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 反思与重建的意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3）

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要通过研究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绝非易事，研究者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平衡“行动者”与“学者”的角色，要能与当地人合作且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和传播技能；对研究有一定的反省能力，包括对参与的深度与广度、行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适切性、研究的与研究参与者的权力关系等；还要能够敏锐地处理有关研究伦理的议题。

黄旦教授围绕有关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给出了“整体转型”的建议（注：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第1～8页。）。这一建议基于作者对学科作为社会践行、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总体理解，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前者而言，“学科”的产生和变化，实蕴含着现实变迁及其对于现实的认识，其背后暗含着关于世界及其历史的认识，尽管在表面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建制和知识场域的分门别类，因而对“学科”的讨论必须充分看到它作为社会践行的一面，“将学科规训的组织形式连结上其他的社会践行来研究”。

由此出发作者指出，新闻学作为一种社会践行，基本属于规范性学科，它主要围绕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新闻生产的基本过程，报刊性质的认识与理解，报刊职业与社会的关系，报刊从业者必须具有的道德和素质等等展开，其关注的是新闻职业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新闻业；而传播学与之不同，其是要了解揭示传播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其诞生是和大众媒介，尤其电视产生后的问题有关，直接因素则是与二战、宣传和大众化社会的认定相联系；传播学研究意在揭示传播与社会的诸种关系从而在理论上予以验证或揭示，它关注媒介却不是以媒介来划界，更不是讨论具体媒介操作，相反是从媒介实践中推论出理论或理论意义，在教学上的重点不是职业规范而是培养理解、分析并预测传播实践变化及其影响的人才。

在初步厘清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因历史建构而来的不同特性之后，作者指出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的问题，即在性质上规范式学科和经验式学科并存，而所谓“学科建设”更多集中在建制架构，两外两个层面（教学和人才培养、创造知识）却相对忽视。所谓“整体转型”正是针对这一根本性症结，它这包含三层含义：①学术研究方式的转变。要从职业的规范式研究转向人文和社科的经验性研究。只有把新闻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类别，放到人类传播乃至于社会构成的共同平台上进行研究，使之成为经验型的，提出诸如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是什么导致的，与其他社会实践有何关系等问题，既可以突出其特性，同时也使之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和分析场景，与传播学乃至其他学科有了一个共同的契合点；②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媒介融合已经取消了以媒介为界限的旧逻辑，新媒体新传播带来的新格局和新情势，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重新规划本科教育提供了机会；在教学上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③思维方式的转变。当务之急是要将网络化思维贯彻在教学和研究的全过程中。重新理解媒介和传播，将成为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关键之所在，特别是以新媒体的思维和逻辑，重新思考媒介、传播和人类的关系，从而也就需要重新确认新闻传播人才的素质和要求。

黄旦指出，在整体转型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将建制结构的发展纳入到教学和研究的通盘考虑之中，通过教学和研究引领建制结构的改变；其二，整体转型是就新闻传播学科的总体思路而言，并非意味着以此造成新的标准化，整体转型是学科建设的总体方向，学科特色才是学科建设的重点和核心，并可以成为整个学科转型的带动力量。

三、传播史/传播学术史研究

在一篇题为《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的论文中（注：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第21～36页。），刘海龙探究了被目前大陆传播学界“集体遗忘”的一段历史，即20世纪初期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引进，以及民国社会学、新闻学界所展开的早期新闻传播研究，在此基础上，刘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究了集体失忆何以发生的原因。

刘文首先指出，尽管1978年之后引进传播学之际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并建构起了单向扩散式的（也即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理解，但在20世纪初期，最晚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正式引入了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以双向互动的“交通”翻译之。借由这种传播理解上的“断裂”，刘海龙更为深入地发掘了20世纪初与1978年之后传播研究上的“断裂”。在其所展现的民国时期传播研究的地图中，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和新闻学两个领域，既是一个对美国传播研究的引入，也包括了中国学者自主展开的初步研究。

民国社会学界对传播研究的引入，体现在对芝加哥学派相关知识资源的介绍，其重要途径是通过邀请诸如杜威、帕克等人来华访问讲学的人际传播和结集成书的方式展开，同时体现着中国学者的现实社会旨趣。由此，一方面，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成为有选择地进入，例如杜威把传播问题夹带在“政治哲学”中，帕克把嵌入“集合行为”之中，作者认为传受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引介导语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学者所展开的对传播问题的探索中，也回应现实语境集中体现在舆论、宣传研究方面。例如高觉敷的《宣传心理学》和孙本文的《美国报刊中的中国：报刊揭示的美国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等。新闻学界对传播研究的引入、接受与相关研究，与社会学界相似，不仅来源上集中于美国，知识领域的选择也多是宣传、舆论研究。如季达和梁士纯的研究。

在呈现了民国两种传播研究的引入与研究的历史之后，刘文讨论了此一历史与1978年之后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之间的断裂与延续。断裂是显要的，但也有延续，主要体现在之前因机缘巧合曾经受过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个别学者所从事的传播研究，比如张隆栋、郑北渭先生在新闻学领域，沙莲香教授从社会心理学出发的传播研究探索。刘海龙重点分析的是断裂的原因，这包括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干预，特别体现在1949年之后新闻教育研究的主体由具有党报经验的共产党干部构成，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研究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知识资源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此外，断裂之发生，与1978年之后美国传播学自身的学科建制有关。即20世纪80年代重新进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已是经由施拉姆建构起的实证主义取向的“传播科学”，由此影响到了后来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神话”的叙事建构。

刘文显示，对学术史前史的知识考古，一方面能够揭示，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何以被压缩成一个单维度的现行过程，失去了丰富的多义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经由考古所揭示出来的新历史，也会以知识资源参与到传播想象之中，并帮助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观念的思考。

在该文的基础上，刘海龙对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演变及意义做了进一步思考（注：刘海龙：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演变及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第113～119页。），认为“传播是在一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传递与知识共享行为”，强调要注重“传播”概念的三个维度：关系、知识和权力。就“关系”维度而言，作者认为新媒体对传播观念对中国传播研究最大的冲击是打破了以大众传播代替传播的思维方式，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型人际传播拆除了传统传播类型之间的藩篱，有助于重新勾连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和修辞学等研究领域；在“知识”维度上，作者指出通过这一观念（注：作者指出，这一“知识”观念意味着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关于世界的叙事，处于事实与信仰之间，是连结个体与生活世界的中介，是个人对生活世界进行想象、行动的起点。就其所指而言，不是自然科学中的那些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而是通过传播渠道获得，通过实践习得的社会规则，甚至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惯例或沉淀于身体的惯习。见刘海龙：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演变及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第116页。）有望摆脱将传播概念与自然科学观念下“信息”简单捆绑在一起的传统，恢复传播研究曾经与社会理论、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从更开阔的社会视角深刻地理解传播行为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对“权力”维度而言，作者特别对影响甚大的美国传播学者凯瑞的“仪式观”进行了批评性分析，认为它在构建了一个想象传播的新空间的同时，将“权力”排除在外，而对中国转型社会下的传播研究而言，尤其应注重权力的社会结构的一面。

殷晓蓉的论文《呈现与缺失：传播学研究中的“空间及其关系”》从三个方面对传播研究的“空间及其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注：殷晓蓉：呈现与缺失：传播学研究中的“空间及其关系”，《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71～176页。），分析了这一问题在传播研究中的呈现与缺失。这三个方面分别是：空间概念的学科演变、空间地理要素和传播学的孕育，以及主流传播学的空间取向。就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而言，作者指出，传播学必须与媒介打交道，而“一部媒介形态的发展史正是在许多方面表现为对于空间障碍的克服和超越、驻守和游移、纠缠和‘逆转’”，在此过程中，信息在不同空间的扩散以及对不同空间人群加以凝聚，必然要提出空间之“真实”与“虚假”的问题。李普曼在传播研究中较早地触及了“虚拟环境”的问题，但后来主流传播学却基本缺失了这一关乎“关系”“虚拟”“真与伪”的空间问题的多面性，而集中于控制论下的“信息传递”、“秩序整合”的较单一的含义之下。

与刘海龙对中国传播研究史前史的探讨相类，殷晓蓉教授也对西方主流传播学的历史叙事提出了质疑，并特别立足于从欧洲到美国的空间转换视角之下。借助马特拉将地理大发现和拓荒时期视为“传播学的前历史时期”的说法，殷文指出，国内学者通常关于“传播学诞生”的讨论基本上立足于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社会科学的条件，但正如马特拉的分析，之前的历史孕育了传播学，因为传播思想跟扩张思想、殖民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殷文也就此指出，殖民拓荒时期的传播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西方文明对于世界其他人类生活空间“扩张”、“整合”或“赋予秩序”的开端。由此，所谓在美国建立并向世界扩散的所谓“主流传播学”，其空间取向就有了更深的历史渊源。

殷晓蓉教授进而对“主流传播学”的空间取向进行了分析。这一孕育于19世纪，成型于20世纪40年代的“学科”，在二战之后迅速发展，并受到了同时诞生的信息论的巨大影响，特别体现在信息传递中对更广更快位移的追求，也适应了社会科学在二战之后以控制和协调的关注重点，因而虽然同样是功能主义，在空间取向上却失去了芝加哥学派对“公共空间”“公众”“共同体”的关切，更强调传播对空间障碍的突破和特定空间的维护管理。同时也因信息论背后的政府资助和军事应用的背景，应运而生的计算机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将空间控制的取向推向了全球范围。最后作者也指出，主流传播学之外尚有诸多立场与观点，诸如空间扩张的文化、意识形态分析，空间生产与权力话语分析，以及新媒体传播背景下的“流动空间”等，都构成了传播学空间思想研究的丰富性、持续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