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 反思与重建的意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2）
事实上，大陆学界近些年已经对如何推进并提升传播研究的水准，做过数次有影响的反思性讨论，最近的一次如2012年年中国传播学界展开的“超越功能主义”的倡议（注：可参见《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的相关专题讨论。）。张勇锋在论文中对经验功能主义进行了再思考（注：张勇锋：经验功能主义：还原、反思与重构——对中国语境中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的再认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第24～38页。），显示了一种细致的概念辨析意识，即首先要“还原”——“真实而本来的经验功能主义的面目”，在此基础上再反思它在中国传播学语境中的地位。作者认为，由默顿修正并身体力行的经验功能主义，与帕森斯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在理论旨趣与研究方法上都迥然不同，体现为前者以中层理论、经验观察和实证方法为其范式形态，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同时关注社会结构的冲突与变迁，迥异于结构功能主义过于关注宏大理论、倾向于维护现存秩序的特点。但在传播研究领域，由于复杂的现实原因，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选择了传统功能主义的稳定均衡理论。
作者由此对经验功能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中的现实演绎进行反思。特别指出了问题表现的三个方面，功利主义的知识观对经验功能主义的在地性改造、肤浅含混的理论解读和机械偏狭的方法应用。作者尖锐地指出，对中西传播学成熟度的判断上，我们并没有避免默顿所称的一种错误，即假定“存在于历史同一时刻的所有文化产品应当有相同的学术成熟度”，即是说，经验功能主义之于中国传播研究，无论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积累，均无从圈点，乏善可陈，既没有培养出规范系统成熟的研究方法，更谈不上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论建构。
在此认识前提下，作者主张，经验功能主义在当下中国传播研究中依然具有作为其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生命力，但同时也主张要充分开放与汲取其他范式如诠释理论、批判理论的优势，特别留意经验功能主义本身的范式重构，也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亚历山大等学者倡导所兴起的“新功能主义”。归根到底，传播研究要与政治和市场保持适度距离，面向对真问题的思考，在不否认其他范式合理性的前提下，对理论范式根据社会矛盾和现实，分清主次，明辨体用，并以开放的方式对之进行调整、修正。有关如何创新的问题，陈卫星提供了媒介学思考（注：陈卫星：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媒介学思考——回应《青年记者》编辑部的一个问题，《青年记者》，6月上，第9～11页。）。面对大陆传播学者的普遍焦虑，陈文简析了其背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平衡的时代背景及东方主义的影响，鉴于传播研究时时纠结于与西方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陈卫星教授特别对“理论”做了如何评估其品格的辨析，提出两点判断：其一，理论的产出应该是其实践活动、经验活动或经验考察的产物；其二，从实践出发，任何理论的生命力本身在于实践的验证；而理论的输出或者理论旅行能够成立，一定需要接纳这种理论的环境本身对这种理论进行再生产，即话语的修正或再造。在此前提下，作者提出了如何看待西方信息传播理论的三点意见：①人类的新闻实践是历史的产物；②传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在诉求；③新闻传播的叙事同时也包含人和技术。作者对此的简要分析中特别贯穿了“媒介学”（注：也可参见其对法国媒介学家德布雷著作的导读。陈卫星（2014）。另一种传播与媒介域——《普通媒介学教程》导读，载德布雷（2014）《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5～34页。顺便一提，该书的出版，应该视为2014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知识积累上的重要事件。）的视角，例如，新闻作为一种专业组织或社会实践之产生，与古登堡印刷术存在着紧密关系；特别是第三个方面强调新闻传播在人的叙事之外，还应该有物的叙事，也即人是否在对自然的关系中最终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借助自然的、物质的力量来体现人的力量和创造性。今天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也在持续这一历史逻辑。
最后作者认为，上述从知识逻辑出发的理论视角，一定要与理论的应用和把握相结合，理论的源头在哪里并不重要，“有多少关系，就有多少种视角”，重要的是将上述二者的关系在现实语境中统一起来，或许有助于找到理论创新的路径。而任何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一条历史性线索作为出发点；也无法脱离一种一种意识形态的思考作为内核，更难以回避技术创新对实践能力的挑战。
对研究现状的诊断也联系着对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的倡导。郭建斌结合近年对“电影大篷车”的研究对人类学新近兴起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反思（注：郭建斌：“电影大篷车”：关于“多点民族志”的实践与反思，《新闻大学》，2014年第3期，第45～50页。）。作者及其团队自2010年以来对滇川藏交接地区的农村流动电影的放映与观看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中民族志路径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中在方法层面上提出的“多点民族志”值得重视，但目前包括提倡者在内尚未对此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美国人类学家马库斯1995年发表的“多点民族志”一文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其二与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有关，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民族志方法，特别是其中隐含着的对“地方的”与“全球的”、“生活世界”与“体系”的二元划分进行了批评，反思马林诺斯基和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视点，强调所谓“地方性”的东西也是杂糅了其他“地方”之后形成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性”。
郭建斌在此基础上认为，所谓“多点民族志”是对处于某个“体系”中的不同点上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找寻某个（或某些）点上与众不同的方面，而在于探究共处于一个“体系”中的不同点之间的关系或是勾连。只有把握了这一根本出发点，也才更好地理解诸如马库斯所提出的具体策略，如追踪人、事、追踪隐喻、追踪情节、故事或寓言，追踪生活史、追踪冲突。
最后，作者借助马库斯的观点指出，多点民族志本身并非人类学发明而是首先出现在一些交叉学科的新领域，诸如媒介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广义的文化研究。换言之，多点民族志从某种意义上是在包括媒介研究相关领域首先得到实践的，它也应该继续丰富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视角。
同样围绕着传播（媒介）人类学研究，孙信茹、杨星星的论文对民族传播研究的可能性路径进行了探寻（注：孙信茹、杨星星：经验表述与理论探寻——民族传播研究的可能性路径，《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30期，第133～156页。）。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已有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能否在不同的个案之间寻找到联系从而建立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或更具体而言少数民族村寨与传媒研究的某种理论框架？由此讨论了三个基本问题：①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展开研究？②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些基本的分析概念？③研究如何更深入地展开并形成何种理论框架？
他们的研究指出，“媒介化社会”作为民族传播研究的语境，意味着要将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村寨生活纳入到一种全新的“媒介逻辑”的思考框架之中，应该看到媒介介入到当地社区之后，对当地人生活、习俗、传统乃至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整体性影响和社会结构性转变。由此语境出发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媒介化”或“中介化”，它并非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简单过程，更是一个元过程（meta-process），可以作为描述和解释经济、社会、文化维度以及实际变化的基石。同时，考察媒介化过程，还需要与具体的社会场景或情境结合起来，即“深入村庄本身的运作”与“村庄结构”探究。作者认为，在充分借鉴诸如“生活惯例”“生活方式”“文化网络”等来自其他学科分析概念的基础上，“日常语态”可作为少数民族村寨与传媒研究的分析概念，它包含了空间、时间和文化象征意义三种基本意涵，在关注村落“日常语态”的同时，还应该把握住村落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即作者所谓的“超越乡土”。
他们的研究围绕着“形成何种理论进路”对上述语境、概念工具和具体研究展开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要重视“媒介在场”，即将媒介还原到其存在及发挥作用的基本背景之中；其次，探究传媒在具体社区中的“媒介逻辑”，除了把握诸如传媒承载的信息传递、文化传承、娱乐诉求等“一般性逻辑”之外，还要发掘其“特殊逻辑”，即媒介在特定时空中的独特呈现以及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人们如何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传媒的问题。最后，尤为艰难却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不能止步于提供奇异或异于主流文化的故事和叙说，更应上升到现象背后的意义、生成的背景和原因等层面，深度挖掘和剖析“媒介意义”，也即在具体村寨场景下围绕媒介所展开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联系与互动。
卜卫的文章《“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对行动传播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注：卜卫：“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第5～20页。）。基于一项从2007年开始的研究项目——“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该文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①从理论层面，行动传播研究是客观的吗？如果研究者参与了行动或“研究对象”也参与了研究，如何理解和保持研究的客观性？②从实践层面，发展怎样的研究策略以达到促进社会变化的研究目标？
作者首先定义了“行动传播研究”（action-orient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注：作者将之与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传播行动主义”（Communication Activism Research）进行了比较，认为后者更为强调研究者与活动价一起工作参与行动以取得改革目标，即第一者视角研究（first-person-perspective studies），而行动传播研究同时也包含了第三视角研究，即研究者对已有和正在进行的边缘群体传播行动的研究，还包括了为倡导行动所做的应用研究。卜卫：“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12期，第7～8页。）的主要特征：①关注“社会公正”；②理论与实践（行动）相结合；③与边缘群体发展合作伙伴关系；④“研究赋权”，即致力于研究过程中增加研究参与者（非行动传播研究中被视为“研究对象”）对传播以及传播权利的认知和增强进行传播的能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行动传播研究要求研究者努力接近和理解局内人的社会生活，把并非是把其框架变成自己的框架或者以其认识为行动的依据，而是利用自己的相关知识和分析框架，与局内人一起讨论发展或建构在地行动的知识和策略。
作者认为行动传播研究的基本策略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发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在研究设计和过程中包含赋权；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就问题发掘而言，主要途径是研究者在实地与诸如NGO成员一起讨论，特别关注处于社会不公正情境中的脆弱群体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需求；就包含赋权的研究过程而言，所谓“赋权”是指“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的过程”，作者提出在此环节包括“图绘”研究、行动研究、能力建设和传播交流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与非行动研究有明显区别的如能力建设和传播交流环节，该文所依据的实地研究包括举办传统倡导工作坊，促进议题在学术界的可见与讨论，以多种渠道与研究参与者、政策制定者或大众媒介以及社会公众进行讨论、倡导或游说（注：作者借由社会学界出现的“有机的公共社会学”（organic public sociology）呼吁建立“公共传播学”，即学者与社会组织共同工作，创造公众的同时也创造了行动的传播学者，形成学界与公众的双向交流和互相教育。卜卫：“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5页。）。就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而言，其优势在于不仅会产生对人们直接有用的知识和行动，还可通过建构边缘群体的知识和行动而使之赋权。在此过程中，学者与边缘群体在知识上互动分享，从而确立、实施和评估行动，是至为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