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中亚研究成果评估
——以1996—201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心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中亚研究成果丰硕。对此，许涛、孙壮志、肖斌等诸位研究者已对此做了深入的考察。这里运用上文构建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对中亚国家独立以来30年国内生产的区域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评估。根据笔者的初步观察，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涉及中亚研究的成果主要采用了客位视角，故下文的评估就优先考察采用客位视角的研究成果，然后再对基于主位视角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由于中亚区域研究成果甚多，本章对中亚研究成果的评估将选取1996—2019年国内通过的中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样本。之所以选择博士毕业论文作为评估的样本，主要是因为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博士生培养的最终成果，其构成是对博士生的基础知识、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写作功底等素质的综合检阅。经过至少3年时间的钻研和写作，再经过评审专家的考察，已获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博士论文不仅需要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反映出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积累程度，而且还体现了各自国家中亚问题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往往代表着学术界研究某一问题的较高水平。其次，现有对中亚研究状况进行评估的成果，所选取的样本要么是公开发表的学术专著，要么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为避免重复，本章选择博士毕业论文作为考察样本，一方面可与现有评估进行区别，另一方面也可验证此前评估得出的观点或结论是否正确；最后，现有评估研究成果均注意到了中亚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后继乏人。如孙壮志指出，国内“年轻的中亚问题专家储备比较匮乏，目前的中亚问题研究领军人物依然是以20世纪90年代成名的专家为主，普遍年龄偏大，被国内、国际都认可的年轻学者比较少”[30]；而许涛等则指出：“中亚问题研究学术梯队建设尚难满足国家层面的需求。随着中亚地区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提升，专门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人员的数量和政策研究需求不相匹配”。[31]而肖斌通过翔实的数据总结到：“从学术期刊和博硕士论文的数量来看，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人员相对数量虽然呈倍数增长，但只有191名研究者的成果认可度高，其中长期从事中亚研究的仅占56.5%”。根据这一统计，国内专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仅为约108人。[32]从博士论文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再次审视和验证上述观点。[33]
（一）国内授予的中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整体状况
经过对“中国知网硕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梳理，本章共收集到国内在1991年至2019年年间通过的190篇涉中亚议题博士学位论文。这190篇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通过在“中国知网硕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查询以“中亚”“里海”“上海合作组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作为关键词搜索得来，但剔除了其中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相关学位论文。[34]尽管我们将检索时间限定为1991年至2019年，但国内通过的中亚相关博士论文实际上迟至2000年才开始出现，[35]这主要是因为1991年中亚五国才获得独立。尽管1991年之前国内就有不少中亚史的研究成果，但将中亚五国视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对各国内政外交开展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则是在1992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36]不仅如此，这些早期成果在介绍独立后中亚五国的状况时，往往将它们置于与苏联延续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讨论。真正对中亚五国独立后状况进行研究或集中梳理的成果，大约到1996、1997年才密集出现，[37]而且开展这些研究工作的大多是此前研究苏联问题或中亚史的知名学者。此前的积累，为他们介入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储备和学以致用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国内早期的中亚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各自为战，还未形成学术体系和研究梯队，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大多取决于研究者的特长和兴趣；二是多数集中于历史、文化等纯学术领域，尚难形成基本的实用研究面；三是对中亚当代问题几乎没有涉足，对中亚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似乎还难以从对苏联的整体研究中独立出来”。[38]显而易见，早已成名的研究者尚且较少系统研究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状况，考虑人才培养的周期为3—5年，因此，直到1997年左右才有学生将中亚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于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也就变得容易理解。至于截至时间设为2019年，主要考虑到2020年国内授予的学位论文尚未上网，所以无法获得相关信息。
通过使用Ucinet软件对1996—2019年国内通过的中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可以发现这些论文主要关注议题的大致分布状况（见图1.1）。整体而言，大国（包括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等）的中亚政策、各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合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亚国家的对外交往及其对地区合作机制的态度及参与状况、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趋势、中亚各国的治理模式及其对外部威胁（如西方推行的“民主推进计划”、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等）的应对、中亚的宗教形势和恐怖主义、中亚矿产资源的开发（尤其是里海石油、天然气）及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中亚国家与其周边国家开展的经贸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所开展的合作等议题，在中亚博士生选题过程中尤其受到青睐，相关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总量占据了样本总量的80%左右。国内通过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集中的状况，总体上符合研究者通过对公开发表的著作和学术论文选题特征的总结。如孙壮志总结到：“学者们更多研究中亚政治、安全与外交问题，特别是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大国在中亚的竞争、合作等。对中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深层的问题关注较少”。[39]肖斌也认为，中国中亚研究在议题上存在的首要特征是“重政策趋向，轻基础性研究”。[40]由此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同样受到学术界公开发表成果选题倾向的影响，由此导致中亚研究具有重政策需要、轻基础研究的明显倾向。下文将从本章提出的分析框架入手，简要分析这些博士学位论文在观察视角和研究主题上的表现。
图1.1 国内1991—2019年通过的中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分布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二）基于客位视角的中亚区域内博士学位论文
所谓中亚区域内的研究成果，本章特指对中亚五国国内与涵盖这五个国家的中亚区域状况的研究成果。这类成果在1991—2019年国内通过的中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大约占到了10%，其中大多数成果采取的观察视角是客位视角，即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角度考察中亚国家的转型进程及相关具体议题。大体而言，此类成果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中亚五国的政治转型及对个别国家探索建立自身特色治理模式（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模式”）的评析、各国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如面临来自西方要求其建立西方式“自由民主”政体的压力，以及西方国家对可能带来政权非正常更迭的“颜色革命”的支持等）；[41]中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及其演变趋势（如特定国家的贫困问题、对不同中亚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其采取的社会政策之间进行比较分析等）；[42]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宗教复兴情况（如伊斯兰教的政治化问题等）或特定地区的宗教信仰文化情况（如帕米尔地区的宗教文化等）；[43]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如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发生的族群冲突）、特定国家实施的民族政策（如塔吉克斯坦的汉语教学状况，哈萨克斯坦电影与民族构建之间的联系等）、特定国家中某些民族的语言问题；[44]部分中亚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决策机制，[45]等等。毋庸置疑，这些学术论文对于人们了解中亚五国的转型进程及其中涉及的诸多重大问题均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事实上，作为一篇学位论文，研究者基于“局外人”的视角将其所研究的议题能论述清楚且有一定的学术创新，即符合一篇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不过，当我们结合中亚五国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现实进程来看，国内涉及中亚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整体上存在明显缺失。我们可以从研究主题和观察视角两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从研究主题来看，中亚五国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远远超出了目前国内中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所包含的内容。例如，就政治领域的研究而言，需要关注的议题包括：中亚五国在政治转轨路径存在哪些差异，以及为何会出现这些差异？各国所确立的政治模式有何异同，以及为何有这些异同？中亚五国政治模式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和苏联时期的政治治理模式之间有哪些延续，又有哪些变化？中亚五国的统治者和政权是如何确立起自身的合法性的，这种合法性与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为何有的中亚国家发生了内战（如塔吉克斯坦），而有的国家多次濒临内战的边缘但能成功避免内战（如吉尔吉斯斯坦1990、2010年两次发生了族群冲突但未滑入内战的深渊），而有的国家在30年的时间里较好地维持了政权稳定？在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中，部族、毛拉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各国政治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因素在不同的中亚国家是否有不同的体现或影响？各国如何应对国内兴起的可能挑战政府权威的社会运动或暴力行为，它们的举措是否有差异，差异又源自何方？为何在中亚五国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两次受到“颜色革命”的冲击，而其他中亚国家则有效维持了稳定？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中亚国家权力交接的问题，中亚五国形成了几种权力交接模式？为何在权力交接之前出现各种围绕权力交接可能发生严重动荡的预言或推测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中亚国家如何保障权力交接的稳定？中亚各国一致推进的民族国家建构事业举措和成效是否有差异？导致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既有研究成果在解释世界各国民族政策过程中所作的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两分法能否准确地把握中亚五国的民族政策并有效地解释中亚五国民族政策的异同？等等。诸如此类的议题，亟需中亚学术界通过深入研究予以回答。事实上，这些问题中的许多议题均是很好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当然，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学术界，可以发现其中部分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然而，这里只是浮光掠影式地简单提炼了数个攸关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研究议题。与此类似，其他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等——中同样有许多迫切希望得到人们关注的议题。而就目前国内通过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而言，这些丰富多样的议题尚未进入博士研究生的选题视野。这令人感到遗憾。
而就观察视角而言，目前有关中亚区域内状况的研究成果大多采用客位观察视角。毫无疑问，采用客位观察视角对于相对“客观”地把握中亚各国的发展状况和转型历程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作为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在研究中亚问题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外人”，故他们在观察各国的转型进程时采用客位视角具有不容否认的合理性。此外，中亚五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同，整体而言对域外研究者开展研究不太友好，如土库曼斯坦较为封闭，这意味着我们在开展中亚研究或对中亚五国进行分国别研究时仍面临不少障碍。这种障碍首先是来自于资料获取的困难。诚如孙壮志指出的，中亚研究之所以对中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传统等问题关注较少，其“原因主要是中亚国家公布的数据不完整，到中亚进行实地调研和资料搜集存在不少困难和障碍”。[46]尽管如此，相较于2000年才通过2篇中亚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而言，2018年国内通过了18篇。因此，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国内博士研究生对中亚问题关注增多的趋势的确比较明显。然而，当我们进行横向比较时，这一进步的显著性就会遭遇质疑。同样面临实地调研和资料搜集的困难，美国在1996—2017年共通过了341篇涉及中亚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47]美国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虽然在关注议题上更为广泛和具体，但就观察视角而言，其使用客观观察视角的论文所占比例要远低于国内通过的博士论文。[48]本书认为，过多地采用客位视角研究中亚各国的转型和五国的内部互动，很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看法，长此以往，很有可能形成对中亚地区的偏见和误解，正如西方研究者基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偏见，习惯地构建起一套有关中亚地区的“危险话语”一样。[49]
（三）基于客位视角的中亚区域关联博士学位论文
此类成果是研究者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姿态分析和讨论中亚国家与域外国家的互动和关联。苏联解体之后，中亚五国以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走向世界舞台，迫切需要通过融入国际体系以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域外大国而言，无论是由于受到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关于中亚构成欧亚“心脏地带”等相似观点的影响，[50]还是为了中亚地区存在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或者是为了可以牵制其他大国拓展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它们均积极地介入中亚地区的事务，并致力于发展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中亚国家渴望加强国际联系的需要，与大国希望通过必要的投入以提升在中亚地区的地位两相结合，共同促成了在中亚地区形成一种大国在该地区开展激烈竞争的“新大博弈（the New Great Game）”局面。对于“新大博弈”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开始，迄今相关成果层出不穷。[51]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大博弈”的广泛关注，自然会反映到中外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之中。当然，大国之间的“新大博弈”只是中亚区域关联研究的一个方面，与后者相关的其他议题包括：大国（如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或超国家行为体（如欧盟、欧安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实施的中亚政策、这些行为体彼此间的竞争与合作态势、中亚国家与这些行为体的互动、中亚国家对域外国家提出的合作倡议所作的反应、域外大国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发展状况及中亚国家对这些机制的参与等。
可以发现，基于客位视角的中亚区域关联博士学位论文占到全部学位论文的约80%。[52]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意味着国内相当多的博士生将研究大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具体而言，这些博士学位论文讨论了大国之间的争夺与合作（如中俄之间、中俄美之间、美俄之间、中韩之间等）及不同国家之间中亚政策的比较（如中美俄），美国的中亚政策（包括战略、援助、民主推进、地缘政治等），俄罗斯的中亚政策（涵盖单边、双边、多边等多个维度，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中亚国家与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或机制之间的合作（包括中亚国家的能源输出战略和能源管线政策，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互动[53]等），大国围绕中亚能源能开展的博弈，历史上和现实中中亚国家与其邻国在文化、民族、语言、经济、宗教等方面开展的互动，涵盖中亚国家的地区性合作机制（如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与中亚成员国的参与（如哈萨克斯坦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参与上合组织的过程与动机），中亚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如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油气合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边疆安全治理、打击“三股势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知识产权合作、“软实力”外交、跨文化传播、汉语推广、互联互通、跨界民族问题等）及中亚形势演变对中国发展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边境贸易、能源金融合作、高等教育合作、农业经贸合作、金融合作、矿产资源开发合作等），重点探讨了中亚国家对上合组织的参与情况（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及上合组织本身的发展进程和前景（如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贸易便利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能源合作的法律建构、上合组织所推崇的区域合作观念的演变等）。
显而易见，同样是基于客位视角，国内博士学位论文对中亚国家对外交往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中亚国家内部转型进程的关注。而就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成效而言，由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中亚国家对外交往的过程，关注的议题也相当广泛，故这些成果所带来的成效也是相当明显的。而博士研究生之所以热衷于研究中亚国家的对外关联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国内外学术界或多或少地受到中亚研究中“新大博弈”话语的影响，此类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相当丰富，这为年轻人才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基础。此外，学术界的成名人物较多地介入中亚区域关联议题的研究，也容易在青年人那里产生示范效应。其次，中亚研究在中国的政治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而中亚国家的对外交往和域外行为体介入中亚事务的相关议题，较好地契合了国际关系学主要研究国家间互动模式这一学科特征，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从事国际关系研习的青年学子选择从该学科的角度探讨中亚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最后，中国在中亚地区拥有多方面的利益关切，如涉及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大国外交等元素。而中国学者历来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立志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言的使命感，这激励着研究者采用客位视角从多个维度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需要对中亚国家本身的外交政策和其他行为体介入中亚事务的举动和成效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同样乐于讨论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行为体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情况。无论如何，基于客位视角对中亚区域关联进行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既丰，理论视角也较为多元，有效地厘清了中亚国家对外交往和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时的诸多方面或问题。
（四）基于主位视角的中亚研究成果
在讨论了基于客位视角的中亚区域内、中亚区域关联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按理说应该分别讨论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区域关联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在目前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鲜有学术论文采用主位观察视角，兹举两例加以说明：一例是留学生完成的对吉尔吉斯斯坦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这属于基于主位视角的中亚区域内研究成果，[54]另一例为国内学生对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的研究——《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属于基于主位视角的中亚区域关联成果。[5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后者。相较于其他中亚博士学位论文，该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明确采用主位观察视角来探讨涉及中亚的关联议题。诚如作者所说，“本章以生意困境为论题研究的切入点，以跨国布料商人的生意过程为研究维度，采用实证分析和人文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经济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对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贸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对目前布料商人所面临的生意困境作了调查研究”。[56]事实上，该文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民族人类学研究成果，而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的使用，使该文成为了为数不多采用主位视角的区域关联学术论文。如果说区域研究的首要使命是提供关于特定区域人群认识其生活世界的“情境化知识”，那么此文同样属于典型的区域研究成果。采用主位视角研究中亚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之稀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中亚研究仍任重道远。与之相反，美国通过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在采用主位视角上却是常态，其中既有集中关注中亚区域内问题的学位论文，也有集中研究中亚区域关联的研究成果。即使是涉及中亚各国外交决策如此高度敏感的外交议题，也不乏采用主位视角的论文。[57]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中美两国的中亚研究至少在观察视角上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亚研究中采用主位视角的确存在不少障碍。一是中亚国家的开放程度有限，中亚各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相当繁杂，各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国际形象和致力于垄断知识而不欢迎学者开展田野调查；二是中亚各国尚未形成开放式的研究文化，通行的研究伦理在中亚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得不到普及，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研究者在采用主位研究方法时面临一系列障碍。[58]然而，客观条件的局限不应成为我们回避采用主位视角研究中亚问题的理由。正如孙壮志指出的那样：“研究中亚问题只靠第二手材料是不行的，要想成为真正的专家，一定要去实地调研。中亚地区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当地的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情况都很复杂，中亚各国独立后的政治进程、经济进程、人文领域的变化，需要学者去当地亲身感受和深入调研，不是看一两本书，去一两个中亚城市就可以成为专家的”。[59]这实际上是呼吁青年学子和学者在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主位观察视角，更多地学会透过当地人的眼光去看世界，无论是涉及中亚区域内各国的复杂转型进程，还是攸关中亚各国的对外交往或外部行为体对该地区事务的参与。而在当前诸多博士学位论文仅使用客位视角研究中亚问题的背景下，我们在研究中亚问题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结论即使不是一厢情愿，至少是不够全面或不够准确的。因为缺少对中亚地区民众有关国家转型、外交关系等重大议题自我认知的深入了解和精准把握，我们充其量只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和意愿搭建了一个有关中亚地区形势发展和外部行为体参与该地区事务的理想场景，不免带来隔靴搔痒的无力感和逼仄感。既然美国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主位观察视角的不在少数，那么在倡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极大地激发了区域研究热情的当下，国内的年轻学子应更有动力和压力在学术研究中采用主位研究视角，以生产出更多具有原创性的中亚情境化知识和普遍性知识。
更重要的是，采用主位视角及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对于一篇创新的博士学位论文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篇优秀博士毕业论文的首要衡量标准是知识创新的程度或多寡，而不是重复或佐证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观点，或者只是对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进行观点的扩充或结论的证实。这里绝对不是否认国内通过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其或多或少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点；然而，至少就1991—2019年中亚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主题和观察视角上的分布来看，它们仍与人们对区域研究的预期有不小的差距。国内涉及中亚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关注区域关联议题，尤其是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合关系及中国—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但较少系统、全面地研究中亚区域内部的议题，如各国的转型进程及彼此间的差异与关系等，这意味着我们对中亚内部复杂性和中亚国家转型进程艰巨性的把握仍有许多不足；更严重的是，研究中主位视角的缺失，意味着我们对中亚问题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位”的，而不是“在场”的。[60]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资料获取的困难和前往中亚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面临的不少障碍之外，中国学术界在苏联解体之后集中关注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的学术“路径依赖”、苏联解体后俄语人才相对缺乏、原本具有良好积淀的中亚史研究后继乏人、国际关系学逐渐成为人们研究中亚问题的主导性学科视角、学科评价和人才评价机制存在“重量不重质”的缺陷、研究者（即使是首先以获得博士学位为第一要务的青年学子）本身怀有为国家对外决策服务和提供智力支持的热切期盼等因素，均为国内中亚研究的“缺位”作了各自的“贡献”。以上这些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中国的中亚研究（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很有可能将持续维持“缺位”状态，很难“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