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新闻理论研究发生结构性变化——2014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7）
童兵、傅海在《正确研判舆情是协商民主成功的基础》中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正确研判舆情贯穿于协商民主的全过程：选择确立协商议题、具体协商活动、达成协商民主结果。正确研判舆情需要重视以下几条路径：更加重视人际传播；妥善处理几对舆情矛盾；留意网络依赖造成的民意理性缺失现象；谨慎观察媒体的舆情呈现，防止被媒体‘舆情’误导和绑架。”（注：童兵、傅海：正确研判舆情是协商民主成功的基础，《当代传播》2014年第4期，第31～33页。）他们认为正确研判舆情贯穿于协商民主的全过程：选择确立协商议题、具体协商活动、达成协商民主结果。正确研判舆情需要重视以下几条路径：更加重视人际传播；妥善处理几对舆情矛盾；留意网络依赖造成的民意理性缺失现象；谨慎观察媒体的舆情呈现，防止被媒体舆情误导和绑架。
张征、陈海峰在《简论“两个舆论场”的内涵与价值》中，对“两个舆论场”概念的内涵进行分析，认为它与舆论初始含义相去甚远。“两个舆论场”体现出新媒体时代官方舆论引导效力下降、民间意见场域勃兴的趋势，其原因是中国社会转型、改革步入“深水区”以及网络技术勃兴共同作用的结果。“两个舆论场”蕴涵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对于创新当今时代的舆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使之在对立中走向统一，是解决“两个舆论场”问题的最佳途径。（注：张征、陈海峰：简论“两个舆论场”的内涵与价值，《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第12～14页。）
曹劲松在《危机中的过错、道义与舆论研判》中指出：“在大众传播工具的日益数字化、普及化和便捷化的当下，伴随着新闻传播时效增强及范围的扩大，社会舆论引导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必须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其实现路径需要对危机中的过错加以准确定位，把握危机中的道义彰显与道义诉求，并对危机引发的舆论做出科学研判。”（注：曹劲松：危机中的过错、道义与舆论研判，《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第32～34页。）
孙金波在《突发事件中舆论控制的社会效应及博弈策略》中通过分析在突发事件的舆论博弈中，实施不当的舆论控制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及其后果，揭示社会舆论治理的法治化意义。他认为：“政策空间固然重要，机制保障更是根本。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策略，在于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创造平等的舆论竞争环境，使主流思想舆论既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能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功能，使社会舆论从分化走向整合，实现‘帕累托效应’。这才是舆论博弈的制胜之道。”（注：孙金波：突发事件中舆论控制的社会效应及博弈策略，《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第42～44页。）
杨毅在《微博叙事与舆论引导》中指出：“作为新媒体的一种代表性形态，方兴未艾的微博对于过去由传统媒体把关的舆论生成机制形成了极大挑战。”文章“从传播学和叙事学角度对微博作了一些审视，分析微博叙事的草根性、即时性和互文性，并就新的舆论环境下如何加强舆论引导提出建议。”（注：杨毅：微博叙事与舆论引导，《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第72～74页。）他认为，微博叙事的草根性、即时性、互文性对传统媒体的新闻叙事和舆论引导方式产生了影响也指出了方向。
李双龙、郑博斐在《舆论主体及当下国内舆论的焦点诉求》中从“主体”的概念出发，指出舆论主体是舆论活动的承担者，其处于社会联系和环境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体而言，舆论主体即是由能动的个体组成的，在社会中进行舆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社会公众。因此，文章讨论了公众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社会性以及历史性等特征，并进一步从社会转型与新媒体技术变革的具体历史情境入手，探讨了公众开展公共讨论的过程和特点。最后，该文结合“全国民众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认知与态度舆情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当下国内舆论的焦点诉求，同时从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角度，对保障公众舆论表达的自主性和政府积极回应舆论焦点诉求等问题进行了简要总结与讨论。（注：李双龙、郑博斐：舆论主体及当下国内舆论的焦点诉求，《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第31～83页。）他认为，在社会转型与新媒体技术变革的双重背景下，现阶段国内舆论的焦点诉求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舆论最关注的改革问题是“公平正义”“经济发展”“党的执政能力”；二是舆论最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内容依然指向“经济发展”“公平正义”“党的执政能力”三大问题；三是舆论迫切希望解决“房价”“医疗”“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总的来看，当下国内舆论的焦点诉求是比较明确的。社会、经济、民生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当下这个阶段舆论诉求的题中之义。
十一、其他相关理论问题研究
美国新闻业现象研究。姜华认为：“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新闻自由，经历了一个从公民权利到行业权利的转变过程。从自身本位出发、强调言论角色的新闻业，要求拥有绝对性的、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结构自由角色中的新闻自由是一种相对的、受到规制的积极自由。新闻业到底享有何种自由，一度成为新闻业内外争论的焦点，亦左右了美国新闻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角色的差异与争论，均源自经验传统和欧陆传统两种不同自由观的内在紧张，进而使人们对新闻自由产生不同理解。”（注：姜华：试论美国新闻业言论自由角色与结构自由角色之冲突及理论根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第21～33页。）
梁颐在《尼斯特洛姆和斯特雷特论“媒介环境学是什么”》中，指出尼斯特洛姆和斯特雷特作为北美媒介环境学界历史上和当今的“明星”人物，分别是媒介环境学科诞生以来两件制度建设里程碑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和理论贡献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是将复杂传播系统作为环境的研究，是一个视角，是新兴的元学科；斯特雷特提出媒介环境学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麦克卢汉学、口语文字学、美国文化学，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是“媒介学”。理解他（她）们“媒介环境学是什么”的经典界定，可拓宽加深国内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注：梁颐：尼斯特洛姆和斯特雷特论“媒介环境学是什么”，《新闻界》，2014年第5期第2～7页。）梁颐在文中是对两位著名学者有关于“媒介环境学是什么”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梳理，尼斯特洛姆和斯特雷特又各自提炼出了自己对“媒介环境学是什么”的论断。并和波斯曼的经典表达一样，被认可并作为媒介环境学会面向全球的媒体的主要内容，以供全球媒介环境学者、传播学者和对媒介环境学感兴趣的人阅读。
秦祖智在《受众商品论再解读——基于我国媒介实践的视角》中从媒介实践的视角对受众商品论在我国的现实存在进行了简析，从社会、政治、传播、经济四个维度对受众商品论在我国媒介实践中的生存、演化状况进行了反思、解读，指出受众商品论应警示性别歧视固化倾向、避免对媒介主导意识形态功能的忽视，展现了受众商品论在我国新媒介生态中不断被演化、商业模式不断被重构并投射到媒介实践中，从而不断焕发出新生命力的图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我国媒介生态环境下的受众商品论四维分析框架。（注：秦祖智：受众商品论再解读——基于我国媒介实践的视角，《新闻界》，2014年第12期，32～35页。）他分析了受众商品论在我国媒介实践的现实情况，从而反思了受众商品论在我国媒介中的实践。受众商品论虽然曾遭受多方质疑，但将其置于新媒介频出的当下，其资本生存的土壤与生态环境得到发展、演化。而置身我国当前的媒介生态，我们对受众商品论的解读应从社会、政治、传播、经济四个维度进行考量与反思，对其进行延伸、演化并运用于媒介实践，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为此，他构建了我国媒介生态环境下的受众商品论“社会（S）—政治（P）—经济（E）—传播（C）”思维分析框架，以期为受众商品论的研究、实践及其未来走向的思考提供参考。
冯广圣在《长尾理论视域下“众筹新闻”现象研究》中指出：“‘众筹新闻’现象近年兴起于国外，新近在中国内地也有所实验，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他通过比照国外众筹新闻的萌兴与实践，在文章中梳理了国内众筹新闻实践的相关现象并比较其异同，并尝试用长尾理论对该现象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众筹新闻本质是媒介产品的社会化投资方式，其主要消费方式是“预购”，“众筹新闻”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针对部分个性化受众需求的“长尾新闻”。（注：冯广圣：长尾理论视域下“众筹新闻”现象研究，《新闻界》2014年第12期，第67～71页。）他将国内外“众筹新闻”的事件进行了一番比照，然后在长尾理论视域下分析了“众筹新闻”的特征。他认为：众筹新闻是媒介产品社会化投资的方式；众筹新闻的消费本质是“预购”；众筹新闻筹集渠道多元化；并非所有新闻品类都适合“众筹”。众筹新闻几乎兼具长尾战略的三种主要力量，分别表现新闻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产销结合。从理论上讲，众筹新闻可以理解为针对个性化受众需求的长尾新闻。众筹新闻最终呈现形式不仅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一个专业领域问题的深度报道。
王一岚在《新媒体环境下党报娱乐新闻的价值导向》一文中，对当下的娱乐新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娱乐新闻在都市报里往往占据很大版面，主要原因是娱乐新闻是最抓人眼球、最吸引受众的新闻。相比较而言娱乐新闻虽然在党报上占据的版面显得很少，但也越来越受党报重视，往往成为党报改变刻板形象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他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党报如何做好娱乐新闻，如何坚持娱乐新闻的价值导向”的问题。（注：王一岚：新媒体环境下党报娱乐新闻的价值导向，《传媒》2014年第5期，第42～43页。）文中明确指出，新媒体环境下党报的娱乐新闻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维护社会稳定、引导舆论、构建环境的功能。对于舆论新闻的报道应该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作出有深度的、经典的舆论新闻。一般来说，党报与娱乐新闻的结合创新了人们对党报的刻板印象，而该文提出将娱乐新闻做深，并且尝试新的角度，运用理性的思考，为报道娱乐新闻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认为，党报担任着互通政府与人民的桥梁作用，一直以一种工整、严肃甚至刻板的形象存在于受众的印象中，然而涉足娱乐新闻是打破党报固有形象的重要路径，但报道娱乐并不意味着泛娱乐化，而是坚持理性深刻的目光，对娱乐新闻进行新的诠释和解读。
张慧敏《公众识别假新闻所需的媒介素养》中，对“媒介素养”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网络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的新闻信息产出，有的新闻信息受众一眼便可辨其真伪，而有的新闻信息除了文字表达外还配有图像、视频等信息，更有一些媒体推波助澜，使得受众视听混淆，真假难辨。受众要对网络世界的虚假新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就必须具有识别假新闻所需的媒介素养。”（注：张慧敏：公众识别假新闻所需的媒介素养，《传媒》2014年第18期，第27～28页。）拒绝“片面化”是网络时代受众识别假新闻不可或缺的素质，面对信息要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去思考，多听、多看、多想，不要听风便是雨，尤其是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真相往往需要等待。
李佳在《略论传播效果与传播对象》中，从新闻传播角度对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他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许多年以来，新闻传播的效果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新闻传播界高度重视的问题，他们投入大批力量研究，并在实践中摸索，出现了‘可读公式’、‘文章通俗性指数’以及‘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选择性因素论’等等，力图找到一条能更好地适应传播对象的新的传播路径。”（注：李佳：略论传播效果与传播对象，《传媒》2014年第20期，第26～28页。）在处理传播效果与传播对象的关系上，至少应注重把握好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适应和“迎合”的区别。新闻传播要满足、适应传播对象的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二是趣味性和指导性的关系。新闻传播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尊重、适应广大受众的需求。
总体而言，比较2013年新闻话题研究，2014年新闻话题研究出现诸多变化：对新闻舆论问题、媒体融合下新闻发展及变化问题、新闻专业主义问题等研究论文大幅度增加；而2013年研究较多的媒介素养、职业道德等问题研究在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