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光环的英雄:东北革命根据地农村参战军人战斗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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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连春堂——悲壮的战歌

连春堂,80岁,原四野40军165师494团班长,桦川县苏家店乡北山村人。1948年参军,参加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南下到湖南益阳参加土改和剿匪,曾担任班长、排长、团司务长,后在湖南军区汉寿大队复员。由于在战斗中患上精神病,被分配到佳木斯木材厂当收发员,后辞职回生产队当保管员和马夫。

(2006.5.18)

连春堂本人,看着是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可是,他是一位少见的对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有着不同于别人的作战经历的老战士。他一开始就将我的采访带到了令人心碎的战争苦难中,他整个叙述的过程,就是他挥泪哭述的过程。他在战场上因惊吓而患上精神病,因此他所讲述的内容缺少一些逻辑性,但是,他讲的故事情节却是那样真实细腻,让人感觉身临其境。最后在怀念战友的哭声中,他为我唱了两段战斗歌曲,这让人在振奋和激昂中,感到心碎和痛楚,更加为了那些壮烈牺牲的烈士们,为了当年浴血奋战经历了痛苦历程的战士们而感慨激动。

连春堂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讲故事,他也并不是有意想讲故事,他的意识不由自主地就回到了那场最紧张最激烈的战斗中,也是令他一生痛苦煎熬的往事中……

“南下到湖南益阳汉寿县剿匪时,有一天晚上熄灯了,我是排长,10点多接到区里来电话,说当地的土匪‘红枪会’出来在油岗镇活动。他们那里也没有弄清楚具体情况,也没有说多少人。我们接到‘情况’就得出发,不管怎么样,部队接到‘情况’就得去。我就带领我们驻守在那里的一个排的战士出发了。湖南北部都是水,小道很窄,人都走不开,就五里地走了半天才到滴水岩。这个时候太阳就出来了,到了油岗镇,进去一看,当地驻守的17名战士都被杀死在驻地的房子四周,那情况可惨了,都给杀得全身是血呀!”

连春堂的复员证,子弹壳是他在湖南剿匪时留下的纪念。

说到这里,他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停顿了半天他哭着接着说:“有好几个英勇不屈的战士被铁矛和竹子(做)的扎枪捅了七八个窟窿。我们直接跑出去追赶土匪,一过河距离油岗镇两里地就撵上了他们。我告诉一班长用机枪射击,这边还没有开打呢,那边土匪就开枪了。我们去的战士都是当地扩招来的新兵,才入伍十几天,还没有训练,枪都不会使,枪一响就都被吓跑了,就剩下我们四个人。土匪这个时候出来有好几百人,把我们四个人打分散了,我们一边打一边往一块聚,土匪把我们圈到了湖边上。四个人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了,一个机枪班长、两名战士,还有我。我们打‘倒班’,一个在前面掩护抵抗,后面人撤退,然后另一个人接替,继续掩护,就这样一个换一个撤退。土匪成帮往上涌,我使用的手枪没有时间压不上子弹,我的裤脚子都被扎枪刺穿了,要是我慢一点就没有命了。由于有机枪掩护,我们最后才撤退到镇子里。到了镇子里被困得三天水米没打牙,电话不通,我们不敢出动,我们在城外的水壕里放满水,土匪就打不进来。我们正为难的时候,第二天六区的战士来支援了,我们远远看着增援部队上来冲到敌人堆里,我们在城墙上看得很清楚,所有人都高兴坏了,觉得这枪声都不一样了。带队的解放军排长指挥机枪开打,就听机枪突突响了几下,没声了。我说坏了,机枪不好使了。原来,他们带了一挺日本歪把子机枪,却没带油壶,机枪没法上油,打几下就停了,结果来增援的战士被敌人反攻打死好几个。第三天,元江分区过来了一个团来增援,结果其中有很多新兵,刚刚入伍,战斗力较弱,增援部队伤亡很大。到了第四天早上3点多钟,我们老远就听炮声隆隆,而且越来越近,就看南北大炮齐开花,一会儿大军就包围了南北河沿儿。司令员下令,严惩那些誓死与人民为敌的土匪。就看‘红枪会’的土匪被部队撵得四处逃窜,我们也从城里冲出来配合增援部队清剿土匪……”

虽然连春堂的讲述都是自己质朴的语言,可是听起来令人非常揪心和震撼。我一再询问引导,连春堂才理顺出了他的战斗经历。他是1948年参加的四野40军165师494团,并当上了班长。他先参加了辽沈战役,后来南下到湖南益阳参加了土改和剿匪。说到辽沈战役时,他又激动得哭了起来。

连春堂接着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南下过黄河,在过一个铁索桥的时候,他就像红军过泸定桥那样,攥着铁索链倒着爬,后来被敌人的飞机轰炸,掉在二层网里面。有一次他在看红军过泸定桥的电视时,激动得号啕大哭,还为此犯了病,好长时间才痊愈。在给我讲述战斗经历的时候,连春堂就是这样哭述到最后的。

“我们晚上攻打吉林东南的团山子,那可费劲了,小山不大,障碍物可多了,都是一层层的铁丝网和绊脚桩。我们分三个部分包围,然后向上进攻。山上全都是碉堡,可不好打了,敌人都是火箭炮,连炸带烧,先上去的一个营,都被烧死了,那人烧得光溜溜的、糊了巴唧的、黑黢黢的,就下来一个排长。后来我们都轻装上阵了,把衣服都脱光了,裤衩都不穿,因为那火箭炮打哪儿哪儿着火,一划拉就浑身烧起来。我们浑身一个布丝都没有,肉皮子烧着了,就抓一把土盖上,这样才烧不透,即使这样还烧伤不少人呢!冲到山上,爆破敌人的碉堡时,上去一个团的兵力,吹着冲锋号,都拿爆破筒一批批上,一个团都打没了。”说到这里,他大声哭喊着说:“冲到山顶一看,那人死得可多了,瞅着都能气死你呀!这有多少人能扛得住这么伤呀!事先谁也没有料到敌人的火力有这么猛,没想到死这么些人哪!大伙心里都特别难受,可心里难受你跟谁说去呀!大家都难受得哇哇大哭!”

“打四平最艰苦,师指挥部下令,凡是干部都冲在前面,我们团长和营连长都在前面带头冲。攻城打四个门,一点点往里挤,一次次往里攻打了好几悠(次),但兵力少地盘占不过来,冲进去的解放军到十字街左右分开打,第二次进去在大街上平推,第三次就打到街道巷子里去了。敌人都躲在地洞子和房子后,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敌人的火箭炮很厉害,打死烧伤了很多人。冲进去就打交手仗,杀不死就往里冲,可着街往前推。进去的人死的呀!脚下踩着都啪嗒啪嗒的,都是血水呀!”说到这里他哭得不行,泪流满面,用毛巾擦了好几次眼泪。忽然他抬起头,大声哭着说:“死的都是好人哪!他们都比我强,都是我最好的战友,他们比亲兄弟还亲哪!我现在老是想他们,你就是想谁也不是白想嘛。我们团长,头天晚上结的婚,没等天亮就受了重伤,下战场到现在也不知道死活。我冲到街里的时候,就被枪打在了后腰上,后面哗哗淌血,我就觉得浑身打冷战直哆嗦,也不知道受伤了,还端着枪冲锋呢……”

“辽西战役(辽沈战役的一部分)打得更惨,都打混在了一起,就像棵白菜心似的,中间是敌人,外面是咱们,一圈圈包着打,包围的方圆有150里地,打了整整一个月。黑山阻击战时打得都是‘死倒班’,就是一个团的兵力,一个营先到阵地前沿上打7天,然后换下一个营打,前后倒班死守硬顶不丢阵地,打得好几天都吃不上饭。敌人的炮火很硬,转圈大小炮打,遍地都是被打死的人。那地方沙子地多,都是干河床子,冲锋的时候脚下一踩,露出的都是脑瓜子、脚巴丫子还有胳膊,场面太惨了。”

连春堂哭着给我讲述战斗故事的时候,每当他哭得讲不下去了,就会说:“我给你唱首歌吧,我难受得受不了的时候唱个歌就好了。”他唱的是当兵时部队的歌曲,可刚开个头就哽咽着唱不下去了,他说这个时候他最想部队和战友了。他稳定了好半天,才又接着唱了下去。他唱的第一首歌是《打四平》:

攻打四平,四平修得好哇,

城里有碉堡呀,城外有水壕呀,

国民党说大话,八路打不了呀,

国民党说大话,八路打不了呀。

我们首长调来一纵队呀,

野外摸四平呀,人人都高兴呀,

机枪扫呀手榴弹扔呀,我军去冲锋呀,

机枪扫呀手榴弹扔呀,我军去冲锋呀。

老人家满脸的泪水,呜咽地歌唱,歌声竟然如此嘹亮和悲壮。他哭着唱,唱着哭,悲怆的歌声震撼了一个屋子的人。我抹了一下脸上的泪水抬起头,这时我才发现他家的外边来了那么多的人,而人们都默默地低着头在倾听他的哭诉,前面几个孩子的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连春堂先后被抽调当了营里和团里的警卫员,一直升至团里的司务长,相当于副营级干部。他称这个工作为“值星”官。由于他一个大字不识,经常出现亏空,没有办法,他就把自己的津贴全部都搭上了。他几次要求调动,团长都不同意,后来还给他配备了一名会计作为辅助。他自己很苦恼,常说,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1953年由于连春堂病情严重,他在部队休养了很长时间,原来的副营级干部一职已不能胜任,部队就保留了他班长的职务准予复员。他被分配到佳木斯木材厂当警卫,在收发室工作时也会发病,会把所有信件和报纸都扔了。由于他经常犯病且文化水平不高,无法胜任工作,最后,他决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在生产队当保管员。再后来,保管员也干不了,就当了饲养员。

连春堂在部队经常发病。他说,就是在湖南汉寿和“红枪会”战斗的时候,由于高度紧张和惊吓才患病的。他老伴说,他一发病就整天唱部队歌曲,逮着谁就把谁当土匪揍,半夜里经常突然惊醒,逮着什么拿什么,嗷嗷喊叫地打仗冲锋,瞪着眼珠子两眼冒寒光可地愣跑,六七个人都拉不住。

连春堂复员的时候,部队给他定了残疾军人等级,后来在换证的时候他的精神病记录被转没了,他嫌麻烦也没有去找,近几年民政部门给他落实了政策,他才享受了残疾军人待遇。他说,自己精神不好,怕人家不相信他,再说,打仗也不是为了钱打的。

在生产队的时候,连春堂家里有八口人,口粮不够吃。他大儿子13岁就下地干活了,几个孩子都没有上完小学。他和妻子有三个孩子,有口粮地4.3亩,目前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讲述战斗故事的时候是哭诉着讲完的,而讲述自家生活困难的时候他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哭。只是在说到“毛主席没了”的时候,他又难过得哭了。

连春堂原来的住房给老儿子结婚用了,他和老伴就住在大房边上的下屋中。房子陈旧漏雨,他指着天棚上的大窟窿说,上次下雨漏的,用塑料布苫上了也不管用。外屋漏雨更厉害,上面都看着天了。

乡民政助理经常帮助连春堂,冬天还给他送了一车煤烧火取暖,直到春天都没有烧完,连春堂一天要盖好几遍,生怕让雨水浇了不好烧。

我临走的时候,老人家是一路哭着送我出来的。他说我是这些年第一个采访他的人。他难舍难分地哭着一再问我:“你什么时候还来呀?你就是我们部队上的人!”我心里十分难受,有些受不了这样的场面,我出门开车冲了出去。当我把车开到门外的时候,回首一望,眼前的情景让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泉涌般的泪水噎住了我的喉咙,我拿起相机,拍摄下老人挥泪送别我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