裹得严严实实。但只要看宋人自己的描述，就会知道这样的看法其实是不合实际的成见。
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记述：“女妇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宋朝女子很赶时髦。男子也是如此，《梦粱录》说：“自淳祐年（1241—1252）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从宋人的画作中，也可以发现宋朝女性的服装并不保守。南宋《茗园赌市图》画了一个正在旁观斗茶的市井妇女，穿抹胸，露出乳沟，外罩一件褙子，也没有裹脚，看起来很健康、性感、开放。据学者孟晖《中原女子服饰史稿》的考证，一件抹胸外加对襟褙子，是宋朝女子的常见服饰，“内衣外穿，袒露颈、胸，实在是有宋一代的平常风气，虽然其裸露程度较之前代有所收敛”。
历代王朝对庶民的服饰都有限制，庶民着什么服装、用什么颜色，都有规定，不可僭越，如从唐代开始，严禁民间穿黄颜色，“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臣下一切不得用黄矣”[79]。宋承唐制，也禁民间着黄色，但禁令远比其他王朝宽松，“国朝之令，非妇女、小儿不许衣纯红黄”[80]。换言之，女子与儿童着任何服饰都是不犯忌的，男子也只是禁着“纯红黄”，至于淡黄、偏黄色衣服，是可以穿着的。宋人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提到秦桧的儿子秦熺就喜欢着黄衫：“小相熺尝衣黄葛衫侍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熺未逾，复易黄葛。桧瞪目视之曰：‘可换白葛。’熺固请，以为‘葛黄乃贵贱所通用’。桧曰：‘我与尔却不可用。’盖以色之逼上。”虽然着黄葛衫有“以色之逼上”的嫌疑，但这只是因为秦桧是权相，不欲节外生枝引人猜疑，对于一般士庶而言，“葛黄乃贵贱所通用”。
宋初，朝廷也曾禁止庶民着紫色，因为紫色乃权贵专用的富贵之色。然而，宋朝的市民偏以紫色为时尚，到了宋太宗朝，皇帝只好“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权力管制对市民时尚不得不作出了让步。服饰管制、服饰等级不断被市民社会突破，“衣冠之制，上下混一”成为了宋代服装文化的一大特点，甚至出现“罗縠、绮纨、织文、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的情形。有一些士大夫对此感到不满，上书皇帝：“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81]但朝廷的管制似乎也有心无力。这其实恰恰显示了宋代社会管控的松懈、国家权力对市民生活的退让。
爱美
爱美是女子的天性，越是开放的社会，“女为悦己者容”的天性越不受束缚。宋朝的女子跟其他开放社会的女性一样爱美，爱打扮。李清照的《减字木兰花》，描述的便是自己年轻时爱俏的娇羞心理：“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范成大有首《夔州竹枝歌》，写道：“白头老媪簪红花，黑头女娘三髻丫。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老少都爱美，“白头老媪簪红花”是“老来俏”，“黑头女娘三髻丫”是“青春美”。
农家女子爱美之心天性流露，连采茶时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富家夫人更是有足够的闲暇与物质基础争艳斗美了。《梦粱录》说：“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说的是，临安的一些贵夫人成立了一个叫“庚申会”的佛家团体，平日相聚诵读《圆觉经》，但聚会时必戴“珠翠珍宝首饰”，比赛谁的装扮更漂亮，所以这个“庚申会”又被人叫作“斗宝会”。
今日的城市女性有“美甲”的时尚，宋朝女子也爱“美甲”，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介绍了一条美甲的方法：“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至退甲，方渐去之。或云此亦守宫之法，非也。今老妇人七八旬者亦染甲。”老人家也爱染红指甲。
宋朝女子的闺房中，当然少不了各式各样的妆奁，装着琳琅满目的粉底、胭脂、眉墨、香水等化妆品。宋人所用的粉底，一般为铅粉，所以又称“铅华”。有一首《田家谣》宋诗写道：“中妇辍闲事铅华，不比大妇能忧家。”说的是一户农家的二媳妇比较爱美，忙里偷闲化妆打扮。胭脂也是宋朝女子不可离之须臾之物，欧阳修有不少艳词都写到了胭脂，如“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胭脂红扑面”。因为女性消费者对于胭脂的需求量很大，城市中便出现了以卖胭脂为生的商人。有些胭脂铺子，已打出了响当当的品牌，《梦粱录》的“铺席”条记录了一批“杭城市肆名家”，类似于今日的驰名商标，其中就有“修义坊北张古老胭脂铺”与“染红王家胭脂铺”。宋朝女子爱画眉，前人画眉喜用黛，宋人画眉用一种特制的墨，叫作“黛螺”“螺子黛”，南宋时杭州有一种“画眉七香丸”的香墨，很是时尚。
今人流行用香水，在宋朝女子的妆奁中，香水也是她们的心爱之物。一首宋诗写道：“美人晓镜玉妆台，仙掌承来傅粉腮。莹彻琉璃瓶外影，闻香不待蜡封开。”寥寥几笔，勾勒出了宋朝女子在打扮时嗅香水的娇憨之态。
流行于宋朝的香水通常叫作“蔷薇水”，因为其香液是从蔷薇花中提炼出来的。品质最优的蔷薇水进口自大食国——就如今日最好的香水进口自法国。蔡绦的《铁围山丛谈》谈到了进口蔷薇水的过人之处：“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其实宋人自己也掌握了提炼香水的技术：用一种叫作“朱栾”的花，再加上其他香料，高温蒸馏，取其蒸馏液“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82]，看来品质也不让进口的蔷薇水。
香熏
北宋真宗时，名臣梅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83]。南宋时，宰相赵鼎家，“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从上，谓之香云”[84]。香熏，是宋代士大夫家庭的时尚。各种香料产生的香气，既能让人心旷神怡，也丰富了生活的情趣。
但宋代的香药消费跟前代大不相同——从前香药是贵族家庭才用得起的奢侈品，宋代时，随着海外香药的大量进口，香药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如四川出产由香药制成的润发膏，叫“西蜀油”，原来是专供宫廷的，“后中贵窃鬻民间，富者亦用之”，有钱的人也能享受这种特供品了。四川还流行一种小香饼子：“蜀人以榅桲切去顶，剜去心，纳檀香、沉香末，并麝（香）少许。覆所切之顶，线缚蒸烂。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脑子少许，和匀，作小饼烧之，香味不减龙涎（香）。”[85]五月端午节，临安居民更是户户焚香，“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