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研究:理论基础与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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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构建新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

区域研究的主要使命是提供情境性知识,这是我们对一个具体区域研究成果进行评估的基础。在人们的传统理解中,区域研究中的区域主要指的是“地球表面的特定区域,居住其上的人口所承载的文化既有充分的同质性(sufficiently homogenous)和独特性,足以构成一个具体民族志研究(ethnological studies)的目标,同时也能够显著地揭示出足够的内部差异(sufficient local)面向,以致对内部差异开展比较是值当的”。[15]显而易见,由于对地理或文化范围的理解有所不同,人们对区域研究中特定区域的认知往往难以达成共识,这意味着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的话语建构的特征。在研究方法上,区域研究特别强调的是民族志研究,即通过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方式获得关于特定区域的第一手信息或知识;与此同时,区域研究还强调区域内比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把握同属一个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异同。[16]此外,区域研究还特别重视对特定区域人群生活世界的研究。如有学者指出:“一个‘区域’不过是一个跨学科的集体体验单位(cross-disciplinary unit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该单位能通过在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及其他生活领域的复杂互动而得到识别”。[17]这也是为何区域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视角的主要原因。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特定区域的了解不再局限于对特定地区人群的文化的研究,而是拓展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等诸多领域,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学科介入区域研究中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区域研究内在地要求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如荷兰莱顿区域研究所认为区域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生产路径……它是区域专长和人类学与社会科学的动态综合,依赖于对学者所处方位的敏感性和批判性反思,强调区域研究不仅是数据的来源,而且是理论和方法的来源,并对学科所宣称的普适性提出挑战。区域研究本质上是多学科性的,以此来检验学科之间的边界,而且也是比较性的,以此把为何、如何以及进行哪种比较视为理所当然之事”。[18]尽管区域研究者们都希望能将其生产的情境化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但客观而言,实现这种转变非常困难。[19]

基于对区域研究性质与研究议题的上述判断,我们大致可以明确用来评估区域研究成果的相应参数。著名区域研究者、柏林洪堡大学亚洲与非洲研究所教授文森特·霍朋(Vincent Houben)结合莱顿区域研究所对区域研究性质所作的界定,提出一种“新区域研究(new Area Studies)”的范式。该范式认为,区域研究应该以一种系统方式回答涉及区域研究的四个基本问题:一是主体(who),即研究主题;二是地点(where),即研究区域;三是方式(how),即研究方法;四是原因(why),即研究依据。[20]研究主题涉及“什么或谁”的问题,研究区域回答的是“哪里”的问题,研究方法针对的是“如何”的问题,而研究依据则尝试解答“为什么”的问题。当我们在研究特定区域的过程中,研究区域是指“一种灵活性的语义工具,可以允许基于空间的分析,而不再像传统的区域研究一样对区域所持有的理解”,即将区域视为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空间容器”,[21]而且还可以根据研究议题的需要,从地方、跨地方、区域、跨区域、国家、跨国家甚至全球等多个层面切入对所关注的区域展开研究。就研究主题而言,区域中的研究主题“是开放的,因为区域研究在原则上涉及人类体验的方方面面,而不局限于现实的某个特定方面”。就观察视角而言,霍朋认为“观察视角对于任何科学探索和使区域研究区分于其他学科而言均至关重要。其他学科对研究对象往往采取一种由外而内的视角,运用有限或确证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客观分析。区域研究则采用自内而外的视角,因为其研究过程始于对现实和特定空间人类的再现”。就认识论而言,霍朋区分了追求普遍知识与特殊知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路径。基于这两种理想类型,不同的学科在认识论上居于特殊一段、普遍一段的连续谱上。如“各学科寻求多样性中的普遍性,而区域研究则强调全球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具体而言,“从普遍性一端开始,基于研究领域存在一个立场序列(sequential range),即从普遍性一端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再到社会学,然后到历史学,再到人类学,最后到位于特殊性一端的区域研究。就此而言,各学科与区域研究所处位置有异,但经由认识论链条仍然联系在一起。”[22]

文森特·霍朋提出的由研究主题、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研究依据所构成的“新区域研究”范式,能为我们构建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提供必要基础。这是因为“新区域研究”范式涵盖的四方面主要内容,涉及区域研究的主要一般性问题。不过,为了对学术界围绕特定区域特定时间段内研究成果进行评估,我们有必要对霍朋的“新区域研究”范式进行必要的改造。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评估的区域研究成果对象是明确的,那么研究区域的指向也就被限定了。如我们要评估东南亚研究或中亚研究的成果,研究区域就是东南亚或中亚。再者,就方法论而言,如霍朋所言,区域研究所采用的认识论往往居于“普遍—特殊连续谱”中的特殊一端。虽然不同的成果在具体认识论上有或多或少的区别,但即使是具有普遍性知识贡献的成果,由于是基于特定区域的特殊案例,依旧有不少的特殊成分。故在评估时,成果在认识论上的区分度不会太大,如此似乎也没有太多必要将研究认识论作为评估的重要依据。如此一来,在评估特定区域研究成果的进展状况时,可将观察视角和研究主题作为评估的两个基本维度。根据研究主题,可将区域研究成果区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的领域,也可较为粗略地划分为区域内研究与区域关联研究。所谓区域关联研究,实质上是考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当今这个世界已是“地区构成的世界”,[23]地区与地区之间、区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联系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强度越来越高,这种联系甚至构成影响任何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自21世纪重新兴起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反思以来,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要对区域国别问题开展流动、跨界、关联、跨区域、“十字路口”之类强调区域之间联动的研究。[24]这些呼吁反映了全球化或区域化力量的强大,以及人们对区域内外流动性增强的敏锐意识。不过,出于评估的便利,本章根据研究主题将区域研究成果区分为区域内(包括区域内各国别)成果与区域关联成果(主要涉及外交及该区域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除了研究主题,事实上还可以从观察视角的角度来对区域研究成果进行区分。不过,按照霍朋对区域观察视角的阐述,区域研究仅采用一种“自内而外”的视角,而其他学科则采用“由外而内”的视角。显然,霍朋的这一判断过于武断。这是因为,区域研究既可以采用“自内而外”的视角,也可以采取“由外而内”的视角。用人类学研究、跨文化研究或跨文化心理学的术语来讲,“自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的视角分别被称之为主位研究(emic)与客位(etic)研究,前者“致力于用本地人自身的视角来描述特定文化”,而后者则“尝试用一种外部的、一般化的标准来表述文化之间的差异”。[25]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研究与主流学科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主位研究强调对被研究对象对自身世界观、文化、理解、解释和话语等方面的重视与尊重;客位研究则突出研究者自身的感悟,尤其重视研究者基于自身研究能力和研究素养开展的理论构建和经验解释工作。换言之,主位研究“旨在记录能对任何一种被研究文化中的行为进行描述的有效原则,包括将人们自己视为有效和重要的东西纳入考虑”;客位研究则“在考虑所有人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跨文化的一般性通则,其目标是理论构建”。[26]正如各学科在认识论上是一个连续统一样,作为观察视角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统,从较为重视文化主位到较为看重文化客位,其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那些趋向文化主位的研究者称为‘发现型’,趋向文化客位的研究者称为‘验证型’。前者认为,研究者的任务就是了解被研究者的行为和想法,并对其进行描述和主位的解释;后者则更加看重研究者本人的观点和分析视角,从自己的理论假设出发对原始资料进行论证”。[27]由此可见,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它们承担不同的功能:前者重在如实反映特定地域人群的自身认知;后者则是研究者出于追求普遍性知识而对特定区域所作的具有客观、中立等特性的分析。

至少就区域研究而言,因其具有浓厚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特征,故区域研究内在地与主位研究具有亲缘性,这尤其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为了真切和深入地了解特定区域民众的生活世界,主位研究倡导在研究区域时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特定区域民众自身记录的文本或相关研究成果)等质性研究方法;而客位研究方法,则涉及主流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形式模型、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以及文本分析(学术界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成果或资料)、比较研究、案例分析、过程追踪等质性研究方法。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两类观察视角所对应的研究方法并非泾渭分明。不仅如此,无论主位还是客位研究方法均有自身的缺陷,如“主位说明由于基于民族志观察(ethnographic observation),因此往往因为不同报告之间的矛盾且易接受文化局内人的误导(misconceptions)而影响到其可信性;而基于调查数据的客位说明,往往因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距离而易遭到弃用,这种距离会导致被研究者对研究者所提问题不敏感”。[28]两种观察视角各有短板,意味着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诚如陈向明所言,“在主位和客位之间(可以表现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文本与读者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意识与经验之间)的互动和协调是产生理解和生成解释的必然途径”。[29]实际上,任何高明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均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合作”、协同“创造”的产物,既离不开研究者对区域研究对象生活世界的敏锐把握,也离不开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知识积累、研究技巧、研究方法等能力的运用。不过,就对于区域研究成果的评估而言,我们依旧可以大致识别出相关研究成果所主要使用的观察视角,并将之作为评估区域研究成果的区分依据(见表1.1)。

表1.1 基于主客位观察视角的假设及其研究方法

续表

根据研究主题可区分为区域内研究和区域关联研究成果、观察视角可区分为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大体而言,区域研究成果可区分为四类,即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在区域研究中,这四类研究成果均不可或缺。首先,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有助于较好地把握特定地区国家或人群的生活状态,以及国家构建的历程与得失、民族政策的演变与影响、人们对社会变迁的感知等重要问题,尤其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考察该地区民众对这些问题的自身感受和认知;其次,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可以分析特定区域国家民众对国家对外交往情况的感知,尤其是各国精英与民众在涉外问题上的认知情况和决策过程;再次,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则涉及研究者如何认识特定区域国家或民众的生活状况,它可以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历史等诸多领域;最后,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主要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考察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关联,包括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劳动力、观念等方面内容的交流和互动情况。大体而言,相对于人们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和分析涉及特定区域的既有文献而言,本章提出的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区域研究成果的成效和不足,而且还可以顾及区域研究非常重视的基于主位视角的研究成果,这体现了区域研究同时负有生产情境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的双重使命但优先贡献情境性知识的特征,从而使其满足成为一种“内生评估”的要求(见表1.2)。

表1.2 基于观察视角和研究主题的区域研究评估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这四类研究成果的区分均属于理想类型,因为不同成果在观察视角和研究主题上很难进行非黑即白的区隔。正如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难以区分一样,区域内研究与区域关联研究同样难解难分。不过,出于评估的需要,我们依旧需要识别区域研究成果主要采取的观察视角及研究者关注的主要研究主题,这是为了评估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下文我们将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国内的中亚研究成果进行评估,以明晰这些成果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不足。