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奔往手术室的病人的运动速度，是一个往太平间里去的病人的速度的两倍。在医院走廊里运送活人的轮床，带着意志的光环前进，表情如蜡的护士大步护卫左右，静脉输液器稳定地滴着，呼吸气囊在起伏，轮床最终冲进一道双扇门。载着尸体的轮床，不需要这么急。它由一个人推着，静悄悄的，少有人理睬，宛如购物车。

出于这个理由，在那张轮床从我旁边推过去的时候，我认为我说得上来上面的那个女人死了。我一直站在位于旧金山医学中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手术室的护士站近旁，看那些轮床来来往往，一边等着冯·彼得森（Von Peterson）。此人是“加利福尼亚器官移植捐献者网络”的公共事务管理者。我也在同时等一具尸体，我将其称之为H。“你们的病人在那儿。”值班护士说。一群蓝绿色的腿骚动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急急忙忙往前跑。

在往急救室的路上，H既是一个死人，又是一个病人，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她是所谓“心脏跳动的尸体”，哪儿都活着，只有大脑死了。在人工呼吸机发明之前，不存在这种离奇的尸体。没有一个发挥功能的大脑，身体不会自己呼吸。但是，把这具尸体连在呼吸机上，它的心脏就跳动了，其他器官也继续活跃几天。

看起来、闻起来或者摸起来，H都不像死了。如果你俯身于这个轮床，你看得见她脖子中的动脉在跳动。如果你摸摸她的胳膊，你会发现它温暖而有弹性，正像你自己的胳膊那样。为什么护士和医生把H叫做病人，为什么她被推进手术室，这或许就是原因了。

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脑死亡是死亡的法律定义，病人H肯定是死了。但是，作为器官与组织的H却活得蛮不错。这两个似乎矛盾的事实为她提供了大多数尸体得不到的机会：一个延长两三个陌生人的生命的机会。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H将舍弃她的肝、肾和心。一次一个，外科医生将来来去去，把器官拿走，然后匆匆返回他们的那3个垂危病人那里去。直到最近，在做器官移植的医生们中间，这个过程名曰“器官收割”，这说法有一层喜滋滋、美滋滋的意思，或许也有点喜滋滋过分了吧，因此后来他们改口一个比较公事公办的说法“器官摘取”。

在H的例子中，一个医生将从犹他州来摘取她的心脏；另一个医生，那个来此既取肝、又要肾的医生，将把器官带到两层楼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器官移植的重镇，在这里取下的器官常常不出门。更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器官移植医生将从这里到某地的一个小镇子去寻回器官——经常是取自事故受害者，即某个具有强壮而健康的器官的年轻人，其大脑遭到了意外的重击。医生这么做，通常是因为那个小镇子的医生没有获得器官的经验。有谣言说，那些受过手术训练的恶棍，在旅馆房间里割走人家的肾；蛮不是那么回事，器官摘取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如果你想把这件事做得对头，你就得坐飞机亲自出马。

今天的腹部还原医生名叫安迪·帕瑟尔特（Andy Posselt）。他拿着一根电烧棒，这东西看起来像银行里的一支拴在细绳上的便宜笔，但其功能类似于手术刀。这个棒且割且烧，因此在切了口子的时候，被切割的血管同时就焊上了。结果是这样：血流得少了，烟和味儿就多了。那不是一种难闻的味儿，不过是烧焦了的肉那种味儿。我想问帕瑟尔特医生他喜不喜欢这种味儿，但我没好意思这么问，而改口问，我喜欢这个味儿（我其实不喜欢，或者也许仅仅有一点喜欢），他是否认为这个嗜好不好。他回答说，那既不坏也不好，仅仅是有病。

我以前不曾见过大手术，只见过大手术的刀疤。从刀疤的长短来看，我想像得出外科医生怎么干活儿：从一道八九英寸长的口子里，把东西拿出来，再放进去，正如一个女人在她的小挎包底下摸索眼镜。帕瑟尔特齐着H的阴毛的上缘下刀，朝北方向进刀两英尺，一直切到脖子底下。他把她打开，宛如拉开了她风衣的拉链。她的胸骨被纵向锯开，她的肋架可以扒开，然后一个挺大的牵引器支起来，把切口的两边扯开，现在切口的宽和长相等了。看她这个样子，像一只打开着的格莱斯顿皮包，逼迫你看到人类躯干基本的模样：一只结实的大容器，装着五脏六腑。

从外表看。H很像是活的。在她的肝上，在一路通到下面的主动脉上，你可以看到她的心脏在跳。在刀割之处，她流血；她的器官圆润饱满、油光水滑。心脏监护仪上的电子节拍更加强了这么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活着的、在喘气的、强壮的人。设想她是一具尸体，那很怪异，也几乎不可能。昨天，我想对我的继女菲比解释心跳的尸体，她怎么也听不明白。但是，如果他们的心脏在跳，他们不仍然是一个人吗？她想知道。到最后，她断定他们是“某种人，你可以跟他们玩恶作剧，但他们不知道”。我认为，要对大多数被捐献的尸体做一个概括，这倒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死人在实验室和手术室里的遭遇，好像是有人在背后对他们嚼舌头。死人感觉不到、也不知道有谁背地里说他们的坏话，因此也不心烦。

在进行器官摘取的那几天里，心脏跳动的尸体的这种矛盾而反直觉的情形，对重症监护室里的医务人员而言，确实是一种情感上的挑战，不仅要把像H这样的病人视为活人，而且还要以一样的方式对待和照顾他们。尸体必须得到全天候的监护，还要为尸体考虑而实施“急救”措施。因为大脑不再能调节血压或者激素水平，也不能把激素释放到血流里，这些事情必须由重症监护室的人来做，以免器官退化。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一组医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器官摘取的社会心理与伦理学寓意》的文章，说：“为一个已经被宣布死亡的病人实施心脏复苏措施，而为在临床上的那个活着的病人写下了‘停止复苏’的命令，重症监护室工作人员或许为此感到困惑。”

人们对心脏跳动的尸体的困惑，反映的是人们在几个世纪中不知道究竟如何定义死亡——即停止存在，剩下的仅仅是一具尸体。在脑活动能够得到测量之前，长久以来心脏停止跳动被视为可以确定死亡的时刻。实际上，在心脏停止为大脑供血之后，大脑能够存活6～10分钟；但这事儿微不足道，心死即人死这个定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合用。麻烦是在若干世纪里医生说不上来心脏是不是停止跳动了，也说不上来是不是自己听不清心跳。听诊器到19世纪中叶才问世，早期的听诊器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医疗助听器。在心跳和脉搏特别微弱的病例中——溺水、中风、某些种类的麻醉中毒——连最一丝不苟的医生也说不清病人是得了哪一种病，病人就有还没死就被打发给殡仪馆的风险。为减缓病人对活埋的巨大恐惧，也为了医生自己拿得准，18世纪和19世纪的医生们发明了很多有趣的方法，来验证死亡。威尔士的医生和医学史家杰恩·邦德森（Jan Bondeson），搜集了其中的10来种，写了一本充满机趣、刨根问底的书《活埋》（Buried Alive）。相关的技术似乎有两大类：一类是用剧痛唤醒据说失去了意识的病人，另一类是对病人实施一定程度的羞辱。用剃刀割脚底，用针扎脚趾甲底下。用铜号“可怕的尖叫以及过分的噪声”对着耳朵聒。一位法国牧师建议用烧红的拨火棍去捅被邦德森委婉地称做“后门”的那个部位。一位法国医生发明了一套乳头钳子，专派起死回生的用处。另一个人发明了一种类似于风笛的装置，便于用烟草灌肠；他兴致勃勃地在巴黎的太平间用尸体来演示。17世纪的解剖学家雅各布·文斯洛（Jacob Winslow），恳求他的同事们把滚烫的西班牙蜡浇在病人的额头上，把热尿灌进他们的嘴里。有一本瑞典语的小册子建议把乱爬的昆虫放在尸体的耳朵里。但是，出于简单而原创的考虑，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削尖的铅笔”扎可能死了的那人的鼻孔的方法。

在有些案例中，遭到羞辱的，说不上来是病人还是医生。法国医生让·巴蒂斯特·文森特·拉博德（Jean Baptiste Vincent Laborde），长篇大论他的节奏性拉舌头技术，在疑似死亡之后的3小时之内实施。（他后来发明了用手柄摇动的拉舌机，干这活儿相当愉快，尽管有点乏味。）另一个法国医生指导医生们把病人的一根手指头塞到自己的耳朵里，听不自主的肌肉运动产生的哧哧啦啦。

这些技术，人多不信，一点也不奇怪；大多数医生感觉腐烂是确定某人已死的唯一可靠方法。这意味着尸体必须停在家里或者医生的诊所里，停两三天，直到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和气味能够被人察觉。这想来不像给死人灌肠那么招人反感。因此就建造了特别的建筑，名叫“停尸间”，用来存放会开始腐烂的死人。停尸间是华丽的大房子，在19世纪的德国很普遍。有些还为男尸和女尸各自准备大厅，好像即便是死了，在一位女士面前，男人也靠不住，举止也不见得体面。另外一些停尸间按照阶级分间，家底殷实的死人，多付一份钱，好在奢华的环境中腐烂。花钱雇人守灵，盯着看有没有活气儿。他们做这个事儿，乃是借助于一个系统：用细绳把尸体的手指头和一个铃铛连在一起，有一次连着一架大管风琴的风箱。因此，死人那边一有动静，守灵的就立刻知道。由于臭味太冲，守灵的驻扎在另一个房间里。在若干年里，停在这里的尸体没有一具起死回生，这种设施就关门大吉了。到1940年，停尸间跟着奶头夹子和拉舌机一同销声匿迹了。

但愿灵魂在离开身体之际能被看到，或者用某种办法能够测到。那样的话，判断死在何时发生，就仅仅是一桩科学观察的事儿。在马萨诸塞州的黑弗里尔市，此事在邓肯·麦克道高（Duncan Macdougall）医生的手里几乎梦想成真。1907年，麦克道高开始做一系列的实验，试图判断是否可以称量灵魂。6个临死的病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安顿在麦克道高诊所的一张特别的床上。这床放在一架台秤的平台上，其精度到了2/10盎司。（1盎司=28.3495克）通过观察一个人在死前和临死之间的重量变化，他想证明灵魂有实质。麦克道高的实验报告发表在1907年的《美国医学》（American Medicine）上，同一期的那些司空见惯的心绞痛和尿道炎的论文沾光不少。他的细心是没说的：

过了3小时40分钟，他断气了。与突然的死亡相一致，台秤横梁喀喇一下子沉下去，听得见它撞到了低端限制杆上，而且一直待在那儿，不见反弹。失去的重量确定为3/4盎司。

失去的重量不可能归因于呼出的湿气和汗液的蒸发，因为这已经得到了确定，在他这例中，湿气和汗液的蒸发为每分钟1/60盎司，而我们说的这种失重是突然而巨大的。

他也不曾排大便；如果他排大便了，其重量也会一直留在床上，除了会失去湿气的蒸发，这当然决定于粪便的流动性。膀胱排出了一两股尿液。尿液也留在床上，只能通过缓慢而逐渐的蒸发对重量发生影响，因此不可能解释突然的失重。

只剩下一个失重的渠道有待于探讨，那就是把肺里的残余空气都呼出去了。我自己爬上床，我的同事把秤杆调到真实的平衡状态。我尽力吸气和呼气，但对秤杆没有影响。

在观察了另外5个病人在死时也失掉了相似的重量之后，麦克道高转向了狗。15条狗吐尽了最后一口气，但没有值得注意的失重，麦克道高视此为证据，因为他设想（与他的宗教信条一致）动物没有灵魂。麦克道高的人类被试者是他的病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拥有了15条狗，这个他不曾解释。除了地方上爆发了动物瘟热病这个可能性之外，你禁不住猜测这位好医生悄悄毒死了15条健康的狗，为的是稍微操练一番他的生物学神学。

麦克道高的论文，在《美国医学》的读者来信栏目中，引发了一场尖锐的争论。同在马萨诸塞州的医生奥古斯塔斯·克拉克（Augustus P.Clarke），认为麦克道高没能考虑到死时的体温骤升，这是由于血液停止通过肺循环而被空气冷却。克拉克设想，这种体温升高导致的出汗和湿气蒸发，将解释体重的减少，也能够解释狗不失体重。（狗冷却自身靠喘气，不靠出汗。）麦克道高反驳说，没有了血液循环，就没有血液流向皮肤表面，因此就没有体表的冷却作用发生。这场争论从该刊五月号持续至十二月号，此后我失去了线索，我的眼光滞留在对页上的“关于古代医学与手术史的几个观点”，是医学博士哈里·格里格（Harry H.Grigg）写的。我现在能在鸡尾酒会上高谈阔论痔疮、淋病、割礼和窥器，这要感谢哈里·格里格。

随着听诊器的改善，随着医学知识的积累，医生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够说得上来什么时候心跳停止了。医学科学开始同意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判断是检查一下那个病人为好呢，还是干脆把他留在大厅里晾着。把心脏放在我们关于死亡的定义的舞台中间，就在我们关于生命和灵魂的定义中让心脏唱了主角。事情好早就是这样的，正如成千上万的爱情歌曲、爱情诗和汽车贴纸“我你”所证明的那样。心脏跳动的尸体这么一个概念，基于这么一个信念：自我居住于大脑中，仅仅居住于大脑中。这说法为哲学打出了一个弧线球。把心脏看做燃料泵，花了些时间人们才习惯。

灵魂的宝座之争进行了大约4000年。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并非是心脏对大脑的争论。而是心脏对肝脏之争。古埃及人是最早支持心脏的伙计。他们相信“卡”住在心里。“卡”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即精神、智力、感觉、激情、幽默、妒恨、对电视主题歌的讨厌等使人成为人而非线虫的所有品性。心是留在木乃伊中唯一的器官，因为人在来世需要他的“卡”。他显然用不着大脑：尸体的大脑给搅碎了，用带钩的青铜针，从鼻孔里一块一块地掏出来，掏出来就扔了。（肝、胃、肠子和肺都从身体中拿出来，但保存着：这些东西藏在坟墓中的陶罐里，我猜他们想必是认为行囊太满胜于丢三落四，何况是为来生打点行装。）

巴比伦人是最早支持肝脏的伙计，相信肝脏是人类感情和精神的源泉。美索不达米亚人在争论中是骑墙派，把感情指派给肝脏，把智力指派给心脏。这些伙计显然踏着自由思想的鼓点前进，因为他们把灵魂的另外一个部分（狡猾）分配给胃。历史上与他们相似的自由思想家，其中有笛卡儿（Descartes），他写道灵魂可能藏在胡桃大小的松果腺里，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解剖学家斯特拉托（Strato）断定灵魂处在“眉毛之后”。

随着古希腊的崛起，灵魂之争演化得更类似于心脏对大脑之争，肝脏被贬谪为一个侍从的角色。尽管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把心脏视为灵魂的宝座——视为生存和生长所必需的“元气”之源——他们仍然认为存在一个次属的、“理性的”灵魂，或称心灵，位于大脑。柏拉图同意心脏和大脑都是灵魂的领地，但把首要地位赋予大脑。希波克拉底似乎是给搞糊涂了（也兴许是我给搞糊涂了）。他注意到大脑受伤对说话和智力有影响，但他仍然把大脑叫做一个分泌黏液的腺体，他在别处写道，智力和“热”，他说，是由灵魂控制的，而灵魂在心里。

早期的解剖学家不能对这个问题带来启发，因为灵魂不是某种你看得见的东西，也不是能动手术刀的东西。最早的解剖学家，缺乏能够确定灵魂的那些科学手段，看重发生上的优先性：最先出现于胚胎中的东西，必定是最重要的，因此也最可能藏着灵魂。这种特别的治学路子（所谓“灵魂定位”）的麻烦，是3个月的人类胚胎不容易物色到的。研究灵魂定位的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身在其中，试图迂回地解决问题：考察比较大、比较容易到手的家禽胚胎。引用发表于《人类胚胎》上的《文艺复兴早期医学中关于灵魂的解剖学》一文的作者维维安·纽顿（Vivian Nutton）的话说，“从对鸡蛋的观察引出的类比说法，打从开始就招致反对：人不是鸡。”

按照纽顿的说法，最接近于货真价实地考察过人类胚胎的人，是一位名叫瑞尔多·科伦波（Realdo Colombo）的人。应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吉罗拉莫·蓬塔诺（Girolamo Pontano）的请求，科伦波解剖了一个足月大的胎儿。科伦波从他的实验室出来（从各种可能性来看，那里没有显微镜，因为这种设备才刚问世），带来一个想入非非而又完全错误的消息：肝脏的成形早于心脏。

生活在我们这个文化中，张口闭口地提到心（情人卡和流行歌词），在耳濡目染之间，我们很难想象把精神的主宰权赋予肝脏。肝脏在早期解剖学家中地位高贵，部分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肝脏是身体全部血管的源头。威廉·哈维发现了循环系统，给了“肝脏是灵魂的宝座”这一理论最后致命的一击；哈维相信（你听到下面这说法不会感到惊讶）灵魂在血里周游。我也认为灵魂在别处。人类的肝脏是一个模样像老板的器官。它油光水滑、线条飘逸，像个奥林匹克选手。肝，模样如雕像，不像肠子、肚子。我曾经玩味H的肝，这肝目前正准备着即刻上路。肝四周的那些器官，难以名状，不吸引人。胃，邋里邋遢，模模糊糊；肠子，乱七八糟，连汤带水。肾蹲伏在几扎肥油之下。但是，肝，神采奕奕。它看上去经过苦心经营，经过精心打磨。它的侧翼是一道微妙的曲线，宛如从太空中望见的地平线。如果我是一个古巴比伦人，我琢磨着，我或许会认为上帝也降临于此。

帕瑟尔特医生正在把肝和肾上的血管和连接体切断，同时为肝和肾提供支持，以便把它摘下。心脏先走（心脏只能保持4～6小时的活力；肾脏，与之不同，可以冷藏18小时，甚至24小时），但摘取心脏的医生还没到。他正从犹他州飞过来。

几分钟后，一个护士把头探进手术室的门。“犹他州的人已经进楼了。”手术室的医务人员开始叽叽喳喳，说的是类似于飞行员和飞行控制人员的那种掐头去尾、外人根本听不懂的行话。手术室墙壁上的日程表列着今天的程序（摘取4个很有活力的器官，以便为3个孤注一掷的人类进行蔑视死神的器官移植手术）：“腹部器官摘取（肝/两肾）”。几分钟之前，有人提到了“胰子”，意思是“胰脏”。

“犹他州的在换衣服。”

犹他州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看样子50岁，发色泛灰，一张古铜色的瘦脸。一换完了衣服，一位护士正在麻利地为他戴手套。他表情镇定，成竹在胸，甚至觉得有点无聊。（这简直把我急死。这个人马上就要把一颗怦怦跳着的心脏从一个人的胸膛里割出来啊。）在此之前，这颗心一直藏在心包膜里。心包膜是一层厚实的保护囊，现在帕瑟尔特医生正把它割开。

她的心露出来了。我不曾看到一颗怦怦跳着的心。我也没想到心脏动得如此剧烈。你把手放在你的心上，你想象的是某种在轻轻搏动、但基本静止的东西，就好像一只在桌面上敲打莫尔斯电码的手。这个东西，在胸腔里发疯地跳。它是一台搅拌机的部件，是一只在窝里狂躁的白鼬，是在《猜价钱》节目中刚刚赢了一辆庞迪克汽车的外星动物。如果你正在寻找使人体生气蓬勃的那个精灵的老家，我能够想像我是相信它的老家就在心脏里；出于一目了然的理由，心脏是身体最活跃的器官。

犹他州的用钳子夹住H心脏的动脉，止住血流，以便切割。借助于生命体征监控仪，你说得上来，她的身体正在遭逢某种生死之变。心电图机刚刚还在描绘带着尖刺的线，如今却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儿的胡乱涂鸦。一股红血飞溅在犹他人的眼镜片上，旋即止息。假如H先前没死，今朝她是死定了。

就在这一刻，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几个人，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们交谈过，报告说，他们知道手术室医务人员报告说，他们感觉到手术室里有一种“存在”，或者说有一个“灵魂”。我试图把我心灵的天线拉出来，让我对灵魂的颤动全心开放。当然，我不知道怎么搞这号事儿。在我6岁的时候，我竭力试图用意念让我弟弟的玩具兵走过房间，向他走去。这就是这些超感觉的勾当给我的感觉：啥事儿也没发生，于是我觉得尝试这号事儿，真傻。

心脏是一个特别不受神经控制的东西：心脏，从胸膛里割出来，自顾自地一直跳。艾伦·坡（Poe）在写《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的时候，知道这个吗？这些独立自主的心脏如此有活力，据说有外科医生失手把它们掉在了地上，当我问起此事的时候，纽约的心脏移植医生默米特·欧兹（Mehmet Oz）回答说：“我们把心脏洗了洗，它们还是好好的。”我想象那颗心滑溜到地毡上，大家面面相觑，冲过去抢在手里，赶紧拿去洗洗，这正像在某家饭店的厨房里，香肠从盘子里滚到地上。我打听这类事情，我想是因为人是会有闪失的，否则人就类似于神了：把器官从身体拿出来，然后让它们在另一个身体里活着。我也问医生们可曾把受损的老心脏先放在一边，接受心脏移植的病人或许要保存自己的心。只有很少的病人有兴趣查看或者保存自己的心，这令人惊讶（起码让我惊讶）。

欧兹告诉我，断了供血的人类心脏，能够继续跳动一两分钟那么久，直到细胞开始缺氧而饿死。正是像这样的现象，18世纪的医学哲学家为之惊慌失措：如果灵魂在大脑里，不在心脏里（当时许多人就是这么想的），那么心脏与灵魂一刀两断，处在身体之外，怎么还能继续跳呢？

罗伯特·怀特（Robert Whytt）特别为此事伤脑筋。从1761年开始，每当英国国王北游苏格兰（此事不常有），怀特就担任国王的御医。在他不为国王的膀胱结石和痛风病忙活的时候，他就能隐身于他的实验室，把活青蛙和活鸡的心脏割出来。有一次令人难忘——为怀特考虑，你不会希望国王陛下风闻此事——他把唾沫吐在一只被斩首的鸽子的心脏上，这是为了让它重新跳动。怀特是几个喜欢探究的医生之一，试图用科学实验来为灵魂定位，来了解灵魂的属性。从他1751年的《作品》（Works）一书的有关章节来看，你看得出来，他似乎不属于心脏对大脑之争的任何一方。心脏不大可能是灵魂的宝座，因为在怀特把鳗鱼的心脏割下来的时候，这生灵的其余部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还能动个“不亦乐乎”。

大脑也不像是生气蓬勃的精神家园，因为动物已经得到了观察：没有大脑的帮助，动物能凑合好长一段时间。怀特写道一个名叫瑞迪（Redi）的人做的实验，这人发现“一只陆龟，他在它的头骨上钻了一个洞，把它的脑子取了出来，时间在11月初，一直活到来年的5月中旬”。怀特本人宣称，“用一把剪刀”把一只鸡的头剪掉，“借助于保暖的作用”，他能让这只鸡的心脏在其胸腔里跳动两个小时。然后是卡奥（Kaau）医生的实验。怀特写道：“一只小公鸡正当热切地奔向食物之际，……卡奥医生突然把它的头斩掉，它继续直线跑了23莱茵尺；假若不曾撞到障碍物上，它还能跑得更远。”对家禽而言，这真是对它们的考验啊。

怀特开始考虑灵魂在身体里不拥有一处固定的居所，而是弥漫于全身。因此，在你把一只胳膊腿砍掉的时候，或者在你把一个器官取出来的时候，灵魂的一部分就跟着它走了，使它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活力。这可以解释鳗鱼的心脏在其体外继续跳动，也可以解释，如怀特写的那样，援引一个“尽人皆知的报道”，“一个罪犯的心脏，从其身体里割了出来，扔在火里，三番五次地跳起很高。”

怀特多半不曾听说过“气”，但他的灵魂无所不在一说，与历史悠久的东方医学哲学的所谓周行身体的元气，多有共同之处。“气”之为物，针灸师用针改变其路径。大言不惭的气功师御之以疗癌症，而且在电视摄像机面前将人击倒。亚洲做了10来项科学研究，声称记录到了这种周行的元气的效果，其中的几项在“气功研究数据库”里有摘要。几年前，我搜寻一个关于“气”的故事，我浏览过这个数据库。在全中国和全日本，气功大师站在实验室里，在皮氏培养皿上运掌，培养皿里是肿瘤细胞、患溃疡的老鼠（“老鼠与手掌之间的距离是40厘米”），以及一段一英尺长的人肠子（这在科学里就有点特别异想天开了）。做这些研究，少有使用对照组的，这不是因为研究者马大哈，而是因为东方科学在传统上就不使用对照组。

一位名叫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er）的整形手术医生兼生物医学电子专家，也做了研究，试图证明元气的存在。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西方做派的、要经过同行审查的研究。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贝克对“气”发生了兴趣。在访问一处中国传统的诊所期间，所见所闻让尼克松瞠目结舌，他敦促“国家健康研究所”出钱赞助一些研究。其中的一项研究，是贝克的。这项研究基于这么一个假说：“气”或许是一种电流，但不同于人体神经系统的脉冲。贝克着手测量人体经络中的传输量。贝克报告说，确实，这些经络传输电流更加有效。

若干年前，新泽西州土产的托马斯·厄迪森（Thomas Edison）琢磨出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贯穿身体的灵魂概念。厄迪森相信活东西是被“生命单元”激活和控制的。“生命单元”比显微镜实体更小，居住在每一个细胞中，在死亡之际，从身体中撤出，流浪了一会儿，最终集合起来去激活一个新的生命体——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美洲虎猫或者一个海参。和其他受过科学训练、只是有些疯傻的灵魂探索者一样，厄迪森也致力于通过实验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的《日记与观察杂记》（Diary and Sundry Observations）中，厄迪森提到了一系列计划，要设计一种“科学仪器”，用它来和这些用生命单元构成的灵魂似的团块进行交流。“用一块三角形的小木板，在一块写着某种文字的木板上鼓捣；在另外一种状态或者领域中的生命体，干嘛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他写道，这说的是在当时的通灵士中间时髦的显灵板。厄迪森设想生命单元实体会释放某种“空灵的能量”，你只需要放大那种能量，以促进交流。

1964年4月在名为《命运》（Fate）的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厄迪森的那位不知疲倦的传记作家保罗·以色列（Paul Israel）把这期杂志寄给了我。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仪器还没能做成，厄迪森就死了，但关于一套图纸的传言却传了若干年。在1941年的一个晴天，这个故事说，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名叫吉尔伯特·莱特（Gilbert Wright）的发明家，决定用和厄迪森那种机器最接近的一种版本——一场降神会和一个通灵士——与那位大发明家联系一下，问他图纸在谁手里。回答是：“你可以试试拉尔夫·法士特（Ralph Fascht），他在纽约市的松林大道165号，联合厄迪森公司下属的比尔·刚特公司（Bill Gunthe）；他的办公室在帝国大厦里。或者最好也试试第58大街西152号的伊迪丝·艾里斯（Edith Ellis）。”这不仅证明人在死后人格还继续存在，而且证明袖珍地址簿也永垂不朽。

莱特找到了伊迪丝·艾里斯，艾里斯让他去找在布鲁克林的一位韦恩司令官，说他有图纸的线索。这位神秘兮兮的司令官，不仅声称他有图纸，而且还说他已经把设备组装起来了，而且还试用过。可惜，韦恩玩不转这个设备，莱特也不行。你也可以造一台，也试着转一转，因为《命运》杂志上的文章有这个设备的示意图，仔细地标着“铝号”、“木塞子”、“天线”。莱特和一个同事哈里·加德纳（Harry Gardner）就动手发明他们自己的设备，那是一个“灵气黏液喉”，由一个麦克风、一个喇叭、一个“声箱”以及一个极有耐心的、极善解人意的通灵士组成。莱特用这个“喉”联系厄迪森。厄迪森在死后显然无所事事，只好和这些傻瓜闲聊，做一些指点，以改善那部机器。

既然我们谈起了那些实体，据说它们直率，但暗地里疯傻，挂在细胞里的灵魂区里，那就让我告诉你一个项目，是美国陆军从1981～1984年资助和开展的。“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指挥部”（INSCOM）的头儿是陆军少将阿尔伯特·斯塔保宾三世（Albert N.Stubblebine Ⅲ）。在其任职期间的某个时候，斯塔保宾责成一位高级助手试图重复测谎仪的发明者克莱夫·巴克斯特（Cleve Baxter）的实验，据说是为了表明人体细胞在离开了人体之后，仍然能以某种方式与老家发生交流。在这项研究中，细胞是从一位志愿者的腮帮子里面弄出来的，用离心机分离出来，放在试管里。从试管里的电极发出的读数，通到一个传感器上，这个传感器连接到一个测谎仪的读出器上，而测谎仪借助于测量心率、血压、排汗等来测量情绪反应。（你怎么测量稀稀溜溜的腮帮子细胞的生命迹象，这超过了我的理解；但这是军方的事儿，他们知道全部绝密事情是怎么回事。）因此，这位志愿者被护送到下面一个房间，远离他的面颊细胞，并且给他看一段惊扰人心的录像带，那是不知缘何发生的一些暴力场面。据说在其主人看那录像期间，那些细胞表现出极端躁动的状态。在两天之内，这项实验以不同的距离重复了若干次。即便相隔50英里，那些细胞仍然能感觉到那个人的痛苦。

我急不可耐地想看看关于这个实验的报告，因此我给“陆军情报与安全指挥部”打电话。电话转给了历史部的一位先生。首先，这位历史学家说，“陆军情报与安全指挥部”不存那么久远的档案。我不需要这人的腮帮子细胞，我也知道他在撒谎。这就是美国政府。打从开天辟地，他们就把事事记录在案，一式三份。

这位历史学家解释说，斯塔保宾少将的主要兴趣，并非细胞里是否含有某种生命单元、灵魂或者细胞记忆，而是遥视现象，就是说，你坐在写字台前，能看到在时间和空间与你相隔遥远的景象，如你掉了的袖扣、伊拉克的军火库，或者巴拿马的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将军的秘密藏身处。（一个“陆军遥视队”还真的存在了一段时间呢；中央情报局也招募能遥视的人。）等到斯塔保宾退役，他在一家名叫“帕赛技术”的公司担任董事会主席，这个公司招募能遥视的人，帮助你知道远处的事情。

抱歉，我离题万里了。但是，无论我身在何处，无论我感觉如何，我知道在50英里之内的我全部的腮帮子细胞，感觉相同。

关于大脑是灵魂的宝座、大脑是生与死的总司令，现代医学圈子一般对此是相当一致的。像H那样的人，尽管他们的胸骨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但也是死人，医学圈子对此的看法也同样一致。我们如今知道，心脏一直自顾自地跳动，不是因为灵魂在那里，而是因为心脏里有它自己的生物电源，独立于大脑。一旦H的心脏安装在另外一个人的胸膛里，那个人的血液也开始涌进这颗心脏，它就会重新开始跳动——不需要接受者的大脑发号施令。

接受脑死亡这个概念，法律界比医生们迟缓一点。那是1968年，当时的《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脑死亡定义特别审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张，不可逆转的昏迷是死亡的新标准，这就为器官移植扫清了伦理上的羁绊。到了1974年之后，才有了相关的法律。迫使这项法律出台的，乃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一桩离奇古怪的谋杀案。

凶手安德鲁·里昂（Andrew Lyons），在1973年枪击一个人的头，导致那人脑死亡。在里昂的辩护律师发现受害者的家人早把他的心脏捐献给器官移植的时候，他们就试图利用这一事实为里昂辩护：如果这颗心在手术之时还在跳动，律师们声称，那怎么能说是里昂在前一天杀死了他呢？他们试图说服陪审团相信：从技术上说，安德鲁·里昂不曾谋杀此人，获取器官的那位医生谋杀了他。诺曼·舒姆维（Norman Shumway）是斯坦福大学心脏移植的先驱，在此案中作证，法官不以为然。舒姆维告诉陪审团，现行死亡标准是哈佛委员会提出的，判案的陪审团应该知道此事。（受害者的脑浆“流出了他的颅骨”的照片，这援引自《旧金山纪事报》，对里昂的辩护多半不利。）到最后，里昂被判犯有谋杀罪。基于这个案子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立法，把脑死亡作为法律上的死亡定义。其他各州也很快步其后尘。

当器官移植医生从脑死亡病人那里取走了心脏之际，最先高喊杀人的，并非安德鲁·里昂的辩护律师。在心脏移植的早年，在美国最早做这种手术的舒姆维，一直遭到桑塔克拉拉县的验尸官的指责。舒姆维在该县行医。验尸官不接受脑死亡的死亡定义，威胁说：如果舒姆维执意我行我素，把一颗跳动的心脏从脑死亡的人的身体里拿出来，用它来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他将面临谋杀的控告。尽管这位验尸官没有法律的依据，舒姆维依旧我行我素，报界就此大大炒作了一番。纽约的心脏移植医生默米特·欧兹，想起了当时布鲁克林市区的那位律师也发出了相同的威胁。“他说，任何心脏移植医生，有进入他的行政区收割器官的，他将控告并逮捕之。”

欧兹解释说，他们担心的事，是有朝一日有个人其实没有脑死亡，也会被人割去了心脏。存在某些稀少的医学情况，在外行或者粗心的人看来，那样子好像是脑死亡，而法律界的人不相信医学界的人能够正当行事。在非常、非常小的程度上，他们有理由担心。以所谓“闭锁证候群”为例吧。在这种病的一种形式中，从眼球到脚趾的神经，突然而迅速地罢工了，结果身体完全瘫痪，而意识仍然正常。病人能够听到别人在说什么，但无法告诉他们他憋在里头还活着，无法说个不字，那就肯定不好把他的器官送去移植。在严重的病例中，脑死亡的一种常见的检验方法，是向病人的眼睛里照射一束光，以检查瞳孔的反射性收缩。一般而言，“闭锁证候群”的病人能够完全恢复，只要没有人错误地把他们推进手术室把心脏拿走。

正如在19世纪，当时被活埋的这层恐惧让法国和德国的市民们心神不安，对活着就被收割了器官的这层恐惧也几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简单做个脑电图，就能避免对“闭锁证候群”以及与之类似的病情的误诊。

在理性层面上，对脑死亡这个概念，对器官捐献，大多数人都能相安无事。但在感情层面上，他们接受起来或许就更难一些，特别是在移植律师希望他们允许取走其家人跳动的心脏，并且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被问到的54%的家人拒绝同意。“他们不能应付这种恐惧，无论那有多么不理性，他们相信其亲人真正的死亡是在其心脏被摘除的时候。”欧兹说。杀死他的，在那些家人看来，其实是医生。

甚至心脏移植医生有时候也难以接受这么一个说法，即心脏不过是一个泵子。我问欧兹，灵魂居住在哪里，他说，“我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不认为灵魂全都在大脑里。我不得不相信，在许多方面，我们存在的核心在我们的心脏里。”这意味着他认为脑死亡病人不是死人吗？“缺少了大脑的心脏，没有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生与死不是一个二元系统。”生与死是一个连续体。出于许多理由，在脑死亡那里画出一条法律上的界线，那是有道理的；但是，那不意味着那真是一条线。“在生死之间，是一种临死或者假生的状态。大多数人不想要生死之间的那种东西。”

如果脑死亡的心脏捐献者的心，确实包含某种比组织和血液更高级的东西，包含精神的某种残余，那么你可以想象这种残余或许就会跟着那颗心一起上路，并且在接受这颗心的那个人那里重新安营扎寨。欧兹曾经收到了一位接受了移植的病人的信，在接受了一颗新心之后不久，开始体验到某种事情，他只能设想那是和这颗心的老主人的意识的接触。这位病人，迈克尔·米德欧·怀特森（Michael“MedO”Whitson），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他的信：

我写的这一切，可能并非是因为我和把心脏捐赠给我的那个人的意识有某种接触。我写的东西仅仅是服药而导致的幻觉，或者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是很难说得清的……

在第一次接触时，我的感觉是怕死。从未体验过的完全突然、打击和震惊。……被撕裂的感觉，大限将至的那种怕死的感觉……这一次，还有另外两次，是我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体验……

第二次，我感觉到了捐给我心脏的那个人的体验，我感觉到他的心脏从他的胸膛里割掉了，然后被移植。有一种深深地遭到欺凌的感觉，被一种神秘的、无所不能的外在力量所欺凌。

第三次这样的机会，和前两次非常不同。这一次，捐给我心的那个人的意识，是现在时态。……他在拼命思考他在哪儿，在思考他是什么。……好像你的五官都不起作用了。……一种极端可怕的背井离乡的意识。……好像你正在伸着手要抓住什么东西……但每次你往前伸手指，结果抓到的仅仅是稀薄的空气。

当然，这个叫米德欧的人，无心于科学研究。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的，是维也纳的一组外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在1991年做的一项研究。他们采访了47名心脏移植病人，问他们是否注意到自己的人格有什么变化，他们是否认为这种变化归因于新心脏的影响，归因于这颗心脏的前主人的影响。47人中有44人说没有。但是，报告的作者，身在维也纳精神分析的传统中，不遗余力地指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带着敌意，或者就是开玩笑。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种回答表明他们对这问题有一定程度的否认。

还有3个病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体验肯定不如怀特森的体验那么有趣。第一个病人是一位45岁的男士，接受了一个17岁的男孩的心脏，他告诉研究者，“我喜欢戴着耳机听吵闹的音乐，这种事情我以前不曾做过。一辆不同的汽车，一套不错的立体声音响——那是我如今的梦想。”另外两位说得不具体。一个人简单地说，那个曾经拥有他的心脏的人，一直是一个好静的人，这种好静的感觉“传给”了他；另一个人感觉自己过着两个人的生活，回答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而不说“我”，但对新获得的那个人格，他提供不了什么细节，也说不上来他喜欢什么音乐。

要听有滋有味的细节嘛，我们就必须转向保罗·皮尔萨尔（Paul Pearsall），《心脏密码》这本书的作者[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超级夫妻性生活》（Super Marital Sex），还有一本叫《超级免疫力》]。皮尔萨尔采访了140名心脏移植病人，他呈给读者其中5个人的原话，作为心脏有“细胞记忆”的证据，作为心脏对接受者有影响的证据。有一位女士，得到了一个同性恋强盗的心脏，这强盗后背中弹而死。她突然开始把自己打扮得更女里女气，还觉得背后“中弹的疼痛”。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的另外一番表白，他得到了一个10来岁的少男之心，他如今迫不及待地“要弄到一套立体声音响，播放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我很快就把这个视为关于心脏移植的市井神话。我最最喜欢的，是一个女人，她得了一个妓女的心，突然之间就开始借看色情录像，天天晚上强迫她丈夫兴云作雨，还要为他跳脱衣舞呢。当然，如果这女士知道她的新心来自一个风尘女子，这倒是会导致她的行为有如此变化。皮尔萨尔不曾提到这位女士是否知道她的捐献者的行当（或者就事论事地说，在采访之前，他是否送过她一本《超级夫妻性生活》）。

皮尔萨尔不是个医生，或者说，他起码不是医学行当里的人。他是一个歪门邪道的郎中，得了博士学位，而且把“博士”二字印在自助类书籍的封皮上。我发现他的证词十分可疑，证明不了任何种类的“细胞”记忆力，因为他的那些说法粗陋不堪，有时候是荒诞不经的老生常谈：女人落了风尘，是因为她们想一天到晚地兴云作雨啊；同性恋男人（同性恋强盗也是一样）喜欢穿女人的衣服啊。但是，请牢记在心，引用皮尔萨尔的《心脏能量强度测试》第13条的说法，本人正是这么一种人：“愤世嫉俗，不相信别人的善良动机。”

默米特·欧兹，就是那位我与之交谈的器官移植医生，也对心脏移植病人的现象起了好奇心，病人声称体验到了其捐献者的记忆内容。“有这么一个伙计，”他告诉我，“他说‘我知道谁给了我这颗心。’他为我详细描述一个黑人姑娘，她死于车祸。‘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满脸是血，嘴里还吃着薯条。我看到我是个黑人，我遭了车祸。’我活见鬼了，”欧兹说，“于是，我就回去查看。捐献者却是一个上了岁数的白种男子。”他有没有其他病人，声称体验到了其捐献者的记忆，或者知道其捐献者的某种具体的事情？有的。“他们全说错了。”

在我跟欧兹谈过之后，我查到了3篇文章，谈的是把别人的心脏缝到你自己的胸膛里会有什么心理上的结果。我发现，有半数的移植病人有某种术后心理问题。劳士（Rausch）和尼恩（Kneen）描述了一个男人，被即将进行的移植手术吓呆了，担心放弃他自己的心就丢了他的魂儿。另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病例，病人坚信自己得到了一颗鸡心。文章不曾提到他究竟为什么相信这号事儿，也不曾提到他是不是瞥见过罗伯特·怀特的著作。怀特写的东西，或许真能提供某种安慰，他的文章指出，一颗鸡心能跳动好几小时呢，别看已经斩了头——这总是个好事儿嘛。

接受别人的心的人，会沾染捐献者的品性，这种担忧相当普遍，特别是病人接受了（或自以为接受了）一颗异性的心，或者性取向与众不同的人的心。按照詹姆斯·塔布勒（James Tabler）和罗伯特·弗瑞厄森（Robert Frierson）写的一篇文章的说法，接受者常常想知道捐献者是不是“耽于乱交，或者性过度、同性恋或者双性恋、过度阳刚或者阴柔，或者遭受某种性无能之苦。”他们跟一个男人谈过，这人异想天开，认为他的捐献者在性方面“名声不佳”，说他别无选择，只好那么听其自然了。劳士和尼恩描述过一个42岁的消防员，他为他的新心发愁，那颗心本属于一个女人，那会使他少了男子汉气，他消防队的哥们儿不再戴敬他。（一颗男人的心，欧兹说，与一颗女人的心其实差别甚微。心脏外科医生认得出男人心和女人心，手段是看心电图，因为两者的间期有小小的差别。如果你把一颗女人心放在男人身体里，它会继续像女人心那样跳动，反之亦然。）

读过克拉夫特（Kraft）的一篇论文，事情似乎是这样：男人相信认为的新心来自另一个男人，他们经常认为这个男人性欲强，而且部分的这种强壮不知道为什么会传给他们。器官移植病房里的护士常常评论说，男性移植病人表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性兴趣。有个护士报告说，一个病人要求她不要穿“这种不显线条的抹布，以便让他看到她的乳房”。有一个术后病人，术前阳痿7年，却被发现握着他的阴茎，向大家展示他能勃起。另一个护士讲到一个男人，睡裤的裤门不关，给她看他的阴茎。塔布勒和弗瑞厄森的结论是：“接受者会以某种方式形成捐献者的性格特征，这种没有道理却非常普遍的信念，一般是短暂的，但或许会改变性行为模式……”让我们祝愿那个得了鸡心的男人有福气得到一位耐心而达观的妻子。

从H的身上收割器官，接近尾声。最后取出的器官，是两个肾，亮了出来，而且从她敞开的躯干深处分离了出来。她的胸腔和腹腔填上了冰块，冰块被血染红了。“冰镇樱桃”，我在笔记本上写道。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小时，H开始显得更像一具一般的尸体，她切口边缘的皮肤变干、失色。

两个肾放在一只蓝色的塑料碗里，跟冰块和灌注液在一起。一位接班的医生过来做获取器官的最后一步，割下一些静脉和动脉血管与器官放在一起，好比备用的毛衣纽扣，以免与器官连接的血管短得不能用。半小时之后，这位接班的医生撤到一边，由住院医生来把H缝合起来。

在他和帕瑟尔特医生讨论缝合的时候，这位住院医生用他戴着手套的手抚摸H切口两边的脂肪层，然后轻轻拍了两下，好像在安慰她。在他回过头去工作的时候，我问他，在一个死去的病人这里工作，感觉是否不同。

“啊，是不同，”他回答，“我的意思是，在活人身上，我不会用这种针脚。”他把针脚拉得更长，走线也比较粗糙，不是用在活人身上的那种细密而隐蔽的针脚。

我换了一个问法：在不再活着的人身上做手术，感觉怪异吗？

他的回答令人吃惊。“这个病人曾经是活着的。”我猜测医生们习惯于把病人（特别是他们以前不曾谋面的病人）设想为他们所见的那种东西：一团敞开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猜你会说H曾经是活着的。因为布盖着她的全身，只留着切开的躯干，这个小伙子不曾见过她的脸，也不知道她是男是女。

在住院医生缝合的时候，一位护士用一把镊子把手术台上零零碎碎的皮肤和脂肪捡起来，扔进体腔里，好像H是一个近在手边的垃圾筐。这位护士解释说，她是故意这么做的：“任何不曾捐献的东西，和她待在一起。”拼图游戏要收回盒子里藏好。

切口缝好了，一位护士为H清洗，为她盖上了一条毯子，预备送她到太平间。出于习惯或者尊重，他选了一条新毯子。器官移植协调人冯·彼得森和这位护士把H抬到轮床上。冯把H推到一部电梯里，一路下到太平间去。工人们在一排摇门之后，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里吗？”H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得到了指示，要把轮床推到冷藏室，冷藏室里已经有5具尸体。H显得和已经在那里的那些尸体没有区别。

即便H的家人用敞口棺材做遗体告别仪式，也会给她穿上衣服，出席葬礼的人看不出她的器官已经被摘走了。说到组织收割，那经常包括腿和胳膊的骨头，遗体的面貌就稍有不同；如果是这样，用聚氯乙烯做的管子和榫钉将被置于遗体之中，使其形状正常，也不使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为难，否则他们搬动遗体就觉得是搬动面条。

但是，H可与众不同。她已经使3个病人好了。她已经为他们带来了在地球上生活的额外时间。作为一个死者，能够送这么一份厚礼，是非同凡响的。大多数人在活着的时候，不安排这种事情。像H这样的尸体，是死者中的英雄。

8000人在等候捐献心脏、肝脏和肾脏的名单上，名单上每天有16人死亡，处在与H的家人相同位置上的人，超过半数说不，宁肯把那些器官烧掉，或者让它们烂掉。此事让我震惊，也刻骨铭心地悲哀。我们愿意让医生的手术刀去救我们自己的命，去救我们亲人的命，但不救一个陌生人的命。H没有心脏了，但是她的爱心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