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 反思与重建的意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1）
一、学术史回顾的视角与进路
《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蓝皮书·2013》一书已对研究回顾的视角和路径包括具体操作方式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本年度的学术史回顾基本延续这一做法，也有若干变动。
从延续的角度看，①本研究视“传播研究”为一种研究领域（field），它包含着多元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取向，内蕴着跨学科的研究进路，但“传播研究”也非漫无边界，它的特殊性主要是围绕着各种“媒介”探究社会关系的建构、维系和演变；②关注的“传播研究”在经验形态上主要以学术论文为主，具体而言，延续上年度做法，以学界较为共识的四本大陆重要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为主要着眼点，同时也关注其他新闻传播类专业刊物，诸如大学学报等综合性学术期刊；③在进路上遵循“对代表性重要研究做较为细致地呈现”这一原则。所谓“代表性”是指基本涵盖“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分支或取向，例如传播史、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集体记忆研究、发展传播学等，而所谓“重要”则是指该研究从不同层面对传播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积累做了或多或少的推进。显然，对后者的衡量受制于写作者的个人研究能力、研究旨趣，本研究在论文选择中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操作中做过平衡（注：所谓“平衡”主要以如下几种方式：（1）不同方法论取向的重要学者的文章搜索；（2）已有的研究回顾的参照，例如陈力丹、熊壮（2015）。201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第1期，第6～24页；（3）参考了有的杂志获奖论文，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年度优秀论文；（4）与本蓝皮书其他部分写作者的互相参照。），但最后结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更重文化研究和历史取向的偏向。
本年度的综述也有若干小的变动：①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的《传播与社会学刊》纳入研究样本，忽视这样一本在华人传播学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期刊而写成的“中国”传播研究年度回顾，必然是有很大缺失的。②本年度对重要研究的文本细读做了篇幅上更大的呈现。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当下学术交流环境本身已有了较大改变，诸如Google Scholar、百度学术等搜索工具以及各种学术类APP已广泛应用，获知某篇文献的内容摘要极为便易，而对重要研究而言，仅仅依靠摘要难以呈现其视角和分析进路上的复杂和精妙，因而，对2014年传播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我们做了更为细致的解读。③本年度做了一点小小的尝试，即将“传播研究”的回顾视野稍稍做了向其他学科的扩展，有的已呈现在写作中，有的因各种条件未纳入其中，但总体上，与前面所说对传播研究的理解相一致，在这一领域的回顾中如能引入更多的对话者，将有助于传播研究的提升并为人类知识积累做出更多贡献，这无疑也是今后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
具体而言，本章回顾的论文经过了如下选择过程：首先通读五本学术期刊2014年全部论文的论文摘要，同时参照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的提示，再加上在中国知网上对相关研究以关键词进行搜索，最后遴选出论文130余篇，然后再逐一做文本细读，最终确立了对之进行分析呈现的论文60余篇。本研究对这些论文做了归类合并，构成了本章分析的八个方面：“反思与重建”、“传播史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城市与空间传播研究”、“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新媒介与媒介化/中介化”、“向传播研究大师致敬”。显然，本年度的分类呈现与去年度有一定差异，这一方面依据特定年度具体研究本身的变动，另一方面不同的“分类”标准取向，不过是一个在不损害论文基本内容前提下方便的写作构成工具，真正重要的是论文本身的研究洞见。
一如去年的说明，本年度的回顾亦存在着相应局限。除了前已指出的“偏向”之外，比较明显的是，限于时间压力，原本要纳入关注和分析视野的传播研究的专著和译著，再次没有得到系统的呈现，这只好留待未来做一个整体性补充了。
二、反思与重建
卜卫的论文以第63届国际传播学年会和第56届国际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年会为例，描述并讨论了国际传播学界正在经历的危机和挑战（注：卜卫：国际传播学研究：危机、批评与挑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12期，第63～65页。第63届国际传播学年会于2013年6月16～23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第56届国际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年会于同年6月25—29日在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召开。）。依据作者介绍，国际传播学年会的主题是“挑战传播学研究”，其下设有“挑战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主题分会，传播研究的一些重要核心观念诸如“社会和文化认同”、“公共领域”、“全球化”等，都受到了学者的批评，例如有学者指出，认同理论赞同个体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流动性、复杂性和多元性，但却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增加已有认同的固化；针对“公共领域”理论，有学者提问：产生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如何揭示全球化的世界？被媒介化的公共领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中心论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挑战，引发研究者的反思。
国际传播学年会扩展会议之一是讨论技术中心论和可持续社会变革的传播学，其中围绕技术中心论也展开了争论，例如有学者指出要技术注意使用情境和采用多元路径来探讨技术与社会变迁的互相影响；也有学者较为激进地提出了“解放的技术”，即自主技术可以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挑战传播学研究”的主题分会上，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也面临着整体挑战，原先被认为最具挑战性的“文化研究”也在其中，有学者批评认为，文化研究传统研究方式缺少基于行动的理论整合或行动的理论，社会变革传播学研究强调学术与政治的融合，这本身就挑战了传播学研究的社会科学传统。
很有趣的是，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在2014年底也展开了一场高质量的对传播研究的反思讨论，《新闻记者》是主要阵地（注：除了下文要提及的文章，陆续参与讨论的文章包括：杜骏飞、周玉黍：《传播学的解放》，《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第33～39页；吴飞：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第40～47页；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第48～53页；殷晓蓉：传播学何去何从——基于时代变革的追问与思考，《新闻记者》，2015年第2期，第78～87页。）。也是从对新闻传播的核心概念反思出发，孙玮教授在《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指出（注：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第50～58页。）：传播研究要回应由新技术引发的传播实践和观念的重大变革，突出地体现在诸如“传播”、“媒介”（或者也可包括“新闻”）等核心概念的学科共识已分崩离析，既有范式已框不住新技术和新的传播实践。因而，传播研究的反思性重建的目标，不在于对既有范式的适当修补，而是要创造崭新范式、重建传播学。该文认为，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学者应当敏感地意识到该领域已在展开的针对旧有范式的检讨，将反思的立足点基于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和传播思想。
从这样的视野进入，所谓的危机，至多是哥伦比亚学派已降主流范式的危机，来自文学、建筑、城市研究、人类学等领域对传播现象的关切，诸多新的“传播”理解和研究进路的呈现，事实上正使得传播研究本身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和飞越空间”。该文认为当下一个迫切的任务是对理论遗产的整理，并给出了两个建议：
其一，汇聚各种路径、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一方面，历史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长久散落于各种路径的学术研究及社会思潮中，当前传播学反思需从中打捞、聚合、吸收、转化，另一方面，“只有经过立足于传播学基点的视角反转”，那些来自不同路径、为不同问题服务的纷繁复杂的传播思想才能为我所用。
其二，传播学既有理论也是重建梳理工作之重点。作者倡导为了重建而进行梳理应持有的态度：既要充分地理解理论发生的历史场景，避免切断其学术脉络，使之成为僵化的教条，又要回应当前社会变迁与旧有理论进行对话并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超越之。以芝加哥学派的报纸研究为例，孙玮教授借助马特拉的研究指出，必须首先看到芝加哥学派对报纸作为现代传媒理论化的语境，是都市化进程中社会巨变，但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城市”这一首要关键词几无踪影；该文同时认为，传播、媒介在当代已成为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因而要超越（而非全盘否定，亦非完全摒弃）芝加哥学派必须将其从城市中剥离出来的报纸“再嵌入”到社会生活中。
孙玮教授借助于利文斯通的观点批评当下所谓的传播学反思，不过是采撷美国主流范式的一两个小碎片作井底之观，呼吁传播研究在寻求新范式重建过程中，要有努力打通人文、社科、技术诸领域的宏阔视野。
黄旦教授的论文选择的角度是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再反思（注：黄旦：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读吴飞、杜骏飞和张涛甫三位学友文章杂感，《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第40～49页。）。他认为，传播学研究要构建一个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平台，而不是要回归某一个唯一和本质的“家园”；为此需要的不仅仅是突破美国效果研究之“困厄”，更是要整合已有的不同思想资源，重新理解传播，以适应新的传播变革。就目前来看，新闻传播理论不存在什么“结构性贫困”。通过对反思的反思，黄旦教授意在揭示，当下的确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传播领域的一个大好时机，但讨论不能脱离特定语境，并需要有新的想象，新的思想资源，防止用旧知识解说新交往，从而陷在一个老调子中循环往复。
在黄旦看来，反思意味着在历史现实的追问中发现前人的逻辑，然后表明自己的逻辑由来，因而在对几位学友的反思的反思中，黄旦都强调要将思考与具体的问题和历史的或当前的现实境遇的结合，否则很容易从一个既定的“学科”向一个虚幻的将来“学科”封闭式发展，仅只停留在共同团体内部的认识、视野和态度上的一种技术性调整。在他看来，即使最粗浅简陋的传播研究，也有其历史现实的触发，中国大陆一开始之所以对传播学发生兴趣并动了引进之念，与因“文革”而陷入僵死的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刺激有关，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传播学成为“应用之学”。即使以当下眼光看来存在着诸多问题20世纪80年代所引入的实证定量调查，对整个新闻传播研究也有着非凡的重大意义。比如正是传播研究的推开，把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和规则带给了新闻学，包括如何运用理论，提出问题，搜集资料进行分析，最后对于理论的验证等等。同样，黄旦还特别针对传播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之初就具有的这种技术性，在回应张涛甫文章中指出，好的理论不是现实的奴仆，理论可以凭自身能力使人大开眼界，具有改变现实、创造现实的能量，可以提供观看和体察“生活之树”的新思维、新视角，因而能否回应实践不是每一个理论创造的关键环节更不是前提。
最后，黄旦以华勒斯坦的“否思社会科学”（注：华勒斯坦指出，“学者们经常反思19世纪社会科学的内容，把它们当作特殊的假说对待。然而，除了‘经常性’的反思之外，对这些社会科学理论，我坚信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否思（unthinking）。因为在我看来，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的概念指出，传播研究的反思与重建，当下需要“否思”（unthinking）自身的理性束缚，否思我们已有的知识基础、视野和预设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