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据说，在当时，纽伯德尔地区最著名也最受尊敬的人，就是赫顿斯弗莱德加德街退休的老水手长奥鲁夫森。每天上午，圣保罗教堂的钟声敲响十一下时，人们就看见他高高瘦瘦的身影从一幢两层小楼破旧的大门走出来，他的住所就在楼上。他会在路边站一会儿，就和曾经当水手时一样，抬头观察云层情况，双眼从屋脊扫过一遍，就像在打量船上的索具。他穿着一件有点儿褪色但刷洗得非常整洁的大衣，扣眼儿上还别着一条宽宽的丹麦勋章绶带。白发苍苍的头上戴着顶灰色礼帽，牢握雨伞的左手还戴着一只皱巴巴的皮手套。
他把右手背在身后，沿着坎坷不平的石板路慢慢的小心翼翼地走着。与此同时，妻子则出现在住所的窗前，目光注视着他直到他安全走过埃尔斯德加德街转角的那条深沟。她穿着件大花的睡衣，两只耳朵前面都夹着卷发纸，她自豪又满足地看着悉心照料的丈夫，就好像他完全是她所创作出的一件作品。
这会儿，水手长已经走过了纽伯德尔警卫室，警卫室承梁上挂着警钟。这时他把雨伞换到右手，以便有警卫向他敬礼时，他好用戴手套的那只手回礼。他很重视这些，也总是认真回礼。然后他拐向卡麦尔加德街，朝阿美琳堡皇宫广场走去，每天卫兵换岗时他都准时前往。他听了一会儿换岗仪式音乐，往回穿过康根斯加德街，然后从伯格加德街进了城。
这里，他就走出了名声远扬的街区，没有人知道他是水手长奥鲁夫森，曾获得过国王亲手颁发的丹麦勋章绶带，简而言之，他在这里就是一位寻常的步行者，人们推搡到他也不会受到责罚，他的腰腿似乎有什么问题，不由得拉慢了他的步速，他挪动着疼痛的双脚，步履蹒跚紧张地穿过急匆匆的人群。他从没到过比科布马格加德街更远的地方，对他来说，那条街就不再是真正的哥本哈根了，那里是如此偏远的郊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想在那里生活。在他看来，阿德尔洛格街和伯格加德街就是这个城市的动脉，再加上格罗尼—斯瓦尔特—列格涅加德街周围的街区、海关、霍尔门岛就组成了整个世界。归家途中，他总会在安托尼斯特雷德街遇见最后一个扫大街的人，有时会到希尔克加德街乔丹小姐图书馆为妻子换本书，然后就转身回家。
一般情况下，他还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回到赫顿斯弗莱德加德街，因为在每个街角，他都要习惯性地停下脚步观察经过的人流和车水马龙。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已经八十岁了，视线总是模模糊糊的，但却很喜欢盯着那些女仆们看，尤其是她们那袒露的双臂。要是偶尔有谁从他身边近距离擦过，他还会小声咕哝几句甜言蜜语，然后扎着头边傻笑边急匆匆走开。
他也忍不住要到商店橱窗前面站一会儿，看看那里陈列的商品，把针织品商店的内衣啦，珠宝店的钻石啦，各种商品的价格都记下来。不过，他并不是想买这些东西。总之，这样的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他的妻子非常清楚他的弱点，知道他对年轻漂亮的女子缺乏自制力，因此从不准他带钱出门，但即使口袋空空，他也很高兴到商店去逛逛，各种各样的商品都摆在面前，问问其中最贵的那些商品的价钱，然后离开时还留下一句“下次来，我会通知你们”。
下午，水手长就待在家中的客厅里，也就是他们纽伯德尔人口中所谓的“沙龙”里，那是间类似船舱的房间，天花板很低，有一排小窗可以看到外面的街上。他头戴便帽，坐在其中一扇窗下，一连几个小时一直看着一群群不太温驯的乌鸦从公园飞来，或是落在街对面的屋顶上，或是绕着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呱呱厮打，那些垃圾桶当时还放在寂静空旷的街道上各家各户的门前。他衰老昏花的双眼前不时笼上一层薄雾，头慢慢地点在胸口上，嘴巴也张开来。
“你又开始煮豌豆啦，小老头。”妻子是在说水手长发出的独特的鼾声，每当睡意战胜他时，他都会发出那种鼾声。妻子坐在下午常坐的火炉旁的位置上，边做编织活儿，同时边读着放在膝头的一本破破烂烂的小说，她用手肘翻页，以免打断编织的活计。窗口挂着一只鸟笼，一只金丝雀在栖木上跳来跳去。里屋的门开着，一位金发少女坐在那里缝衣服，那是他们的养女特莱茵。
奥鲁夫森夫人和他丈夫几乎一般身高，体格就像骑兵，嘴上还隐约长着一抹淡淡的灰色茸须。上午，她穿着睡衣，戴着纸发卷走来走去，一点儿也不动人。但到了下午，她裹紧胸衣，穿上美利奴细呢衣裙，再把半秃的头顶藏进装饰着彩带的便帽下，前面还垂下精心梳理的卷发，轻佻地衬着还没有完全衰老的脸颊，人们这才相信为何纽伯德尔人总称赞她昔日的美貌。
总之，她和水手长男才女貌，也是幸福的一对。如果说水手长并不能总是严格恪守结婚时所发下的誓言，但尽管如此，奥鲁夫森夫人却对他非常忠贞。年轻的时候，她魅力十足。如果流言值得相信的话，曾有这样的传闻，据说曾有这样一位亲王，他会趁着纽伯德尔地区少妇的丈夫长期在外远行之时追求她们。一天晚上，他在玛丽娜德街角向奥鲁夫森夫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想向她求欢。奥鲁夫森夫人深深行了一个屈膝礼，垂着眼睛，默默的跟在他身后走进堤岸后面一条黑暗隔绝的街上。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出自心底里的善良，她动作敏捷地把那瘦小的贵族放倒在膝头，狠狠的揍了他一顿。这不是那位亲王第一次因冒犯纽伯德尔的妇人而挨揍，但绝对是被揍得最厉害的一次。
这对老夫妇多年来在市民中一直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们家也一直是该地区各种精英人士喜爱的聚会场所。这里举办的社交活动在纽伯德尔许多家庭里都是找不到的。一般的教会假日，比如祈祷日和忏悔日，基督教家庭到处都能看到丰盛的食物和热乎乎的潘趣酒，除此之外，这家里也会庆祝一连串的家庭节日以及许多私人性质的周年纪念日。有金丝雀彼得被领养到这家的纪念日，水手长大脚趾多年前因为骨疡被切除的纪念日。其中最棒的要数奥鲁夫森夫人的理发日了，每年春天气候回暖的时候，她都会为主持活动的理发匠准备一顿盛大的巧克力午餐，活动随后开始。
参加这些聚会的总是相同的七八位旧友，四十多年来，每逢重要的家族活动，他们总一起庆祝。这些人有丘利潘加德街退休的木工头本茨，德尔芬加德街退休的舵手莫拉普，炮手长金森，克罗克迪伦街的铆工弗斯，还有他们的妻子。就连庆祝的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宾客们齐聚里屋，水手长就会打开“沙龙”的大门，那里桌椅都已布置停当，他邀请朋友们入席就餐，就连提醒时讲的俏皮话都没变，他说“是时候给脸上塞点什么东西了”。大家都已就座，女主人就会端上蒸鹅或是火腿，每到这时，铆工弗斯就会往后翘起椅子，故作惊讶地说：“呀，奥鲁夫森夫人，您又下了一个巨蛋啊！”而奥鲁夫森太太就说他是个老不正经，又吩咐客人们随意用餐。
每到这时，门常常会打开，进来一个满头卷发的年轻人，他的到来引得大家愉快地表示欢迎。大家都很喜欢他。老人们都亲切地起身伸出手，小特莱茵唰的一下羞红了脸，连忙到邻室去搬椅子，在桌边腾出一个新位置，又从厨房取来一个热乎乎的盘子。新来的客人是工学院的学生，姓希德纽斯，二十一岁，是奥鲁夫森家的房客，已经在水手长公寓楼下两间小屋里住了好几年了。
慢慢的，滤酒器和盛白兰地的酒碗都空了，席间气氛也越来越活跃。
只有特莱茵仍静默不语，因为她要负责照顾这些客人们。她斟满酒杯，递送面包，更换餐盘，修剪烛花，取盐罐，捡拾掉落的手帕，太太们不舒服或是打起嗝儿来，她还会递茶送水，这些动作都悄无声息，以至于她的存在都几乎不为人所觉察到。就好像是有个无形的幽灵在为这伙人服务似的。她虽然十九岁了，但看上去却还小，没有发育成熟，很容易被忽视。老人们都觉得她还是个小孩儿，一个瘦弱的小孩儿，事实上，她还有点迟钝。她是个可怜的孤儿，被水手长收养来，连出身都弄不清楚。她长得也不漂亮，即便是对年轻的希德纽斯来说，她也不过只是一个刷鞋和洗床单的隐形工具。
潘趣酒和撒着糖粉的苹果上桌后，大家唱起一支支歌颂友情和爱国的歌曲自娱。弗斯夫人漂亮的高音音色备受钦佩，但她的力度却更为引人注目。歌声还在继续，特莱茵先确定了客人们都不再缺什么，然后就进了厨房。她从敞开的炉子里点了一根蜡烛，端着它走下这幢房子那就像某种船上梯子般又小又陡的楼梯，她为希德纽斯收拾了房间，好供他晚间休息。那是两间又暗又潮的小屋，摆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铺着油布的软椅和一张折叠桌，上面乱七八糟地摆着些书本、画图工具和印着铅笔印子的大卷纸。特莱茵把蜡烛在桌上放好，然后打开窗户，手扶着窗框站着想了一会儿。她看见窗外浪漫的满月之光辉洒在小小的围着篱笆的花园里和园艺棚屋上。她突然战栗了一下，就像是被自己的所思吓住了，接着耐心地着手整理这乱糟糟的屋子。他拾起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挂到卧室窗帘后面，把桌面上的书本重新码放整齐，那些小的绘图工具则放到盒子里各归原位。尽管这位年轻的先生从没有劳心交待她这些东西的事，从没有仔细告诉她这些东西他希望或是要求放在哪儿，但爱的本能让这个淳朴的女孩儿了解了他的习惯，爱教会她如何猜测他的需要，教会她如何稳步穿越幻想的迷宫和杂乱的想象，走进这样一个年轻人独特而果断的内心。那时，他举起手指，做了个吓人的鬼脸，就一劳永逸地让她明白了，她应把侍奉他作为她一生的任务和特别的使命，这样上帝在审判日才不会责难她。
因此，正是出于响应这种崇高而神圣的号召的奉献精神，她走进了他小小的屋子，忙着整理他的物品。一种虔诚的心情充满了这间小小的卧室，她忙碌地为他铺好床，顺手把拖鞋鞋尖朝内放好，火柴放到离床最近的灯旁。最后，她拿起枕头放在两手间拍打好让羽毛松软些，接着她把枕头贴着心口放了一会儿，满脸崇敬地闭上眼睛。
与此同时，老人们在“沙龙”里越来越忘乎所以。铆工弗斯取来了吉它，不顾女士们的反对，唱起了不体面的船上歌谣《旧海滩边有个肥婆娘》。男人们高兴地大叫，希德纽斯也笑着。八十四岁的老木工头本茨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听起来就像是从瓶子里发出来的。女人们却都觉得受到了冒犯，起身走到里屋，那里咖啡、糖果、红醋栗酒已准备好了。
直到天快亮，聚会才开始散去。老夫老妻们重归于好，歪歪倒倒往家走去，他们这么高兴，在大街上深情地拥抱亲吻。
正是在这里，在这群饮尽杯中欢乐美酒直至沉渣的老人中，彼得·安德烈斯找到了第一个栖身之所，找到了通往梦想中的幸福国度路上的一个临时避难所。在这里，他的个性得到了最仁慈的理解，而以往在他的牧师家庭，他的那些性格都被视为是死亡或是魔鬼的行径。在初到哥本哈根的那些孤独年月里，他尤为感激这家人，以及这整个欢乐恬适的街坊环境，这里是隐匿在都市里的小小国度。后来，他的交际圈渐渐扩大，和这对老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圈子的交往就变少了，但他们从没中断联系，这对老夫妇仍旧很喜欢他，照顾他，几乎把他当成自己家人那样对待。他不止一次空着肚子上床睡觉，而奥鲁夫森太太总会体谅地邀他来“试试”新做的奶酪，或是帮她新烤的火腿“给点儿意见”。尽管彼得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贫困状况，但他们还是很快就察觉了这一点。
然而，奥鲁夫森夫妇并不能真正了解他。有时候，他很健谈活泼，但对自身情况或理想目标却甚少提及，要么就是玩笑般说起。当他们直言不讳地问起时，他就会说：“我在学习当个大臣。”虽然奥鲁夫森夫人总不知疲倦地问起他家里和家庭情况，但他总固执地缄口不语。他已下定决心当过去的一切都是死物，统统忘掉，任何仇恨和耻辱的回忆都不能困扰他现在的生活。他力图将自己的内心净化成一块空白的石板，上面只能刻上金光闪闪的幸运和成功的脚本。无论是桌子上还是墙上都没有关于他离开的那个家庭的相片，他不愿回想起那里，也不愿展示给别人看，直到他能挣得权力，要求给予自己公正评价。如果他突然死了，谁也不可能在他最隐私的地方找到一封留存的信件，或是其他任何指示能证明他是谁，来自何处。他甚至改了名字。他的签名不再写彼得·安德烈斯，而是简写作彼尔，他很遗憾自己不能采用另外的姓氏。
他和家里的关系渐渐只剩一些简短的信件往来，他在信里寄回每季度从父亲那里领到钱款的收据，那些钱完全不够，他学习所需的上课、书本、绘图和测量工具的支出是如此庞大。为了过活，他从十八岁起，就开始在一所男校教算术，同时还帮一位老师傅复制设计图。
有时，他感到很沮丧。他觉得自己因贫困而被人看不起，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男校教书的工作，这事他从没提起过。另外，他对学习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前途的幻想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