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虎贲雄姿(2)

而作为一个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对春秋战国的士人精神充满向往的学者、军人，蒋百里很自然地想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气高骨硬的蒋百里用自杀表达他对社会的反抗，这是勇敢者对命运的自决，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所幸子弹偏出，蒋百里居然奇迹般生还，并在养病期间与看护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产生感情，两人终成眷属，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也许将军的气骨也影响了家人，这位改名蒋佐梅的夫人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将军去世后，不辞劳苦，在误解和怀疑中独自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甚至去世时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也是“蒋佐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当初的承诺。

颠沛流离

既然矛盾已经激化到自杀的地步，那蒋百里与北洋的合作关系也到了头。伤养好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凝聚了他数载心血的保定军校，即使学生们数次挽留，并曾抵制段祺瑞派来的新校长“曲辫子”曲同丰，但蒋百里也再没过问过保定的事务。但是毫无疑问，他在保定的短短半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中国初步具有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军官团，日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比如陈诚、白崇禧、薛岳、顾祝同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中央军中还形成了赫赫有名的“保定系”。虽然相遇时间很短，这些人还没有领会蒋百里先生高尚的理想，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在日后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6年，蒋百里辗转来到四川，投奔老同学蔡锷的护国军，共同讨伐窃国称帝的袁世凯。艰苦的战斗耗竭了蔡锷的体力，在护国战争取得成功的时候，蔡锷也重病缠身，不久不治身亡。蒋百里就这样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当年那个跟他一起发誓要建立现代化国防军的陆士同窗好友，随风而去，将军拔剑四顾，却发现四周已无一个知己，他只有孤军奋战，在建设十万国防劲旅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于是为了这个理想，蒋百里开始了一段在各路诸侯中颠沛流离的日子，先后就职于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等或老或新的地方派系麾下，期待能借这些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夙愿，这段境遇颇类似创办黄埔军校之前的孙中山先生，也是期望借旧军人的力量来达成革命目标，但结果也是类似的，他们都失望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军阀。

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军人中，有好名声的并不多。无他，都沾了“军阀”二字，手里有钱有枪，就忽略了身为职业军人该有的操守，动起了干政的邪念，为一己之私擅动兵戈，闹得生灵涂炭，国事倾颓，自己也最终不免失败下野，遗臭万年的下场。

在这种大趋势中，品性高洁的蒋百里将军便越发显得与众不同，遗世而独立，在那一片纷纷扰扰的乱世中独领风骚，也注定要一世蹉跎。固然，百里将军的才情韬略已令人激赏，但真正让他在民国诸人中亭亭玉立的，还是将军那高尚的人格、过硬的风骨，以及贯穿一生的言行中散发出来的以国家为己任，为民族辛苦探索出路的精神。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国人已久违的上古时期“士”的气度。

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不图官位，不图钱财，一生流离于风起云涌的各路诸侯之间，帮理不帮亲，坚持在自己认为正义的那条道路上踽踽独行，即使为之身陷囹圄，兵败身亡，也虽九死而无不悔，他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懂他的人不多，能帮助他实现心愿一展宏图的更少。可是将军就是这么执着地努力着，在这肮脏的乱世努力保持自身的清洁，以身作则，言必信，行必果，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手段来向世人昭示“士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

1929年，在他的保定学生唐生智“通电”反蒋介石失败后，蒋百里作为唐的老师也受到牵连，被同样是保定门生的蒋介石“监视居住”。但因为百里先生名声在外，蒋介石一时也不知该杀还是该放，陷入两难。据说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出了个主意，建议让蒋百里“出洋”，这也是当时失败下野的军阀们惯用的伎俩。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并讽刺道：“没有刮地皮，无钱出国！”张群当即表示上海当局可以支付5万元，蒋百里余怒未消，以鄙视的口吻坚定地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看他蒋介石把我怎么办！”最终在国民党内部一些保定系的大佬斡旋以及社会各界名流的搭救下，蒋百里重获自由，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负责国防大纲的拟定事宜，开始了他晚年军事研究与著述的生涯。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蒋百里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警惕。在他看来，这个东亚近邻短视、冲动，军人权威太盛且爱走极端，现代化的军事和工业背后是仍停留在封建时代的僵化思维和决策制度，还有千年不变的对中国的野心，将来中日必有一战。在1933年赴日考察回国后，蒋百里更是坚定了这个信念，提出中日战争不可免，国民政府应及早备战，并拟就多项国防计划。而这些思想的总结，就是他那本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作《国防论》。

这本著作很薄，但思想内核却是很厚。将军借鉴了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的战略思想，结合民国以来中国军事战争的现状，力图把西方“总体战”的军事思想引入中国，建立全面的国防动员和战略防御体系，以御外侮。而主张持久战的思想也是贯穿全书的，将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面对强敌的侵略，只有避免过早的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才是制胜的唯一方法（后来白崇禧将军将其总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另外将军也很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担忧，“清末编练新军以来，兵为将有，长于内争、怯于御外”——这些很不幸都在淞沪会战中被料中了，历经过长期军阀混战，调去参战的中国军队从军官到士兵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居然在从未经历过实战的日军师团面前落了下风！可见将军强调“治兵首在择敌，为国要立必胜之志，策必胜之道”是多么的睿智！

至于具体的大战略，蒋百里的书中提出了建立民军和国防工事的组织大纲，其中一条提到了建设的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这是针对中国京汉铁路以东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现状，而以西正是处于中国地理的第二棱线附近，地势变得陡峻，有地利可借，这明显比南京国防部的德国顾问们在江南平原大筑堡垒的战术高明（长三角的堡垒群在抗日战争中几乎没发挥作用），而后来抗战时中国军队的防御态势正与将军的设想不谋而合！应该说，这本书是蒋百里一生兵学思想的总结，也是他作为优秀战略家的直接证据。兵学确实是讲究天分的，有人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战场上随机应变，但就是没学会从战争全局思考问题，例如沙漠之狐隆美尔。而百里先生正是另一个典型，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却不是优秀的战场指挥者，虽然他当参谋长的时候在战场败多胜少（当然这里面有军事主官刚愎自用的因素，但确实也说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他的理论研究国内却无人可敌，一如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或者美国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而他们施展才能的最佳位置，也许就是军校校长，而非总参谋长。

将军才情

相信从上文的讲述中也不难发现，笔者一会儿称蒋百里“将军”，一会儿又称呼他“先生”，这是因为后人实在无法分清这位到底是军人还是文人。也许是家庭出身的缘故，蒋百里一生热爱与名流结交，与文人雅士唱和，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将军虽然先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等职务，肩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但是他无论跟北洋那群军阀还是南方的黄埔系都合不来，一生的至交好友都是响当当的文化人，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任何一位的名头捧出来都够骇人的。尤其沾亲带故的徐志摩与将军最善，两人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娶了陆小曼，花钱如流水的时候，是蒋百里慷慨地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而翻过年来，蒋百里受唐生智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义气大发，嚷嚷着要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报纸一登出，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南下效仿，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最终也是让南京总统府里面的另一位老蒋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放了自己这位既是同乡又是本家的军界前辈。

早在中秀才的时候，蒋百里已经小有文名，这段经历给将军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留学东西两洋的经历又让他能够学贯中西，所以将军的文才也很是了得，远不是一句“儒将”所能包含的。

1921年，欧洲考察完毕，蒋百里就将自己的游历心得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寄给老师梁启超请他为之作序，然而可爱的梁老先生一激动，笔下便刹不住车，待到停笔一看，比人家的原著字数还多！只好重新开笔另作短序，然后又把这篇巨长无比的序文加以整理，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相约共同出版。至今这本《西方文艺复兴史》还是中央美院的教材。百里先生这天才程度，怕是只有一句“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可来形容了。就像《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的：“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做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

1938年，抗战伊始，蒋百里随国民政府一路辗转迁移，因为事多繁杂，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终于心力交瘁，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享年57岁，终于没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但是抗日战争的种种格局，却早就是被他料定了的，也正在他的病榻外一步步变为现实。

抗战胜利后，将军的遗体被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这里既有岳武穆、于谦双少保的铁骨铮铮，也有苏东坡、白居易的文采风流。也许，这里正是将军上佳的安眠之所。

护国军魂——蔡锷

初识蔡锷将军，是在历史课本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那一页，一位面容清癯，拄着战刀的军人形象突然就跃入眼帘。虽然也跟北洋政府的诸多军头一样留着八字胡，戴着一顶今日看来颇为可笑的插满羽毛的礼帽，但那炯炯的目光还是一下让他跟前列诸公有了分别：老北洋的人多数为谋名利而居心叵测，难免目光浑浊阴沉；而蔡锷——这是一个有着怎样志存高远的人，才会在历经多年世事风雨、宦海沉浮之后依然保有如此这般明亮、犀利、充满自信和朝气的目光？

湘西英才

蔡锷，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一个贫寒农家，时人习惯地理上把湖南省划分为湘西、湘北和湘南三个地理区域，统称三湘大地，蔡锷的家乡是湖南宝庆府邵阳县，属于习惯中的湘西。

湘西地势奇峻，风景秀美，民风强悍武勇，同时又是难得的人文荟萃之所，后来享誉世界的沈从文、黄永玉等艺术大师都是从这片神奇的土地走出来的，而蔡锷自然也是标准的湘西子弟，既刚毅武勇，又文采斐然，与师弟蒋百里一样，都是民国史上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物。

蔡锷的父亲是位普通的裁缝，却颇有文化素养，这从他给刚出生的蔡锷取的原名“艮寅”就可以看出一二。艮是八卦之一，代表山，正应和了蔡锷表字“松坡”，而寅属十二地支，属虎，历史上很多名人也取名为“寅”，比如唐寅唐伯虎，曹寅曹雪芹。可见蔡父对孩子寄予的希望是很高的，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似乳虎一般茁壮成长，虎虎生威，又能像二位先辈一样才高八斗，文采风流。

天资聪颖的蔡艮寅没有让父亲失望，他6岁入私塾开蒙读书，10岁即能作八股文，12岁拜当地颇有名望的宿儒樊锥为师，学习经义和八股。在两年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的院试中，年未及冠的蔡艮寅的文章让前来考察学子的湖南学政江标啧啧称奇，当场将他补为县学生，等于未满14岁就取得秀才资格。在年底的岁试中，蔡艮寅再创佳绩，名列一等，让一众年龄大他一倍有余的同窗既羡且愧，叹服不已。如果一直这样刻苦攻读下去，也许蔡锷会一次又一次打破湖南科举考试的年龄纪录，乃至最后成为清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但是次年的一次际遇，还是改变了他往后的人生轨迹。

1897年，15岁的蔡艮寅跟随恩师樊锥去省府长沙参加当年的乡试秋闱。虽然并未中举，但他年龄和天才还是引起了湖南督学徐仁铸的赏识，在后者的大力推荐下，蔡锷得以进入当时湖南最好的长沙实务学堂，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正是这两位的悉心教导，让少年蔡艮寅往后的人生变得精彩万分，也成就了未来那个拔剑南山、顶天立地的蔡锷。他们的名字是梁启超、唐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