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确实想知道人的灵魂住在大脑里，你可以把一个人的脑袋砍下来，问问它。你得快快地问，因为人脑断了供血，在10秒或者12秒之后，会失去意识。另外，你还要指示这个人用眨眼睛来回话，因为在和肺一刀两断之后，他就不能把空气吹到喉部，因此就不能说话。但是，此事可行。如果这个人在掉脑袋前后多少是同一个人，只是可能稍不冷静，那么你就知道自我还真的在大脑里。

1795年，在巴黎，有人几乎做了一项与此颇为相似的实验。4年前，断头台取代了绳子套，成了刽子手的官方工具。在法国，断头台名叫“吉约天”，此名用了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丹（Joseph Ignace Guillotin）医生的姓氏，尽管他不是始作俑者。他仅仅为使用这个东西进行游说，理由是这个斩首机（他是这个叫法）能够做到刀落头掉，因此是比较人道的杀人之法。

他接着读到了下面的东西：

你知道吗？当人头被断头台砍下来之际，感觉、人格和自我能不能即刻烟消云散，此事全然拿不准……你知道吗？感觉和判断力坐落在大脑中，即便血液循环从大脑那里切断了，意识的这个宝座能够继续运作……因此，只要大脑保持其活力，受害者就意识到他还活着。你该记得，哈勒坚称，有一颗人头从人的肩膀上搬家了，一个在场的医生把手指头伸进脊柱管里，那头的痛苦表情叫人害怕……另外，可靠的目击者使我确信，在身首分离之际，头会咬牙切齿。我相信如果空气仍然能够通过发音器官……这些人头是可以说话的……

……断头台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我们必须恢复绞刑。

这是一封信，发表在1795年11月9日巴黎的《箴言报》上[重印于安德烈·苏贝朗（Andre Soubiran）为吉约丹写的传记里]，写信人是颇受尊敬的德国解剖学家塞缪尔·托马斯·索默林（S.T.S.mmering）。吉约丹大吃一惊，巴黎的医学界兴奋起来。巴黎医学院的图书馆员让约瑟夫·苏（JeanJoseph Sue），挺身而出支持索默林，宣称他相信头能听、闻、看和思考。他试图让他的同事们相信，“在有人遭到屠杀之前”，可以做一个实验：几个倒霉的朋友商定一套用眨眼和吧嗒嘴表达的代号，在斩首之后，头可以用这种代码来表示它“对疼痛完全有意识”。苏在医学界的同事们认为这是一个馊主意，恐怖而荒诞，这个实验也就没有人来做了。然而，活着的头，这一说法，辗转进入了公众意识和通俗文学中。下文是亚历山大·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剧院魅影》（Mille et Un Phantomes）里两个虚构的刽子手之间的对话：

“因为头在断头台砍下了，你就相信那些头是死的吗？”

“毫无疑问啊！”

“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你是不往筐子里看的，人头都堆在筐子里嘛。在砍下之后，那些头眨巴眼、咬牙切齿，长达5分钟啊。我们不得不每3个月换一个筐子，因为那些人头把筐子底都咬坏了。”

索默林和苏各自表明了看法，此后不久，巴黎官方刽子手的助手乔治·马丁（Georges Martin）（见证了大约120次斩首），就人头和斩首后的活动这个话题，接受了采访。苏贝朗写道，马丁在即将执行的死刑旁边掷骰子（不令人惊讶）。他声称在两分钟里一共见过120颗人头落地，“眼睛总是闭着的……眼皮一动不动。嘴唇已经白了……”医学界暂时消除了疑虑，怒气消歇了。

但是，法国科学界仍然跟脑袋过不去。一位名叫勒加卢瓦（Legallois）的生理学家，在1812年的一篇论文中推测：如果人格果真居住在大脑里，那么，通过向其切开的脑动脉里注射充氧的血液，复活一个“与躯干一刀两断的头”是可能的。“在一个被断头台切去了头的人死后不久，如果一位生理学家想做这个实验，”勒加卢瓦的一位同事维尔皮昂（Vulpian）教授写道，“他或许就能够见证一个可怕的景象。”从理论上讲，只要供血不断，头就能够思想、听、看、闻（咬牙、眨眼、咬实验台），因为脖子以上的神经仍然是完好的，连在头上的器官和肌肉上。头不能说话，这归咎于已经提过的喉部失能，但这多半也是从实验者的角度来说的。勒加卢瓦不仅缺少资源，也缺少把实验做下来的狠劲儿。但其他研究者不是这样。

1857年，法国医生布朗塞柯德（BrownSequard）把一条狗的头砍下来，看看能不能通过向动脉里注射充氧血液来让这颗狗头重新发挥作用。在狗头与脖子分离8分钟之后，注射开始。两三分钟之后，布朗塞柯德注意到眼睛和面部肌肉动了，在他看来，这是受意识控制的现象。很清楚，某种东西在狗的脑子里进行。

由于巴黎有断头台稳定供应人头，有人在人类身上尝试这一套，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此事非一人莫属，此人对尸体干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为的是让尸体起死回生。他为此出名不是一次两次（次数或许过多了）。干这活儿的人是让·巴蒂斯特·文森特·拉博德（Jean Baptiste Vincent Laborde）。在前一章书里，主张把长时间拉舌头作为唤醒昏迷的人的手段，免得把病人错当成死人的，正是同一个让·巴蒂斯特·文森特·拉博德。1884年，法国当局开始为拉博德提供断头台砍下的囚犯人头，因此他就能考察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状态。[（关于这些实验的报告出现在多种法国医学杂志上，《科学月刊》（Revue Sdentijique）是重要的一种。）]拉博德可望把他所谓的“可怕的传说”搞个水落石出——即据说砍下的头对其境况（在一个筐子里，没有身体）可能有意识，即便时间短暂。在一颗脑袋来到他实验室的时候，他就快速在颅骨上钻一些洞，把针插进去，这是为了激发神经系统起反应。按照布朗塞柯德的指点，他也试图以供血的手段来使人头恢复知觉。

拉博德的第一个被试人头是一个杀人犯，名叫康派（Campi）。从拉博德的描述看，康派并不是通常的那种恶棍。他的脚踝细腻，双手白皙，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他的皮肤略无瑕疵，只是左脸有一处擦伤，拉博德猜想那是头掉在断头台筐子里的时候擦的。拉博德通常不花费那么多时间了解他的被试者是什么样的人，漫不经心地把他们呼为“鲜货”，尽管在法语里这说法带有烹饪上的那种令人愉快的调子，就像你在自家门口的小馆子里订的特色菜一样。

康派来的时候，身首两块，他也来晚了。在理想的情势下，从断头台到拉博德在奥克兰大街的实验室的距离，可能花费大约7分钟。康派走的这一趟却花费了1小时20分钟，这归咎于被拉博德骂作“愚蠢的法律”的那个东西。在被处决的罪犯的遗体跨过墓园门槛之前，那条法律禁止科学家拥有那具遗体。这意味着拉博德的车夫必须跟随那些人头“走向萝卜地的伤心之旅”（但愿我的法语还行），然后把人头包起来，一路穿过城市，把它们带到实验室。不用说，康派的大脑功能早就停止了，怎么也不像正常状态那样了。

浪费了死后重要的80分钟，拉博德气得七窍生烟，他决定到墓园门口去迎接下一颗人头，当场直接在头上开始工作。他和助手们在马拉的货车上将就着搭建了一个移动实验室，装备了实验台、5个凳子、蜡烛和必要的器具。第二个被试者名叫噶马赫特（Gamahut），这个名字不容易忘记，因为这人把他的名字刺在了胸脯上。怪诡异的，好像预见了血光之灾，他还把他自己脖子以上的头像刺在身上，却没有什么线条暗示脖子以下的身体，这使那个刺青看起来就像一颗孤零零地飘着的头。

噶马赫特的头，上了货车实验室，在几分钟之内，就被安顿在一个有止血衬里的容器里，大家就开始工作，在颅骨上钻洞，把针扎进大脑的许多部位，看这能不能从这个罪犯行将灭亡的神经系统里诱骗出什么活动来。马车在鹅卵石铺的街上颠簸着，还能做大脑手术，这个本事证明拉博德的手是相当稳的，19世纪的马车驾驶技术也了不得。假如这辆马车的制造商知道此事，他们或许就会操作一场颇有说服力的广告运动：一位切割钻石的师傅在马车的后座切割钻石。

拉博德的小组给针通上电，你可以看到噶马赫特头上的嘴唇和下巴果然抽搐起来。有一刻，在场的人吓得叫起来——这个囚犯慢慢睁开一只眼，可想而知地非常惊恐，好像他在琢磨自己身在何处，琢磨他流落到了一个什么怪异的地方。当然，鉴于时间过去不少了，这种表现或许不过就是最低级的反射而已。

第三次机会来了，为了加快人头运送的速度，拉博德采取了行贿的老套路。在地方政府首长的帮助下，第三颗头，一个叫加尼（Gagny）的人的头，在被砍下之后区区7分钟就到了实验室。充氧的牛血从右侧的颈动脉注射进去。和布朗塞柯德的程序不同，左侧颈动脉接到了一个活着的动物身上：一条活蹦乱跳的狗。拉博德有捕捉细节的天资，当年的医学杂志似乎喜欢发表这种东西。他用了整整一段的篇幅津津有味地描述一个切下来的人头直着安顿在实验台上，随着狗血打入这颗脑袋，脉搏的压力使之轻轻地左摇右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详述噶马赫特的排泄器官，尽管这种信息与手边的实验没有什么关系；他饶有兴味地说，肠胃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大肠远端有一点粪便而已。

有了加尼的头，拉博德就接近于能恢复正常的大脑功能了。眼皮上的肌肉、前额和下巴可以搞得抽搐。有一刻，加尼的下巴猛然一咬，力度之大，牙齿咯吱作响。然而，鉴于从刀落头掉到打狗血之间有20分钟（不可逆转的脑死亡开始于砍头后的6～10分钟），可以肯定地说加尼的大脑无论如何也搞不出类似于意识的东西，他也不知道自己身陷如此令人气恼的境地——不知道倒也好。回过头看那条狗，度过了肯定不那么活蹦乱跳的最后几分钟，看着自己的血打进了别人的脑袋，毫无疑问地也咬牙切齿。

拉博德很快对脑袋失去了兴趣，但名叫海姆（Hayem）和巴里耶（Barrier）的两个法国实验家捡起了他的工作。这两个人搞的是类似于小作坊的事儿，给一共22颗狗头输血，用的是活马或者活狗的血。他们在案头建造了一架断头台，特为狗脖子设计，发表论文讨论斩首之后的神经活动的3个阶段。吉约丹先生读了海姆和巴里耶对斩首之后的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痉挛阶段”）的结论性断言之后，深感懊恼。他们写道，头的表情表达出惊讶或者“焦虑”，显得对外在世界有三四秒钟的意识。

18年后，一位名叫博里厄（Beaurieux）的法国医生肯定了海姆和巴里耶的观察结果——也肯定了索默林对断头台的疑虑。把巴黎的公共断头台作为他的实验室，在一个名叫朗吉耶（Languille）的囚犯的头刚刚被砍下之后，他立刻在他的头上进行了一系列简单的观察和实验。

在这里，我就能在斩首之后立刻注意到：这个头被砍掉的男子的眼皮和嘴唇，以不规则的节律动了五六秒。脸放松下来，眼皮半闭于眼球上……正如我们在行医过程中每天都有机会看到的临死之人那样……就是在那一刻，我尖声大叫“朗吉耶！”我接着看到他的眼皮慢慢睁开，并无任何痉挛性的抽搐……这和每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在人被叫醒或者沉思被打断的时候。然后，朗吉耶的眼睛确定无疑地盯着我的眼睛，瞳孔聚焦。我当时看到的，不是在任何一天里都能够看到的将死之人在你跟他说话时的那种含混而呆滞、并无意识的眼光。我看到的，无可否认地是活人的眼睛，这双眼睛看着我。

几秒钟之后，他的眼皮又闭上了，平缓地闭上了，这颗头看上去和我在喊叫之前的样子一样。正在此时，我又开始喊叫，他的眼皮再一次不带抽搐地、慢慢地睁开了，无可否认地是活人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或许甚至比前一次更有穿透力……为得到这种效果，我试图喊叫第三次；再也没有动作了——那双眼宛如玻璃，正像是死人的那种眼光……

你当然知道这会导致什么事情。这导致了人头移植。借助于外在的供血，只要供血不断，如果大脑（一个人格）及其周围的脑袋能够维持着发挥作用，那么一不做二不休，真正把它移植到一个活着的、会喘气的身体上，如此这般它就得到了持续的供血——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时光如箭、斗转星移，我们就来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时间是1908年5月。

查尔斯·古斯瑞（Charles Guthrie）是器官移植领域的一位先驱。他和一位同事亚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最先掌握了吻合术：把一段血管缝到另一段血管上而不渗漏。在那个年代，这个差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超的灵巧，以及非常细的线（有一次古斯瑞试图用人的头发缝合）。掌握了这种手艺，古斯瑞和卡雷尔就技痒难耐了，移植一截狗大腿和整个前腿；他还能保持外来的肾脏在体外活着，并将其缝合到腹股沟内。卡雷尔接着因为他对医学的贡献得了诺贝尔奖。古斯瑞，是这两个人中随和而谦卑的一位，却被无礼地忽视了。

5月21日，古斯瑞成功地把一条狗的头嫁接在另一条狗的脖子上，创造了开天辟地的第一只人造双头狗。动脉被嫁接在一起，其方式是寄主狗的血流过外来的那颗狗头，然后流回寄主狗的脖子，血液在此继续流到寄主狗的大脑，然后回到循环之中。古斯瑞的书《血管手术及其应用》（Blood Vessel Surgery and Its Applications）里有一张这个历史性的造物的照片。若无说明文字，这张照片就显得是有袋犬的某种稀有的品种：一个稍大的婴儿狗的头，从狗妈妈皮毛中的育儿袋中探出来。这颗移植的头是从脖子根缝合的，却是反着的，因此两颗狗头下巴对着下巴，给人一种亲密无间的印象，尽管那必定是最勉强的共处。我猜古斯瑞和卡雷尔当时在一块儿的照片，也是这么回事。

正如加尼先生的头一样，就这颗狗头和大脑重新获得很多功能一事而言，在头被砍掉和血液循环恢复之间，流逝的时间太多了（20分钟）。古斯瑞记录了一系列原始活动和基本的反射作用，类似于拉博德和海姆观察到的那样：瞳孔收缩，鼻孔颤搐，舌头“沸腾般地搅动”。在古斯瑞的实验笔记中，只有一条记录暗示那颗反过来的狗头或许知道发生了什么事：“5：31：泪液分泌……”在手术后大约7小时，并发症发生，两条狗被施以安乐死。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移植奇才弗拉基米尔·德米科霍夫移植的那些狗头，是最先能够享有（如果可以用这个词）完全的大脑功能的狗头。德米科霍夫使用“血管缝合机”把切除狗头而断氧的时间缩短到极限。他移植了20颗小狗的头——其实是“头、肩、肺和前肢”这几部分，连同清空了的食管，不很整齐地挂在狗的体外——移植到成年狗身上，以便知道它们做什么、能活多长时间（通常活2～6天，但有一例活了29天之久）。

在德米科霍夫的书《重要器官的实验性移植》里，有第二号实验的照片和实验笔记，时间是1954年2月24日：一只一个月大的小狗的头和前肢，移植到看来是一只爱斯基摩长毛狗的脖子上。实验笔记描绘了那只小狗的头差不多完全快乐的神态：

09：00。外来的狗头急切地喝水或者奶，挣扎着好像要把它自己从寄主狗的身上挣脱出来。

22：30。在把寄主狗放在床上之际，移植的头把一位工作人员的手指咬出了血。

2月26日18：00。外来的狗头咬了寄主狗的耳朵后面，后者于是就叫唤并且甩头。

德米科霍夫的器官移植实验对象一般地死于排异反应。抗排异药物在当时还不存在，寄主狗的免疫系统颇可理解地把嫁接到它脖子上的那些狗零件视为不怀好意的入侵者，接着就对其发起攻击。因此，德米科霍夫就撞了南墙。他实际上把狗的每一片段和片段组合移植到另一条狗身上，此后他的实验室就关门大吉了，他也默默无闻了。

如果德米科霍夫对免疫学知道得多一些，他的事业或许就大为不同了。他或许意识到大脑享有所谓“免疫豁免权”，能够依赖另一个身体的供血存活几个星期而无排异反应。因为大脑得到了血脑屏障的保护，它就不像其他器官和组织那样遭到排异。在术后的一两天之内，在古斯瑞和德米科霍夫的移植狗头的黏膜组织开始肿胀和大出血之时，尸检表明大脑看上去是正常的。

此后的事情开始奇怪起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罗伯特·怀特的神经外科医生开始做实验，用的是“分离的大脑标本”：从动物头里取出来的活脑。与德米科霍夫和古斯瑞的整个头部移植不同，这些脑标本没有脸，没有感官，过的那种生活，封闭于记忆和思想。鉴于这些狗脑和猴脑中的许多是移植在别的动物的脖子里面或者肚子里面的，那么这就不过是一桩碰巧可行之事。大脑封在别家的肚子里，就满足好奇心一事而言，不很提情绪。那是某种“手术门路”，别家的肚子不是你打算安顿余生的去处。

怀特琢磨出来了：在手术过程中冷却大脑，以此延缓细胞破坏过程（这技术如今用在器官摘取和移植手术中），大脑的大多数正常功能就可能保得住。这意味着：那些猴子的品格——它们的心灵、精神、灵魂——能继续存在于另外一个动物的身体里，一连存在好几天，却不需要其身体或者任何感官。那是怎么个情形呢？那可能派什么目的？那个目的正当吗？怀特可曾想到有朝一日像这样把人的大脑孤立起来？琢磨出这么一个计划的那个人，他还要付诸实施，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为了找到答案，我决定访问住在克利夫兰市的怀特，他在那里安度退休生活。我们计划在“城市医疗保健中心”见面。中心在他当年进行历史性手术的那间实验室的楼下，而实验室得到了保存，成了某种由媒体手术照片构成的神社。我早到了一小时，在中心的车道上兜圈子，想找一个能坐的地方，喝喝咖啡，看看怀特的论文。没有这样的地方。我终于折回医院，坐在了停车库外的草坪上。我听说克利夫兰市经历过某种文艺复兴运动，但这个运动显然发生在其他城区。让我干脆点说吧，这不是那种我乐意安度余生的地方。

怀特带我穿越医院的走廊和楼梯，走过神经外科部，上楼梯，就到了他的老实验室。他如今76岁，比他做手术那时候瘦，却不显老。他对我的那些问题的回答，有一种机械而耐烦的味儿；别人问他同样的问题已经问了好几百遍了，你想想。

“到了”，怀特说。“神经学研究实验室”，门旁的一块匾上写着这几个字，这透露不出什么实情。举步进去，等于后退到1968年，那之后的实验室一般才变得洁白，一尘不染。台面是无趣的黑石头的，留着一圈一圈的污迹，柜子橱子是木头的。离上次打扫卫生，有日子了；常春藤遮住了一个窗户。荧光灯罩子看起来像冰箱里做冰块的那种模子。

“当年我们大呼成功，跳舞庆祝，就是在这个地方。”怀特回忆。这地方很窄，没有跳舞的地方。这是一个天花板低矮、杂物凌乱的小屋子，有两把凳子给科学家坐，还有一个为恒河猴预备的尺寸显小的兽医手术台。恒河猴常用于实验。

正当怀特和同事们载歌载舞之际，那只猴子的脑子里在转悠什么事情？我问他，发现突然只剩下自己的思想了，你设想这是怎么个情形呢？问这问题的第一个记者，当然不是我。1967年11月，在《瞭望》杂志的一篇访谈中，颇有名气的奥瑞雅娜·法拉奇，把这个问题呈给了怀特的神经生理学家利奥·马索普斯特。“我琢磨着啊，没了感官，这猴子的思维更敏捷，”马索普斯特博士欢快地回答，“究竟是哪种思维，我不知道。我猜，这猴子目前主要是有它肉身时候的记忆了，是一个储存信息的仓库；它不可能继续长进了，因为它得不到经验的滋养。然而，这个处境也是一种新经验嘛。”

怀特说话不带粉饰。他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隔绝室”研究；在研究中，被试者得不到感官输入，没的可听，没的可看、闻、摸或者尝的东西。这些人不需要怀特的帮助，就几乎等于盒子里的大脑。“处在这种境况中的人，实话实说是发疯了。”

怀特说，“而事情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尽管发疯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种新体验，但没有人自告奋勇愿意成为怀特的一颗孤立的大脑。当然，怀特也不能强迫谁愿意——尽管我设想奥瑞雅娜·法拉奇或许会。“此外，”怀特说，“我怀疑这个研究在科学上的实用性。研究这个，有什么正当理由？”

那么，把一只恒河猴置于这种境地，道理何在？到头来是这样：孤立的大脑实验，仅仅是通向让整个脑袋活在新身体上的第一步。到怀特粉墨登场的那个时候，早期的抗排异反应药物已经有了，组织遭到排异的许多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如果怀特和研究小组搞出了大脑的门道，并且发现他们能够保持大脑发挥功能，他们就会进而去对付整个头部。首先对付猴子头，然后呢，他们希望，去对付人头。

出了怀特的实验室，我们继续到附近的一家中东风格的饭店包间里聊。在谈到猴子大脑的时候，我建议你永远不要吃豆腐脑，或者任何稀里咣当、灰不溜秋的食物。

怀特想到的手术，不是头部移植，而是一种全身移植。得这么理解这个说法：不是弄到捐献者的一两个器官，而是一个将死之人得到一具脑死亡、但心脏跳动的尸体的整个身体。与古斯瑞和德米科霍夫的那种多头怪物不同，怀特将把捐献者的头从其身体上拿掉，给它换上一颗新头。这个新身体在逻辑上的接受方，按照怀特展望的那样，会是一个四肢瘫痪的病人。单说一件事，怀特说，四肢瘫痪病人的寿命一般是缩短了，他们的器官比正常人衰老得快。把他们（应该说他们的头）安装在新的身体上，你就为他们倒腾来10年、20年的生命，他们大体仍然是他们自己。高位的四肢瘫痪病人，脖子以下全瘫了，需要人工呼吸机，而脖子以上的一切运行正常。你倒是也可以说，那具心脏跳动的尸体被移植了一个新头。因为还没有哪个神经外科医生能把切断的脊髓神经重新连接起来，那么最终结果也仍然是一个四肢瘫痪的病人——但他不再是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这颗头能听声音、尝味道、看东西，”怀特说，“他能读书，能听音乐。脖子上装一个设备，他就能说话，就像扮演超人的里夫先生那样——他在事故中瘫痪了。”

1971年，怀特成就了不可思议之事。他把一只猴子的头切下来，然后把它接在第二只猴子（斩首了）的脖子根上。这个手术费时8个钟头，需要许多助手，每个助手都得到了详细的操作指南，包括站在哪儿，说什么话。在手术之前，怀特到了手术室，用粉笔在地板上用圆圈和箭头表示每个人的位置，像个足球教练一般。第一步，是为两只猴子做气管切开术，把它们接在呼吸机上，因为它们的气管马上就要被切断了。第二步，怀特切割两只猴子的脖子，但留着颈椎和主要的血管（两根颈动脉，输送血液到大脑；两根颈静脉，将血液送回心脏）不要切断。第三步，把献出身体的那只猴子的颈椎骨切断，并用金属片盖住身体的切口。对献出头的那只猴子做同样的事，也用金属片盖住切掉的头的底部。（在有待于重新组合的头和身体的血管重新接起来之后，那两块金属片要用螺丝刀固定在一起。）第四步，用柔软的长管，让身体的循环系统为其新头供血，然后把血管缝合起来。第五步，那颗头被从其原来身体的供血系统上切下来。

说起来简单，当然，做起来复杂得多。我轻描淡写，好像用一把小刀和一个针线盒就能把这整个事情办妥似的。你要得到更多细节，我就把你引向1971年7月那期《外科手术》，里面有怀特关于手术的论文，配以用钢笔画的插图。我最喜欢的那张，画的是猴子的身体，它肩膀上边是一颗影影绰绰、鬼气森森的猴头，这表示这猴子的头刚刚还在的位置，一只轻佻的弧线箭头划过画面，指向第二个猴子身体上面的空白处，这表示第一只猴子的头如今要搬到此处。插图笔法干净、就事论事、不偏不倚，而真正的手术想必是一片忙乱，特别地吓人；这正像飞机上的紧急逃生说明书一样，为那些正在坠毁的飞机的内部平添了一种井井有条、老生常谈的色调。怀特拍摄了手术过程，尽管我和他软磨硬泡了很长时间，但他还是没给我看录像。他说手术过程太血腥了。

这吓不到我。吓到我的，是在麻醉效果耗尽之际，猴子脸上的表情：它意识到了刚刚发生的事儿。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论文《猴子头部的交换移植》中，怀特描述过这一时刻：“每颗头都明显感到外部环境的存在。眼睛追随进入其视野中的人和物件，那些头仍然保持其好斗的天性，如果受到言语的刺激，它们会咬人，由此可证。”怀特把食物送进它们的嘴里，它们就咀嚼，并且试着吞咽——这恶作剧可有点不厚道了，因为食管还没有接上，吞也是白吞。这些猴子的新寿命，从6小时到3天不等，大多数死于组织排异或者失血。（为了避免血管吻合处发生血液凝固，这些动物早被注射了抗凝血剂，而这一举措却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我问怀特，可曾有人挺身而出，乐意献头？他提到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四肢瘫痪病人，年老而富裕。此公说得清楚：在他天年耗尽之前，如果身体移植手术臻于完善，他就愿意玩它一把。“臻于完善”是关键词。接受手术的人的忧虑是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人想当一颗用来练手艺的头。

假如真有人豁出去同意了，怀特会一试身手吗？

“那当然。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在人那里就不会成功。”怀特认为美国不大可能是率先进行人头移植的地方，这归咎于官僚习气和制度阻挠；关于激进的新手术，创造发明的人要面对这个。“你对付的是一种彻底革命性的手术嘛。那到底是全身移植呢，还是头部移植，大家琢磨不透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会说，‘你得关心那些人，你用一个身体里的器官就能够救他们几个人的命；你可倒好，把那个身体全都给了单单一个人，还是个瘫痪了的人呢！’”

还有其他国家，那些国家不怎么爱管尸体的闲事儿，他们可能欢迎怀特过去，去谱写改头换面的历史。“我明天或许能在基辅做这个事儿。在德国和英国，他们更感兴趣。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他们想要我做这个。意大利希望我做这个。但是，钱从哪儿来呢？”即便在美国，费用也挡了路。如怀特指出的那样，“手术这么贵，得益的只有少数病人，谁会为这样的研究出钱呢？”

让我们假定，有人确实为研究出钱，怀特的手术也得以完善而可行。那么，有人身患绝症，干脆得个新身体，外加几十年的生命——尽管（用怀特的话）那是枕头上的头——能有这么一天吗？能有。不仅如此，而且随着受损脊髓修复术的进步，有朝一日外科医生或许能把脊髓神经重新接起来，这意味着那些头能离开枕头，开始到处走动，并且控制其新身体。没有理由认为有朝一日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

认为那会发生，理由也没有几个。保险公司不大可能涉足如此昂贵的手术，这就把延长生命的这种特殊方法弄得高不可及，巨富的人是例外。为了让病入膏肓、却挥霍无度的人活着，占用医疗资源，这有道理吗？我们这个文化不应该倡导对死亡采取一种理智而达观的态度吗？关于这个问题，怀特不想发表断语，但他仍然想做这个事。

有意思的是，怀特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教皇科学院”的成员，大约78位脑筋聪明的名士（连同他们的身体）两年一次飞往梵蒂冈市，为教会特别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帮助教皇跟上最近的进展：干细胞研究、克隆、安乐死，甚至其他行星上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怀特而言，这不是个合适的地方，因为天主教宣扬灵魂占据着整个身体，不单单占据大脑。在怀特与教皇的一次会面时，这个话题被提到了。“我对他说，‘这个，圣座，我不得不认真地认为人类的精神或称灵魂，从身体上而言，坐落在大脑里。’教皇脸色凝重，未置一词。”怀特收住话头，低头看着咖啡杯子，好像后悔那天的坦率。

“教皇的脸色总是有点凝重吧，”我善解人意地说，“我的意思是，以教皇的财力和其他的一切。”我不禁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教皇或许是全身移植的一位不错的人选呢。“上帝知道，梵蒂冈有钱……”怀特瞟了我一眼。他这一瞟，意味深长。我搜集了一些报纸照片，是关于教皇为在法袍上的花费而遭到的非议。把此事告诉怀特，或许就不是个好主意了。那我就成了一个在背后嚼舌头的小人了。

特别是因为天主教既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也接受器官移植的举措，怀特就非常希望天主教会改变其死亡定义：把“灵魂离开身体之际”改为“灵魂离开大脑之际”。但是，教廷就像被怀特移植的那些猴头似的，仍然保持着其好斗的天性。

无论全身移植的科学前进多远，怀特或者任何其他人（他们从心脏跳动的尸体上把头割下来，然后把这颗头安装在另一个身体上）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与捐献者的许可有关系。单独的一个器官，从身体上取下来，就和个人没有牵扯了，它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器官捐献带来的人道主义好处，胜过了围绕着把这个器官割下来这件事的感情悲伤——无论怎么说，我们大多数都是这么想的。身体移植是另一码事了。为了改善一个陌生人的健康，有谁及其家人会把整个的一个好端端的身体献出去呢？

他们或许会献的。此事在以前有过，尽管那些有特殊治疗之功的身体不曾找到通往手术室的门径。那些身体更多地成了药料：身体的某些部分被派了用处，用酒泡过，或吞或吃。整个人体（身体的零零碎碎也是一样），在若干世纪里，是药典里的重头戏，在欧洲和亚洲都是如此。有人实际上自告奋勇为此献身。在12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如果一个老人愿意献出自己，让人把自己做成“木乃伊蜜饯”（做法嘛，见下一章），那么有人或许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移植给别人，此事就并非不可想像。好吧，或许也有一点难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