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虎贲雄姿(3)

梁启超的大名鼎鼎自是不用过多叙述，而唐才常的事迹却是值得在这里耗费篇幅稍微一表：他与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早年是同乡同窗的至交好友，并称“浏阳二杰”。在谭嗣同变法失败，壮烈就义之后，唐才常擦干眼泪，发誓要沿着好友的未竟之路走下去，于是在长沙创办了实务学堂宣传维新思想，同时秘密地与孙中山等人联络，预谋起事，不幸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最终也像好友一样牺牲在了救国救民的康庄大道上。

有这样两位导师的教导，未来的蔡锷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不问也可知了。

投笔从戎

对于蔡艮寅，梁启超尤为欣赏，他从这个天资聪颖、性格刚毅的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跟蔡艮寅一样，梁启超也是15岁就考中举人，名震四面八方的才子。所以对蔡锷的教导尤为用心，而用后来梁启超文章中的话说就是“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虽然梁任公先生先前变法图强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只要中国有蔡艮寅这样的少年在，那么早晚还是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

1899年，在梁启超的鼓励号召下，蔡艮寅离开家乡湖南，来到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南洋公学入读，随即又跟随老师远赴日本留学，修习救国救民的近代化的思想和知识。

前篇的蒋百里传中笔者也提到过，当时的日本不单是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也是革命党和维新派的大本营，前来留学的青年们根据各自的信仰，也分别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团体和学会。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政治哲学的蔡艮寅自然也不例外，在校期间，他曾以笔名“孟博”、“奋翮生”，投稿于梁启超办的《清议报》，又和同乡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进行思想宣传，后来又加入老师唐才常的“自立会”，筹划反清起义。

唐才常此时的计划已经到了倒计时的节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轰轰烈烈展开，清政府自顾不暇，看到机会的唐才常遂带着得意门生蔡锷回国进行活动。他在上海与沈荩、毕永年等组织反清组织“自立会”，对外则托名是搞文化的“东文译社”，组织自立军，自任总司令。当年的七月一日，唐才常出面在上海愚园邀集维新人物，召开“中国国会”，推举叶浩吾任主席，宣布：“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保全中国自主”等事项；并由首位中国留学生容闳以英文起草对外宣言，谓“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同时大会选举了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会后决定自立军分七路共同起事，定于半月后的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发动，再造一个革命的、崭新的中国。

但不幸的是，因为日本方面的经费未能及时送到，原来拟定月中发动起义的江南几支队伍被迫延期至二十九日发难，但在安徽淮南大通的一支部队却未得情报，仍按期起事，随即遭到了失败，自立军的计划也迅速被清廷得知。

唐才常亲自主持的湖南一路自然也逃不过清廷的耳目，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非泛泛之辈，唐才常密谋造反的证据他一拿到手，便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对革命党人的搜捕，唐才常不幸被抓，慷慨就义，临终前题写“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以生命为代价给了好友谭嗣同一个回应。

年轻的蔡艮寅则在进步人士的保护下逃过一劫，恩师的鲜血让他夜不能寐，他把名字由文绉绉的“艮寅”改为象征刀剑锋刃的“锷”，立志要流血救国，继续完成师长的未竟之路，用武力推翻这腐朽的清廷！再度来到日本的蔡锷放弃了横滨东亚商业学校的文科学业，投笔从戎，考入日本的成城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他立志要用自己掌中的三尺长剑，还天下一个清明太平。

军校教官

光绪三十年，在经过漫长的四年陆军士官学校生活后，蔡锷毕业回国，先后出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做着为国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此时的蔡锷，年轻有为，举止潇洒，每天蹬着长筒靴，腰挎指挥刀，扬鞭跃马，威风凛凛。在指挥练兵和教授军事知识的时候，他见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军事武器和制度上的全面落后，终于痛下决心要从根本上进行军事的全面改革。在北方，袁世凯小站编练六镇新军；在南方，清政府逐一要求各省必须至少编练一镇新军，以实现全国军事现代化。但统治者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举动让新军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新军的军官多是留日归来的军校毕业生，多数在国外都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让他们去掌握军队训练士兵，必然会让新军成为培养革命党人的温床，清政府本来是为了自己苟延残喘想出的这条生路，却恰恰加速了这个腐朽封建王朝的灭亡。

有趣的是，本来应该是革命先锋的蔡锷却在广西任上遭到了学生的驱逐，理由竟然是“保皇党人”“朝廷的拥立派”。想必是蔡锷吸取了唐才常匆匆起事反遭失败的教训，平日韬光养晦，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革命的准备工作。结果引起了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的误解和不满，认为这位蔡长官“不革命”，结果蔡锷就被以“革命派”自居的一干人等驱逐了，被迫离开广西，转往他处。

当然也有资料的说法则是这场误会背后其实牵涉了一个本省人与外省人权力斗争的问题。蔡锷因为所谋者大，所以行事机密，有些革命思想只敢给信任的湖南籍学生透露，平日也只跟这些老乡来往。引起了广西当地的学生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蔡老师“偏心”同乡，而蔡锷又不好公开解释，导致误会越来越深，广西本土学生组织起来发起了抵制运动，蔡锷被迫离开。翻阅当时的学生领袖名册，赫然出现了李宗仁、白崇禧等未来桂系大佬的名字，以这些人日后展现出的心机、志向和手段，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是可信的。

但也正如唐诗所云“天下谁人不识君”，虽然在广西并不如意，但是蔡锷的大名已经享誉西南五省，时任云南总督李经羲就向他抛出橄榄枝，着力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蔡锷接受了这个邀请，1911年初他来到云南，准备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的征程。

到达云南之初，蔡锷因为无所任事，所以开始潜心研究兵法，他十分推崇湘籍前辈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思路，主张“治兵之道，以择将为先”，要求为将应赏罚分明，“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来纠正当时中国军队中武备废弛的风气，还亲自编纂了《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军校的教材，这本书后来又被另一位曾国藩的崇拜者所赏识采纳，成为了他管理下的黄埔军校的教材，也就是蒋介石。该年7月，清廷终于发下命令，蔡锷担任云南陆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而此时距离武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已经不足三个月的时间。

革命督军

新军的编制仿自日本，一镇下辖两协，故蔡锷的职位应相当于日军的旅团长，这已经是可以挂少将肩章的高位了。年仅29岁的蔡锷终于有足够的权力和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来进行军队的训练和改造工作，但是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历史给他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风起云涌，各种起义和斗争正在酝酿之中。蔡锷所掌握的新军19镇和云南讲武堂中有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对此蔡锷自然心知肚明，他虽未参加同盟会，但唐才常遇害的一幕他始终未曾忘怀，蔡锷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支持”。

同年9月，“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影响波及周边数省，东边的湖北更是借势而起，利用省内清军调去入川镇压，府城防务空虚的机会，一举发动了武昌起义，“首倡义举”获得成功。随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南方各省纷纷起义响应，清廷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土崩瓦解。与四川相邻的云南省自然也不会脱离革命大势，手握兵权的蔡锷同云南省的革命派人士李根源、唐继尧商议后决定举兵响应，逮捕云贵总督李经羲，夺取政权。在当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李经羲自然没有反抗的余地，蔡锷本人宅心仁厚，毕竟李经羲在过去对他有过知遇之恩，所以并未太过为难这位注定要过气的前清官僚，在攻打总督府的时候还喊话让其去法国领事馆避难，以免被炮火波及。后来又派人礼送其出省，可谓仁至义尽，不失君子本色。

1911年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因为威望甚高，被公众推戴为云南都督。他一面派遣部队进入四川和贵州来巩固革命成果，另一面开始着手解决云南的内政问题，尤其是政治、军事方面的积弊，例如自定都督月饷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等；按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行政部门——军府及立法、司法等机关，然后次第进行兴利除弊的工作。这些手段结束了革命初期省内的混乱，成功掌握了人心。因为他的正直清廉、果敢能干，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被拥戴继续担任云南省都督，但蔡锷认为“军人干政”乃是时弊，为以身作则矫正这个问题，在任职不到一年后坚决拒绝了云南父老要他留任的请求，接受了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去北京政府的陆军部任职。

京城困局

不得不说，辛亥革命之初蔡锷对袁世凯是抱有幻想的。这位单纯的军人只看到了袁世凯才干卓越，经验老到，做事纯熟的一面，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非袁世凯这种强力人物不能收拾局面，甚至发电称赞其“宏才伟略，群望所归”。所以在革命后的南北议和以及后来的“二次革命”中他都是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支持者，这并非是出自对袁世凯本人的愚忠，而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公义，至于蔡锷真正认识到袁世凯“大总统”脸皮背后那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阴谋，那是要他去北京任职之后了。

作为独裁者，袁世凯有着所有独夫的通病——疑心很重，尤其掌握一地军政大权的各省督军更是他的心腹大患，即使在二次革命中这些人对他表示了支持，他也不放心，平定“二次革命”后他立即将各地方都督召到北京，进行笼络并监视，这其中自然包括蔡锷。

蔡锷这个人袁世凯是了解的，一心为公，思虑单纯，乃是举世无双的高尚人物。老袁自知跟他不是一路人，索性放弃了用金钱美女加以笼络的心思，只是在官爵上把蔡锷拔得高高的：昭威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衔不要钱似的给蔡锷加封，就是不让他接触实际的军务。

蔡锷也是在这时慢慢觉出了不对劲儿，当时西南边境形势紧张，用蔡锷自己的话就是“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为此他伏案秉笔，拟定了对国家极有战略价值的《西南五省边防计划》，呼吁中央尽快予以落实，以保一方国土。可是袁世凯在干的事情则是忙着镇压国内反对派，回收各地督军的权力，甚至为了扩充北洋军不惜向外国银行财团举债借款，对于国防却是不理不睬或者一味应付，完全没有一国领袖该有的责任心和大局意识。

蔡锷意识到，也许自己认错人了，固然这位袁大总统有一统中国的“雄心”，但是他的私心远大于公义，所作所为都是从自身和北洋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哪是一国领袖该有的样子？这种人当权，并非国家之幸啊！但是蔡锷这时兵权已失，一时也没办法可想，只好埋头于军事学术研究，希望找出一条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可行性办法。

1915年，袁世凯的个人野心已经膨胀到无法抑制的地步，他开始公然撕下“革命功臣”的面具，毫无顾忌地指使手下在舆论上谈论起了“复辟”的问题，窃国称帝的念头已如司马昭之心，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同年5月，《二十一条》的签订让蔡锷彻底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袁世凯已经走火入魔，为称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此贼不除，国将不国！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