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1年。法国的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们聚首巴黎，参加一年一度的雷耐克会议（Laennec conference）。有一天将近中午，来了一位神父，身着长袍，戴着天主教会的罗马式白领圈，胳膊底下夹着一个旧皮包。他自报家门，名曰亚梅哈克神父（Father Armailhac），来此是为得到法国最优秀的解剖学家们的高见。公文包里是“都灵裹尸布”的若干特写照片。那是一方亚麻布，信者坚称：耶稣被从十字架上给弄下来的时候，就包在这方布里安葬。这裹尸布的真伪，当年就有人怀疑，如今也是一样，于是教会就求助于医学，看看布上的痕迹是否与解剖结构和体格的真实情况相符。

皮埃尔·巴内特（Pierre Barbet）医生，是一位大名鼎鼎、不知谦虚的外科医生，把亚梅哈克神父请进他在圣约瑟夫医院的办公室，爽快地自任这份工作。“鄙人精通解剖学，教授此课为时已久，”在《身临骷髅地的医生：一位外科医生讲述我主耶稣基督的激情》（A Doctor at Calvary：The Passion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s Described by a Surgeon）这本书中，他记得这么告诉过亚梅哈克神父。“我与尸体密切接触，时有13年矣。”下一行说道。你得假定教学工作量与密切接触尸体的年岁是一码事，可谁知道呢。他把他家里的死人藏在地窖里，也说不定。

关于我们的巴内特医生，我们所知不多；我们仅仅知道，为证明裹尸布的真实性，他非常尽心，或许尽心得有些过分了。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他的实验室里，往一具尸体的手脚上钉钉子。这尸体的模样像精灵，头发像爱因斯坦——这是许多无人认领的尸体中的一具，给送到巴黎的解剖室是理所当然的。他把这具尸体钉在了他自造的一个十字架上。

巴内特盯住了裹尸布上的两道细长的“血迹”，那该是从裹尸布上右手背的“压痕”处流出来的。这两道污迹来源相同，但走的路径不同，角度不同。第一道，他写道，“斜向往上、往里（从解剖学上看，这痕迹的形状好像一个士兵在冲锋），到达前臂的尺骨缘。另一道流痕，更细、更曲折，向上走到肘关节。”听听此番关于士兵的高论，我们由此早早地瞥见了随着时间而变得清晰起来的那号事儿：巴内特是某种怪人。我的意思是，我无意于冒犯，但谁能用战斗的想像来描绘血液流动的角度呢？

巴内特断定这两道流痕的来历，乃是耶稣试图替换着把自己提起来，但体力不支而委顿，终至悬挂在手上；因此，那两道来自钉子伤的血迹走着两条不同的路，这取决于他当时的姿势。耶稣之所以这么做，按照巴内特的理论来看，乃是因为当人挂在胳膊上的时候，呼吸就变得困难；耶稣挣扎着免于窒息。然后，过了一会，他的腿疲劳了，他就重新委顿下去。巴内特援引了一个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拷问技术，来支持他的观点。把受害者两只手绑起来，然后把他吊起来。“绑着手把人吊起来，导致多种痉挛和抽搐，”巴内特写道，“最终痉挛和抽搐蔓延到吸气肌肉，使呼气不能；受刑的人不能排空肺部，窒息而死。”

巴内特运用裹尸布上传说是血迹的角度，来推测十字架上的耶稣必得采取的两种姿势：在委顿的姿势中，他推测伸出的胳膊与十字架的横木成65度的夹角。在引体向上的姿势中，胳膊与横木成70度夹角。巴内特接着试图证实这一点，使用的是从城市里医院和贫民院送到解剖系的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中的一具。

巴内特把尸体搬回他的解剖室，就立刻动手把它钉在一个自造的十字架上。他接着把十字架竖起来，等着垂到不能再垂，测量两条胳膊之间的角度。瞧啊，果真是65度。（由于尸体当然不听劝说做引体向上，第二个角度就无法证实了。）巴内特书的法语版本里有一幅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人的照片。我们只能看到那具尸体的腰部以上，因此我说不上来巴内特是否按照耶稣的做派打扮他，给他套上尿布似的下装，但我说得上来他和说单口相声的斯波尔丁·格雷出奇地相似。

巴内特的想法提出了一个解剖学的难题。如果耶稣的腿撑不住了，他就被迫把全部的体重吊在钉在十字架的手掌上，那么钉子不会把肉撕开吗？巴内特想，事实上耶稣莫不是被钉了更结实、骨头更粗的手腕，而不是钉了手掌。他决定做一个实验，这在《身临骷髅地的医生》中讲得详细。这一次，他不把一具尸体折腾到十字架上，他把一条孤零零的胳膊钉在上面。不等少了这条胳膊的那具尸体被搬出屋子，巴内特就把锤子拿出来了：

把一条胳膊的2/3从一个强壮的男尸上截下来，我把大约1/3英寸粗的方钉（耶稣受难的那种钉子）打进掌心……我小心翼翼地把100磅的重物挂在肘部（一个6英尺高的男子的一半体重）。10分钟之后，伤口拉长；我于是适当地晃动了一下这整个的东西，我看到钉子突然从两根掌骨之间的缝隙中划开一道口子，把皮肤撕裂得很长……再次轻轻晃动，把剩下的皮肤撕掉了。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巴内特撕裂了12条胳膊，试图在人类的腕关节发现一个合适的点，以便钉入一根1/3英寸粗的钉子。强壮的男人，手有轻伤，此时不可访问皮埃尔·巴内特医生的诊室。

最后，巴内特那把忙碌的锤子在他认为是钉子通路的真正位置上找到了路径：德斯托间隙，即手腕处的两根骨头之间的一个豌豆大小的缺口。“每一次，”他写道，“钉子尖自己就找到了方向，好像滑进了漏斗一般，然后就自动找到了那个等着它进入的空隙中。”好像神的干预也适用于钉钉子。“这个点，”巴内特继续得意洋洋，“正是裹尸布上钉子痕迹的所在，没有哪个造假者知道这个点……”

接着来了弗雷德里克·祖吉毕（Frederick Zugibe）。

祖吉毕是纽约州洛克兰县的一位冷峻而忙碌的验尸官，参加世界各地的所谓“裹尸布会议”，探讨十字架受难和“江湖骗术”，以此打发闲暇。如果你给他打电话，他总说可以腾出时间来；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在通话的当口，闲暇是祖吉毕缺少的某种东西。用什么方法来判断对基督的每只手的拉力，他正把这个问题解释到一半，他的声音却从电话上离开片刻，然后回来，接着说，“抱歉，一具9岁孩子的尸体，爸爸把她打死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证明“都灵裹尸布”的真伪，不是祖吉毕的任务——我猜那是巴内特的任务。祖吉毕在50年前对十字架的研究感兴趣，当时他是个生物学的学生，有人让他读一篇论文，说的是十字架的医学方面。论文中的生理学信息不准确，这叫他吃惊。“因此，我就把它弄个水落石出，写了一篇学期论文，开始感兴趣了。”“都灵裹尸布”让他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可能（假如它是真的）提供关于十字架酷刑的大量生理学信息。“当时我遇到了巴内特。我想啊，哟嗬，这事儿叫人兴奋。他必定是个聪明的主儿——两道血流等。”祖吉毕开始做自己的研究。一个接着一个，巴内特的理论土崩瓦解了。

和巴内特一样，祖吉毕也建立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纽约市郊他的车库里，一直竖了40年——在2001年有几天例外，是为拿出去修理（横木歪了）。他钉的不是尸体，祖吉毕使用活的志愿者，前后有几百人。在他开始研究的时候，从当地的一个宗教团体“圣弗兰西斯第三教团”中，他招募了区区100位志愿者。你必须为这些实验对象付多少钱？一分钱也不花。“他们该给我钱，”祖吉毕说，“人人都想上去，看看那是个什么感觉。”那当然啊，祖吉毕用的是皮带，不用钉子。（在这么多年里，祖吉毕时不时地接到志愿者的电话，他们要来真的。“你相信吗？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想让我真的用钉子钉她。她所属的那个团体，往脸上镶金属片；他们做手术改头换面，他们把舌头割分叉，还把那些东西放在阴茎里。”）

在他开始把人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祖吉毕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没有一个人呼吸有麻烦，即便他们在上面待了45分钟。（他怀疑巴内特的窒息一说，也对巴内特的折磨一说嗤之以鼻，因为那些人的手直接吊在头顶，而不是分开了挂在两边。）祖吉毕的实验对象也没有不由自主地引体向上。实际上，在一个不同的实验中，在你要求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也不能这么做。“在那个姿势上，双脚蹬不到十字架，要做引体向上完全是不可能的。”祖吉毕如此断言。另外，他指出，那两道血流在手背上，而手背被紧压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引体向上，然后又委顿下来，那么从伤口中涌出的血应该早就涂抹成一片了，而不会整整齐齐地分为两股道。

那么，什么东西导致裹尸布上的那两道著名的痕迹？祖吉毕设想，那是在耶稣被人从十字架上弄下来清洗的时候留下的。清洗扰动了凝固的血，少量的血会流出，并且在遇到尺骨茎突之际就分为两道细流（尺骨茎突是手腕的小指那边的突块）。祖吉毕想起来，在他的实验室里，他曾经看到一个中弹的人就是像那样流出了血。他验证他的理论，手段是清洗刚刚来到他实验室的尸体伤口上的干血，看看是否有少量血液会渗出来。“几分钟之内，”他在裹尸布的刊物《寿衣》（Sindon）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一条细小的血流出现了。”

关于德斯托间隙，祖吉毕然后注意到巴内特犯了一个解剖学上的低级错误。不像巴内特在他的书里聒噪的那样，德斯托间隙并不精确地就在“裹尸布上的钉子痕迹之处”。“都灵裹尸布”上的手背伤，显得是在手腕的拇指那一边，而任何一本解剖学课本都证实德斯托间隙是在手腕的小指的一边，而巴内特确实把他的钉子打进了尸体手腕的小指的一边。

祖吉毕的理论主张：钉入耶稣手掌的那根钉子，有一个角度，结果从手腕的背部钻出。祖吉毕有他自己品牌的尸体证据：一些在44年前拍摄的照片，拍的是一个在他的实验室里的谋杀案的受害者。“她遍体遭受野蛮的刀刺，”祖吉毕回忆说，“我发现了一处由自卫动作导致的伤口：她举起手，为了保护脸免遭恶毒的攻击。”尽管入口伤在手心里，但那把刀显然以某种角度前进，结果在手腕的拇指一侧的背面钻出来。进刀的路径显然不曾遇到什么阻挡：X光照片不曾显示有骨头被切断。

在前文提到的《寿衣》杂志中的那篇文章，有一幅祖吉毕和他的一位志愿者的合影。祖吉毕穿着过膝的白大褂，在照片上正在调整固定在那人胸脯上的一个生命体征感受器。那个十字架几乎碰到天花板，居高俯视着祖吉毕和他的那一套医学监视仪。这位志愿者赤身裸体，但穿着健身短裤，留着热情洋溢的胡子。他的表情，类似于一个在等公共汽车的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态。这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有人在给他们拍照。我认为，当你投身于这么一种实验的时候，你会为外界留下什么怪异的印象，你简直是没有感觉了。

毫无疑问，巴内特看不出这有什么奇怪或者不对头的地方：把尸体用作教授解剖学的手段，或者用作模拟十字架酷刑的被试者，以便向怀疑者证明神奇的“都灵裹尸布”是真东西，都是差不多的事情嘛。在《身临骷髅地的医生》这本书的前言里，他写道：“我们这些身为医生、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人，我们这些明白事儿的人，应该大声宣布这么一个可怕的真理：我们可怜的科学不应该满足于解除同胞们的痛苦，还应该有更大的抱负，要对他们进行启蒙。这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依我看，没有什么“更大的抱负”比得上“解除同胞们的痛苦”——宗教宣传这么一种抱负，肯定不算回事。有些人（我们将见到他们），在完全死了的时候，也能解除他们同胞的痛苦与苦难。如果曾有一具尸体有资格当圣人，他们将不是挂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斯波尔丁·格雷，他们将是这么一些伙计：大脑死了、心脏跳着的器官捐献者，他们天天在我们的医院里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