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尴尬的中国金融市场(4)

比如，日本企业如今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靠大量的研发投入来强化自己的“软实力”变得日益困难，他们不得不收缩自己的生产线，把宝贵的资源配置到自己目前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少数几个核心部件的制造环节上。直到最近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爆发后，这种商业生态才让世人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很多著名的成品厂商因为来自日本的核心部件供应缺货而又一时找不到能够替代的其他商家，不得不陷入延误和停产的尴尬局面。而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也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日益上涨和要素市场中价格自由化改革的推进所带来的波动风险加大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欧美经济还处于低迷和不稳定的阶段，制造业国家的“消费活力”又处在十分有限的状态下，如果此时没有良好的“信价比”优势作支撑，那么，这种制造业国家的经济复苏就会变得日益艰难。

与此相比，金融大国的“商业生态”却在很多方面与制造大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要素价格不能充分地波动，就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不可能通过获得高收益方式来规避和分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金融风险。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1985年日本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其制造业的本国生产成本相对于出口获得的海外收益大幅上升，结果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严峻局势，而那时日本政府却想通过大量投放货币来恢复日元的贬值优势，反而却给泡沫经济的恶化推波助澜，让日本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强国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灾难，直到今天还无法完全复原。幸好，日本大企业那时都纷纷离开了本土，靠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适合制造业生存的良好环境，这才让日本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延续，而后来接班的日本政府也在这场泡沫危机的灾难中充分认识到了制造业立国的“性价比”特征，放弃了原来想靠日元升值的强势来打造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弥补日本制造业强而金融弱这种失衡结构的梦想。同时，还采用零利率的高风险手段来维护日元贬值和稳定的格局以确保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充分竞争力。所以，说到底，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

其次，追求“差异化”的金融创新模式是金融大国的发展之本。任何制造业中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投资或资本积累以及不断开拓市场的努力都会增加金融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成本，却无法达到它们所需要的高收益回报。因为金融大国是靠知识、信誉、制度和敏捷性在谋求差异化的选择中获利，而不是像在制造大国中表现出来的银企之间那固有的紧密合作关系或者配合制造业规模生产所需要的风险控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更不会不顾对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环境成熟与否，就去抢占越来越多的市场，从而通过同质化的产品谋求规模经济性的效果。相反，金融大国的优势就在于依靠人才、品牌、市场发展深度和交易技术的精良，通过他们创造的各类“差异化”金融产品和差异化的交易方式来战胜对手，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获得日益增长的超常收益和风险分散的绝好机会。他们不在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征税标准是否高于制造行业，却十分在乎那里的市场流动性和创造财富“标的”的质量。比如，在英国伦敦从事金融业的人员，其所得税税率在全球都处于高位，但是，集中到这个地区市场的金融人才、业务流量和金融交易的便捷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尽管跨国企业也在不断地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来改良自己的商业环境，但是，制造业的这种差异化，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看，都无法和金融行业对其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对从业人员的交易时机、交易对象的选择，以及各类市场的交易条件、相关制度设计等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差异化”要求相提并论。美国之所以会有一批批优秀的年轻创业人员和技术精英层出不穷地涌现，除了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竞争力最强的就业市场之外，还在于它金融大国的运行模式支撑了其成为创新大国的增长方式，即不惜代价地去争夺最优良的人才、设备和技术，以此来争取获得高额回报的“隐性”机会，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不惜代价地去开拓销售的最终市场，以此确立收益稳定增长的“显性”机会，于是，前者导致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而后者却促使要素价格不断下降，至少要做到通过要素投入结构不断优化来缓解竞争所带来的要素价格不得不下调的压力。

第三，“软实力”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大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最具体的表现就是金融大国对风险的认识与制造业国家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投机力量的缺失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风险特征的释放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为此，金融大国不仅仅拥有对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的保证措施，而且还会刻意在制度上引入投机机制，比如，卖空、裸卖空的机制。因为只有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市场流动性，以此提高价格发现的能力和风险分散的效果。在美国，无论你是出于投机、套利还是控制风险的目的，都能找到相应的金融产品，都能委托

专业化的金融投资团队

管理这类差异化产品的交易。而在制造业国家，因为缺乏在“波动”中游刃有余、在“差异化”中获得收益的“软实力”，所以，任何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或者对资产流动性的高要求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成为稳定生产、确保就业的威胁力量。比如，制造业国家往往会对只开展企业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设定较低的流动性规制，却会对引起价格波动的投机力量实施严格的管制。有时为了确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很多国家的政府还干预非投机因素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问题，甚至以牺牲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实体经济规模经济性的优势不受到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的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的钱。即使金融活动中所需要的硬实力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软实力作用而存在的，而制造行业中所需要的软实力却是为体现商品价值的硬实力而服务的。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是否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发挥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需要的六大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和价值创造功能。所以，去模仿纽约和伦敦成熟市场所打造的“硬实力”，却忽略了金融体系发展最为重要的“功能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问题，想以此改变中国目前“世界加工厂”的地位，成为像英美那样的“金融大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制造业的硬实力主要还是体现在能否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如上面已经阐述过的那样，要想突出发挥制造业的实力，有时不得不妨碍金融业实力的发挥。因为我们很难区分眼下的投机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生产价值的发现，还是有利于资源配置过程中固有的风险释放，或者只能在事后才知道，这样的投机方式根本就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沾不上边，而纯属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来从信息劣势的群体中“合法”掠夺他们宝贵财富的手段。最严重的案例莫过于刚刚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尽管美国是当今毫无争议的金融大国，但是，美国金融业在事前也无法正确地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由此带来的繁荣景象究竟对实体经济的市场效率改善是有利还是不利。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监管部门才意识到当时的投机现象完全是华尔街上演了一出道德风险的闹剧。如果这场深重的金融危机是发生在制造业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国家事后抗衡金融危机的孱弱能力一定会让它们无法摆脱形如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灾难局面。幸好，今天的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大国的“软实力”远远超过了其在大萧条时代作为制造业强国时的水平，否则，这一次的灾难会彻底动摇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地位。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后来经济复苏的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其金融软实力的脆弱。

二、“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必要性和艰难性

随着市场饱和、贸易条件恶化、产品升级压力的加剧等因素，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席卷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之后，制造业国家都在反思如何增强自己金融体系的实力，以管理好自己所辛苦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盾，那么，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产品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企业的盈利空间也会受阻，就业人口的工资增长和今后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基础也会被拖累；而且，像欧美成熟市场国家那样的企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资本运作战略就更无法成功实施。与此同时，要让我们社会大众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的积累，跳出收入水平低下这个导致中国消费水平疲软的困境，也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发挥像成熟市场那样创造财富的巨大能量。更进一步说，当我们的企业制造能力日益强大，民富所产生的需求动力不断旺盛时，围绕中国市场所形成的商业和财富创造机会就会明显增多，那时，我们能否靠中国实体经济的强盛来推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就更加取决于中国金融实力的发展水平。纵观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无论是13世纪到17世纪昌盛一时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安德惠普，还是从18世纪开始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曾为现代金融主流业务作出巨大贡献的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随着国家实体经济的兴旺和日益强盛，所在国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于是，自然就确立了金融中心所在国家的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确实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在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我们也一而再地观察到，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路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伴随着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在危机的冲击下，不仅让金融大国的梦想付诸东流，而且断送了多年来辛辛苦苦所打造的制造业大国的基盘；还有些国家虽然登上了金融大国的宝座，但还没有等到坐稳、坐热，就被巨大的金融海啸掀翻在地，很长时间内经济都难以恢复。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缺乏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纽带关系；第二，缺乏金融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软实力”条件；第三，增长方式不匹配。

从美、日两种不同的推动技术创新的金融模式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那么，日后的金融活动就很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一旦最后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也能看到金融软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复苏较快的现象。

首先，在美国，能够靠未来品牌、标准、定价权的确立而获得高额收益的技术创新，前期价值主要体现在无形资产上，不要说传统业务的金融机构因为高风险无法介入，即使是那些盈利性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也很难从源头上帮助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精英才俊去完成他们“创意和创业阶段”所需要的资金投入。现实中主要依靠两种力量来扶持美国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融资环境：

一是来自于不计较风险的美国慈善基金、天使基金等的赞助。他们靠自己过去成功创业和帮助企业家成功创业的经历，挑选出很多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发展潜力巨大的投资项目。一旦它们建立起助人为乐的口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能人主动找上门来，也给他们提供了降低风险、提高投资成功概率的机会。美国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批敢于冒险的投资团队，与其制度设计和金融市场深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腰缠万贯的企业家把自己的大量财富世袭给自己的后代，造成未来扼杀美国经济活力的“机会不平等”问题，那么，美国经济的繁荣就会昙花一现。为此，美国政府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财富世袭的不良行为。当然，在“拦堵”可能出现的不良资金配置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设立可观的税收优惠机制来“疏导”资金进入扶持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创新的活动中。这也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二是来自于美国政府资金的扶持。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依靠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国家的研究部门进行新兴产业技术的研发和培育。而参与项目研发的大学教授和学生又能直接参与到创业和商业运作的活动中。在加上专利的申请没有任何的限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措施都十分到位，在这样的“产、学、研”结合的环境下，年轻有为的教师和学生都有很强的动力把自己平日的研究成果商业化。而这种动力使得他们从一开始投入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要把东西做到最好的愿望，而不会出现那种我们所担心的“拿国家的钱不做实事、没有突出成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