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闲情雅趣(7)

汉朝的蔡邕不但是个文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飞白书”就是他独创的。一天，蔡邕把写好的文章送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去。在蔡邕等待接见的时候，有几个工匠正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在刷墙。他就站在一边看了起来。一开始，他不过是为了消磨一下时光。可看着看着，他就看出点“门道儿”来了。只见工匠一扫帚下去，墙上出现了一道白印。由于扫帚苗比较稀，蘸不了多少石灰水，墙面又不太光滑，所以一扫帚下去，白道里仍有些地方露出墙皮来。蔡邕一看，眼前不由一亮。他想，以往写字用笔蘸足了墨汁，一笔下去，笔道全是黑的。要是像工匠刷墙一样，让黑笔道里露出些帛或纸来，那不是更加生动自然吗？想到这儿，他马上交完文章奔回家去。

蔡邕回到家里，顾不上休息，准备好笔墨纸砚。想着工匠刷墙时的情景，提笔就写。谁知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一开始不是露不出纸来，就是露出来的部分太生硬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终于在蘸墨多少、用力大小和行笔速度各方面掌握好了分寸，写出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使字变得飘逸飞动，别有风味。直到今天，“飞白书”还在被书法家们所应用。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文化中也最具特色。中国艺术重意境，书画的发展主要是运用笔墨在纸上表达。文献上有不少关于纸的由来和特色的记载。最早当为晋代傅咸所作的《纸赋》：“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已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案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在文中可以体察出古代文人以纸自喻、尚俭高洁，以文为雅、以逸为适的文化心理。这一心理表现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是通过一种独特的媒介——“宣纸”来实现的。

“宣纸”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当时宣州（今安徽宣城）泾县以“宣纸”作为贡品。“宣纸”一直是最广泛用于艺术方面的纸，被称为“纸中之王”。其质地精细、洁白、柔软，专供书法和绘画之用。宣纸以檀树皮和禾杆混合制成。其质视其原料中檀皮所占的比例。最上等的“宣纸”，纯以檀皮为原料；普通的“宣纸”，檀皮约占一半至七成不等。以檀树皮制“宣纸”，相传是东汉蔡伦的弟子孔丹发现的。孔丹在泾县于无意间发现，浸在溪间中的檀皮腐蚀后形成的纤维体可用以造纸，于是便发明了以檀树皮制纸的方法。

宣纸吸水性很强，水墨点在纸上会马上洇开，能达到瞬间水墨交融的效果。用浓墨，墨色鲜亮；用淡墨，层次清楚；用复墨，笔笔分清，干后有立体感，不嫌平薄；用焦墨，黑白清晰；用水混墨，能产生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泾渭分明而又相互渗溶的感觉。

最初，人们绘画是在墙壁上涂绘。到唐代，开始在纸上作画。至宋代，书画已发展为一种整体的艺术。许多文人学士既是书法家又是画家。所谓“文人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兴盛。“文人画”的特征是用快速和流利的笔法作画，而洁白、平滑、柔软和有吸收力的宣纸正适宜“文人画”的这种特征。另外，虽然丝织品也具有纸张的一些特性，但其价值高昂。此外，用泼、破等墨色深浅法达成的色调效果，也只能用于宣纸，却难于用于丝织品。

2）墨砚

墨的正式出现，最早是在西周时期。汉代以后，则多用松枝或桐油燃烧后的烟制墨。由于制作原料不同，墨可分为三种：松烟墨，采用松木烧烟，加入胶和香料制成。其质细色润、无光泽、香气防腐、研无声。油烟墨，用桐油、菜籽油或其他植物油烧烟，加入胶和香料制成，色泽黑润、渗透力强、耐水性强、不褪色。油松墨，即松烟和油烟混合制成的墨，色浓又有光泽。好墨有四个条件：色墨、烟油、胶轻、声清。色墨指纸上的墨色要沉静有神采，以墨色黝黑而发紫光的最好。宋代晁以道在其《墨经》中说：“凡墨色，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渝者为贵。”烟油指烟无杂质，质地坚细，磨出的墨颗粒细洁，被磨的横断面犹如镜面，绝无砂眼。胶轻指墨中胶成分要少，墨身浸在水中四边平正，不变形，不胀裂。声清指研磨时声音清而细微，敲时声音清脆而不粗浊。

用墨之前，先需研墨。研墨要有耐心，按顺时针方向，墨锭保持垂直、移动平正，重按缓磨，用力均匀，疾徐有节，忌急于求成。整个研磨过程，就是一个书画的运思过程。古人有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在研墨时，一来构思运筹帷幄，二来凝神养性修身。

在国画艺术中，以墨代彩，所谓“墨分五色”，就是和水研墨为汁，出现不同的墨色和层次，表现水墨变化。历代文人对水墨情有独钟，王维在《山水诀》中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王洽云：“泼墨成山水，烟云惨淡，脱去笔墨町畦。”宋代米芾、米友仁提出“墨戏”。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一句话“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道出了文人以墨代彩，追求水墨的文化心理是“意”所驱使。所以，文人对水墨变化的热爱是追求雅逸文化心理的具体呈现。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台似乎总是工具性的功能多一点，但在喜好浪漫的古人眼里，文明的传承、文化的灿烂，都离不开那一方小小的砚台。也就是在这么一点点空间里，我们的祖先赋予了它艺术、历史、文化、收藏等诸多价值。砚台有着刚健的质地，却又不失温软柔润，正好似既有铮铮铁骨、又不失谦谦君子之风的文人墨客，受到千古钟爱也是自然的了。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东汉以后才抛开研石，自成一体。中国历史上砚台的品种很多，因制砚的材料不同而出现各种名贵的砚台。其中最名贵的是端砚、歙砚、兆砚、澄泥砚，被称为中国传统的“四大名砚”。

文人以文为业，以笔墨为生涯，故又常把砚石比作笔耕之地，称为砚田。一方砚，天下多少文章书画从此而出。宋代《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砚不仅为文人书画喜用，而且也反映出文人雅逸文化心理的效应，使访砚、藏砚、赏砚、刻砚，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

宋代文人视砚为“文玩”。“吾砚平生极自珍，涂云抹月发清新。临归携就西湖洗，不受东华一点尘。”又是“涂云”，又是“抹月”，还要用西湖之水来清洗，如此备受珍爱的宝物原来竟是貌不惊人的砚台。这一首宋代诗人刘克庄的《题砚》诗，可谓道尽了中国文人的爱砚之情。

南唐后主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曾写下了《虞美人》等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他对砚台的喜爱到了痴迷的地步，曾派专人为皇家寻访搜罗各式佳砚，并专门设立砚务官，为宫廷制砚。传说李煜最珍爱的是一方青绿晕石奇砚，此砚颜色青绿，润如秋月，砚池中的水常年不干。宋太祖攻破南唐都城金陵，将李煜俘往汴京之时，这位南唐后主身边除了这方砚台什么都没有带。成为亡国之主的那段岁月里，李煜就是用这方砚台磨墨润笔，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绝妙好词。其中，堪称绝命词的《虞美人》更是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句，将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愁思一语道尽。

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和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他一生爱砚成痴，常常抱着砚台入睡。一次宋徽宗慕名请米芾进宫写一幅字，并将御用的文房四宝借给他用。米芾写完了字，对着御砚看了半天，一把把它抱在怀里，也不顾墨汁沾了一脸一身，跪地对皇帝说：“此砚已为臣玷污，不复为皇上所用。”宋徽宗看着以疯癫和爱砚出名的米芾，不禁哑然失笑，很慷慨地把御砚送给了他。米芾为此兴奋不已，当场便手舞足蹈起来。

敬惜书具的教育，在中国历代的启蒙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带有敬若神明的意味。《山谷题跋·子弟诫》中说：“吉蠲笔墨，如澡身浴德；揩试几研，如改过迁善。败笔涴墨，瘝北子职。书几书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临深战战。”大意是说，爱惜笔墨，要像保持身体的清洁或品德的高尚一样。收拾书桌研台，要像改过向善那样，一要彻底，二要完美。把笔弄坏或墨污了什么地方，便是一种失职。搞脏了书案书研，就如同弄脏了自己的面目那样难堪。所以，希望弟子们千万要小心翼翼，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

笔墨纸砚作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一直引导着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时代，只要一提起笔墨纸砚，人们就会联想到国家的礼制和文明，联想到书香门第的儒雅，联想到典章文物的辉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潇洒，等等。总之，它们代表着秩序，代表着身份以及代表着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不同于宗教偶像的是，笔墨纸砚没有神灵的那种威压，它们本身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物，人们尽可与之亲狎，嬉笑怒骂，庄谐皆宜。人们对它们的感情，与其说是膜拜，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人们珍爱书具，实质上是珍爱自己。笔墨纸砚有许多奇闻轶事，不乏神怪的色彩，但却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情趣、理想和襟怀，从而具有情感或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